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解放：以《劝学篇》引发的论争为中心

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梁启超

在传统中国，自秦汉迄至清代，许多学者和士大夫都痛恨和诅骂法家之学，甚至视其为必欲摒弃的异端学说。这一传统，仍在晚清延续。宋恕在1895至1896年期间就写道：余虽“不屏法家之书”，但却“痛恨法家之学”，“余生平痛恶法家之学而深好名家之学，束发即然，年长尤甚”。128宋恕并严厉指责汉儒（叔孙通、董仲舒）以及宋、明一些儒家（程颐、朱熹等）的思想，不外乎阳儒阴法之学——他们“认法作儒”，即“阳尊儒术，而阴仇之，伪儒奴法，舞乱经义”，实为“认贼作子”，所以他要“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阳儒阴法之学”。129下文论及的张之洞，亦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不过，晚清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时局，包括社会政治的危机、西学的东渐以及整个诸子学的兴盛，却使得法家受到不少人士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晚清形成了一股重估法家价值以及对法家给予正面评价的强劲潮流，从而让法家学说迎来了渐次复兴的空前盛况，这无疑掀开了中国“法家学史”崭新的一页。而真正掀动这一页的一个重大契机，就是1898—1899年主要围绕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以下简称《宗经》）130评论法家所引发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反映出法家仍然遭遇严重的抑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近代以来法家“解放”历程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