二、残刻与异端：法家之罪孽

在法家评价史上更具有强大而深远影响力的一面，是历代儒门的思想家与文人学士对法家的批判史。他们认定法家犯有千古罪恶的种种言说，绵绵千载，史不绝书。随之而来的严厉诘难与谴责之声，也常常溢满天下。其最核心的一个主调，北宋的任广已高度概括为：“儒者谓法家曰刻者。”24而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已指出：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25

事实上，历代的儒者、儒生，是把司马父子、刘歆对法家的否定之词视为九鼎之论的。任广的概括，正是源出于司马谈所谓“恩绝”、司马迁所谓“刻薄”、刘歆所谓“刻者”之言。故而，除管子、子产因儒门宗主孔子略有嘉许而稍得一些后儒的宽容与褒美之外，其他法家诸子，如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以及汉代的晁错、桑弘羊等等，一向被儒林普遍厉评为“以惨刻为心”之辈、“流于深刻”之徒，26讥其最终不是君灭国，就是己亡身，甚或二者兼而有之。如《盐铁论·非商第七》记录，“贤良文学”说：“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27南朝的刘勰说：“至于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28又如陆游所云：“申商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颠覆。”29总之，历朝历代，不少儒者、儒生对商君、韩非、李斯之死，时常显出幸灾乐祸的心态，或者加以奚落嘲笑，以警戒世人。明代胡应麟对此有一个总结：“法家自商鞅、邓析、韩非皆不得其死，故后人以为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杀身之道……。”30可以说，法家“不得其死”的言论，几乎贯穿于一部法家批判史。

不少学者士人，从儒家学说尤其是政法理想出发，倾向于揭露法家治国之术的严重毒害。例如，东汉王充的《论衡·非韩第二十九》（全文见本章附录）认为，韩非专任法度、刑治，而弃道德、废礼义，为害甚大。王充云：“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31北宋张耒将商鞅之术归结为“亡国之术”：“夫欲求近功，则必出于深刑、痛罚、毒石、恶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祸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术，是亡国之术也。”32南宋吕祖谦也于《宣帝》一文（全文见本章附录）中抨击“申韩之害，流毒后世”。33还有叶适，其著述本来就杂有法家言，但他也将王政之坏归罪于法家：“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鞅、斯。悲夫！”34又云：“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35此类评论，不胜枚举。

最极端且最富于人身攻击的抨击言说，则非北宋的苏轼莫属了。苏轼一方面在《韩非论》中说商、韩两人的学说“乱圣人之道”，以致“天下被其毒”36，另一方面，他又在《商鞅论》（全文见本章附录）中大骂商鞅、桑弘羊，称商、桑二人“如蛆蝇粪秽”。他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其原因就在于：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37

再从法家的思想层面看，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法家、儒家、兵家等“皆治世所有事也”，且法家居第三，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家类》中，先秦法家之书已有被“放绝”的意图：

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浏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欤！至于凝、所编，阐明疑狱；桂、吴所录，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义不同，用心各异。于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38

五代和凝、和父子同撰的《疑狱集》，宋代桂万荣、明代吴讷相继撰补的《棠阴比事》，均涉剖析疑狱之事，显然不是思想性著作。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纪昀、翁方纲、戴震等人心目中，法家之属，一至于此。法家沦落的景况，亦由此可观。

而张之洞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劝学篇·宗经第五》中，则干脆说法家“无足论矣”：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

张之洞此说的背景和动机，就是“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39，难怪章太炎在1898年悲叹“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所直接针对的正是张之洞对法家的否定之论。

苏轼指责商鞅、桑弘羊“如蛆蝇粪秽”，近乎川人骂街的架势。而张之洞之论则揭示了法家所陷入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在儒学史特别是唐宋儒家“道统”学说形成之后，法家往往被视为异学、异端邪说或异端之学。这也是本章提及张之洞的缘由。

“异端”之说，最早见于《论语·为政第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论语集解义疏》和《论语注疏》均将孔子之意释为“禁人杂学诸子百家之书”。何谓异端？《论语集解义疏》曰：“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40南宋真德秀亦曰：“异端之名始见于此，谓其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也。”41自孔子后，孟子“距杨墨”，荀子“非十二子”，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至唐代韩愈建立道统，儒家不断倾力抵御奸言邪说、异端之学。韩愈的《原道》篇标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所传之道，

这个“道统”的确立，在中唐韩愈那个思想世界逐渐混乱和模糊的当时，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在于确立合法性（validity）思想的历史，把四帝二王周公孔子以后的正统性，通过孟子延续到当下，借助这种历史系谱建立正统思想的权威，即所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所传之道”。另一方面在于确立合理性（rationality）思想的历史渊源，由于孟子一系的思路是从内在心性向外在政治推衍，这样，主张内在心性与天理优先于外在政治的新思想，其正确的统绪或系谱也就自然接续。有了这种合法性与合理性，继承着孟子之道的韩愈，以及后来发扬这一思路和方法的宋儒，在这一历史系谱中，当然就有对于真理的独占权力。42

显然，这个“道统”所彰明较著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南宋杨万里所云：“异端乘之，韩子塞之。异端入之，韩子出之”43。由此，不仅了继承孔、孟、荀、董“攻乎异端”的精神，而且奠定了道统学说宗儒经、黜异学的思想传统。

按道统论，除儒家为正宗、正统、正道之外，其余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百家皆为异端。正如真德秀所说：“孔子既没，异端遂作，至孟子时盛矣。以司马迁所记，自邹衍、淳于髠、田骈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胜数。若申不害、商鞅辈，其害尤甚焉。”44他更认为，法家与纵横家苏秦、张仪一样，都是儒家正道之“贼”：

申、商、韩非，皆为刑名之学，而秦与仪则为纵横之学者也。商之相秦，废井田而开阡陌，以术欺邻国，而袭破其师。刀锯斧钺之刑横加无罪，临渭论囚，水为之赤，其惨刻少恩可知矣。申、韩之术大抵类是。而秦、仪以辩舌捭阖时君而倾乱人国，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贼也。以其所挟，往往徼一时之富贵，故后来之士企而慕之。……先王之道，暗不明，虽通达之士不免没溺于异学。45

元代吴海说法家诸书乃治道之“贼”：

道之不明，学害之也。学之不纯，书祸之也。……夫杨、墨、佛、老诸书，六经之贼也。管、商、申、韩诸书，治道之贼也。遗事外传，史氏之贼也。芜词蔓说，文章之贼也。窃意上之人有王者作，将悉取其书而禁绝之，然后读书者得以专其力于圣贤之言，精其志于身心之学，玩其意于国家得失成败之数，考其实于古今治乱兴亡之迹，如是则学正而道明，而书为有益于世。46

清初理学家魏裔介则曰法家“足以害道”：

夫阳宗不曜，则爝火争晖，时雨不沛，则灌溉尸利。圣人之道不明，则异端邪说群起而眩瞀天下之目，簧鼓天下之耳，蛊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后，如老、庄、杨、墨、管、商、申、韩、荀、杨，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为尤甚。47

以正道、正统、正宗自居的儒家，之所以视法家为异端、视法家思想为异学，其关键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家之道术、治法有悖儒家经义、礼教、纲常以及仁政、王道的理想。有的儒家甚至认为，孔孟之道与法家等等异端之学，是此消彼长、互为冰炭的关系。真德秀云：“大抵正道异端相为消长，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明，而奸言邪说得以诬罔民德、塞绝正理。”48元代郝经亦曰：“学有枝叶，披其本实，于是乎异端并兴，有老、庄、杨、墨、申、韩、仪、秦，百家众流，芜没秕稗，啁啾喧聒，不胜其弊，激讦烦厌，焚灭不足，至于坑戮，儒学几乎熄矣。”49所以，若要维护儒统、光大儒学，法家之学必须摒弃之，法家之书也必须禁绝之。正如南宋初期的史尧弼所云：“今天下皆知申、韩、杨、墨之为异端，而共击之。”50

为了攻击法家等异端之学，维护儒道正统，儒林中人有时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明代的王洪就告诫天下读书人，说学习异端之学会使人“聋瞽而狂惑”。他写道：“彼学异端者尤甚焉，譬之聋瞽之人，加以狂惑之疾也。斯学也，行之天下，使天下学者聋瞽而狂惑；行之后世，使后世学者聋瞽而狂惑。行之千万世，使千万世学者聋瞽而狂惑。噫！何其酷也。”51一个学子因学习异端之学而仿佛变得又聋又瞎、又疯又癫，的确是一件足够暴虐、恐怖的事情。设若如此，学子们对于异端之学必将心生恐惧了。

不仅如此，要弃绝法家，以防法家危害儒家道统，还必须将法家之学从“学统”中彻底排除出去。因为，“学统即道统也”52，不入“学统”，其实就是放绝，就是与道统隔断开来。“异端亦具气运，圣人灭他不得，只合以冷地处之，还以山川而皆治。”53而清初理学家熊赐履的《学统》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一本代表作。什么是“统”？主张“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熊赐履认为：“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54据此，《学统》一书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等九人列为“正统”；将闵子以下至明代罗钦顺等二十三人列为“翼统”；将冉伯牛以下至明代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人列为“附统”；将荀卿以下至明代王阳明等七人列为“杂统”；将老、庄、杨、墨、告子及道家、释氏之流列为“异统”。对以上诸“学统”之分别及其意蕴，清代的李振裕解释道：

曰“正统”，犹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统”，犹小宗也；曰“附统”，犹外姻也；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名为统，而实无统焉者也。呜乎！一出一入，盖其严哉。三代以下，微言绝而大义乖，“杂”与“异”之害道者不可胜计。然“异”者创为奇衺，而明树吾道之敌，夫人而知之也；“杂”者挟持偏僻，而阴窜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也。故辨学统难，而辨“杂”之戾于正也尤难。55

在《学统》一书中，老、庄、杨、墨虽然向来被儒家视为“异端”，但还能入其“异统”，而同为“异端”的法家诸子则连只言片语、侧席末座也没有。

退一步讲，法家之学是否也可以属于“小道之可观者”？诸子百家何为“小道”、何为“异端”，在儒家内部存在着争议。《论语·子张第十九》记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注疏》：“正义曰：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56，这种解释，显然没有区分“异端”与“小道”。但朱熹注云：“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不通也”57，陈天祥的《四书辨疑》则认为“农圃医卜不在此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子部《总叙》中，将“术数”与“艺术”二家定位为“小道”。元代胡炳文的《四书通》引宋代黄勉斋（黄干）曰：“小道安知非指杨、墨、佛、老之类邪？”曰：“小道，合圣人之道而小者也。异端，违圣人之道而异者也。小者犹可施之于近，异端不可以顷刻施也。”58这就是说，“小道”虽“小”，毕竟是合“圣人之道”的“道”，而“异端”则是违背了“圣人之道”，所以不是“道”。

清初也发生过此类争议，有学者称法家是“异端”而非“小道”。据陆陇其的《四书讲义困勉录》记载，陈筠堂曰：“此重经世之学，小道不止农圃医卜，凡百家众技，擅一曲之长，应一节之用者，皆是可观。”周季侯曰：“致远恐泥，只为他源头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碍。若能从心性映彻，则入大入小，各不相碍，何至有泥？小道该得实广，申韩之智术，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但沈无回不同意陈、周的见解，他说：“此只就小道说，若圣人一以贯万，则执御游艺亦道也。杨、墨、佛、老、申、韩、管、商，都是异端，不是小道。”59由此可见，对一些人来说，法家之学连“小道之可观者”都算不得，只能是“异端”。即使有些儒者认为“小道”即“异端”，结论也并无异样，法家之学仍然是“异端之学”。

由上可见，从真德秀、吴海、魏裔介说法家乃“正道之贼”、“治道之贼”、“足以害道”，到晚清张之洞谓“破道”的法家，至少在道统和思想上将法家打翻在地了。许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乃是打倒“法家店”，至于法家能否翻身，或者重立招牌，就不是他们所能料想和预定得了的。

上述对法家思想的评骘、取舍，既各自为言，又有其共同之处，即基本上对法家的思想少予系统的究问与解析，尤其少见创造性的阐发。就正面评价法家的论议而言，多偏于其经世致用一途，注重对其实用价值与功用的确认和申明，而很少有阐述性的著述。有些人对法家的肯定，即是基于其“可以行一时之计”、“救一时之急”的近功切用，以及佐成王治的工具意义。如作为北宋的儒学思想家的李觏之所以希望“管仲复生，商君不死”，是因为他认为时局“弱甚矣，忧至矣”，非管、商不足以救，非管、商不足以安天下。60但李觏等人对于法家的义理思想，如法家“以法治国”的要义，则着力甚少。一些重法、尚法的思想观念，大都是借助于“治法与治人”、“任法与任人”这类即使是儒家也予以认同的传统话题与论说框架来表达的。

总而言之，传统内的法家释评，囿于王霸之辨、德主刑辅之议以及正统与异端之争，因而无法在思想层面上为法家提供有力的辩白，也很难在把握法家真义的基础上再发新意。至于那些批评、反对乃至攻击、咒骂法家的儒门中人，则对法家或是弃之如敝屣而不屑于审察，或固持武断的成见而不免有所曲解，或干脆被“儒”见遮蔽了眼界，因而也难以客观探究和公正评价法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