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沁人心脾的花园

——读范伯群主编《周瘦鹃文集》

最近范伯群先生主编的《周瘦鹃文集》四卷本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新辟了一座沁人心脾的花园。近来对于周瘦鹃我们不陌生了，从催泪弹般的“哀情”小说、胜似明清小品的散文、对张爱玲的慧眼独识、与紫罗兰的罗曼史，到电影批评、明星捧角……对他了解渐多，但终究零碎。这部《周瘦鹃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分小说、散文、翻译和杂著各一卷，尽管难能涵盖周氏创作的全部，但出自编者的精心挑选，荟萃精华，让我们对周氏有个集中而较全面的了解。

现代文学史为“鸳鸯蝴蝶派”正了名，该派的作品也重印出版了不少。范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编选过两套丛刊，一套是《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共12册，每册收入三四位作家，所选作品较有限，周瘦鹃附在徐枕亚一册中；另一套10册，选10位作家，其中《哀情巨子——周瘦鹃代表作》收入小说34篇。这部《文集》的小说一册中收了51篇，分为“社会讽喻”“爱国图强”“言情婚姻”“家庭伦理”四部分，不仅比以前醒目，且涵盖从爱情、家庭、社会到国家的各个层面，对于认识周氏小说的整体风貌是很有意义的。

周氏早年喜欢用第一人称来摹写男女之爱的“哀情”心理，那是借用西洋小说的描写笔法，因而声名鹊起。这次新收入《亡国奴之日记》和《卖国奴之日记》两个中篇，对于了解周氏的创作倾向很重要：运用心理描写做新的尝试，题材上从爱情移向爱国。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举国愤怒，《亡国奴之日记》是对这一“国耻”事件的直接回应。其实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即生活在被世界列强“瓜分”的悲惨恐怖的想象之中，这给周氏的“亡国奴”角色累积了心理素材。但模拟一个“卖国奴”口吻，作家自己做反派表演，则比“亡国奴”难得多：这是个京中高官，当年“二十一条”事件即助纣为虐，日记揭露了他如何花天酒地，道德沦丧，向“东国”（即日本）借巨债，而用林、矿、铁路等做抵押。这部日记在1919年自费出版，是对于“五四”事件的直接回应。如日记中5月4日之后所写的学生风潮、警察当局放还北大学生及上海罢市等，大约都取材于当时的报纸新闻。最近范先生发现，“五四”之后不久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用“五九生”的笔名连续刊登“见闻琐言”，为学生鸣不平，如6月4日的一篇报道了上海2万多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为北大死难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会，声援北京学潮。学生们头上都戴白帽子，周氏借此打比方，称他们“头脑清明”“心地纯洁”。

其实周氏生于1895年闰五月八日，阳历6月底，他自称为“五九生”，不无勉强地把国耻刻在身上，显得爱国心切。他对小说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有一种敏感，如《西市辇尸记》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截面，写儿子无端死于外国巡捕的枪弹之下，母亲因此发了疯，为“五卅”惨案留下信史的记录。但他不是靠搞革命喊口号吃饭，而以写小说、编刊物为专业，鼓吹“消闲”宗旨，为朝九晚五一族服务。倒也不尽是“心灵鸡汤”，在他的同道中，周氏的故事反而有较浓的说教意味。但是说起来触霉头，20世纪20年代初周氏遭到茅盾等“五四”诸公的批判，说他的小说缺乏科学常识啦，缺乏艺术性啦；或如郑振铎把“消闲”文学比作“商女不知亡国恨”，把通俗作家说成拜金主义的“文丐”“文娼”。实际上新文学刚起来，要开拓地盘，于是把通俗文学妖魔化，恨不得都丢到“旧文学”的垃圾堆里去。其实我们再看看周氏的这两部日记，都用白话写的，像《卖国奴之日记》恐怕是最早最及时反映“五四”运动的小说，至少有历史价值，在现代文学史里该记上一笔。从这一点说，作为“五四”作家的话还应该有点难为情。

周瘦鹃的小说里常写妇女的悲惨命运，因为爱情婚姻不自由，受旧制度摧残。这跟鲁迅的《祝福》，或巴金的《家》，殊途同归。但是周氏不限于抨击旧文化，最拿手的倒是写当时都市生活的种种新问题。如《自由》这一篇，写一个大学生，为一个名学者当助理，却遇见他的妻子，原来是中学时代的梦中情人。现下流传一种说法，老同学相见，“握着你的手，只恨当初没下手”。果然两人重燃情火，陷入痛苦之中。学者在察知他俩的隐情之后，自动做出牺牲，最后在病榻上从手上摘下金指环交给妻子，还她“自由”。

“红杏出墙”再自然不过，有问题的话是出在现代。这篇小说在描写两人私下相遇时，月光波心，倾情烘托恨不相见未嫁时的遗憾与依恋。这位学者和他妻子是属于“自由结婚”的新知识阶层，金戒指也不牢靠，这样的小说给“自由”带来了疑问。宣扬真情在明清小说里应有尽有，但周氏更受了好莱坞的影响，如最近应时的一套20世纪40年代“性感女神”丽塔·海华丝（Rita Haywarth）的碟片，其中《封面女郎》（Cover Girl）写一个小酒吧的舞女给大剧场老板看中，她答应嫁给他，但就在教堂要行大礼时，她逃了婚，回到小酒吧的情人那里。你也可说“真情”大约只有小说或银幕里才有，而今天我们生活在现实里，就像一个火爆的征婚节目里，美女们看到寒酸相的，一下子都灭了灯，不留一点希望或梦想。想想也很可怕。

不过周氏并非“冲决罗网”者，在《自由》里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曲终奏雅，两人双双皈依基督，每逢礼拜天就去学者的坟墓拜祭，感恩中含有忏悔。在人们眼中，这两个“黑衣人并肩向火车站踅去，寂寂寞寞的好似两个鬼影呢”。其描写爱情不像好莱坞一掴两响般爽快，而更多地带着维多利亚式的压抑与负罪感。的确上海自开埠以来，先入为主的是英美文化，周瘦鹃就读的民立中学，在上海属老字号学校。1908年某报的《图画新闻》有一幅画，民立中学举办纪念孔子的活动，有英文演讲、演话剧等，相当西化，也相当传统。周氏是苦读书，跟一个外籍女老师学英文，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打下了基础。

周瘦鹃反复声称他的“言情”小说以“高尚纯洁”为宗旨，像《自由》乃偶尔擦边之作，一般写男女交往不及体肤之亲，更反对婚前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女子。那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讲究经济和教养，对有点身价的女子来说要竭力保持名誉，否则就有辱门第，后果难堪。我们知道《傲慢与偏见》这部英国小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婚姻文化的写照。不过周氏小说里对男子也苛刻，谈恋爱要克制，更要勇于牺牲。如《空墓》这一篇讲了个“哀艳壮烈的故事”。安芙林与哀兰姑娘青梅竹马，长大了有望结成鸳鸯，但因为银行倒闭而使两家破产。为了挣一份产业安芙林远航海外，哀兰迫于家庭的压力而嫁了人。正当新婚燕尔在地中海上做蜜月旅行时，哀兰在一艘轮船上遇见副船长安芙林，两下里回忆旧情，暗吞眼泪。夜里轮船触礁下沉，安芙林用自己的小船把哀兰救出，但听到她丈夫的哭声时，安芙林又回到轮船，把他放到小船上，自己来不及逃难，与沉船一起葬身海底。

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19世纪中期英国畅销作家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的《塞克斯顿的英雄》，周氏的翻译题为《情场侠骨》。道生在海上把一对夫妻救出险境，自己却丧身于风浪之中。不同的是被救的女子原是他的恋人，而男的则是当年抢走他恋人的情敌。故事的宗教气息很浓，道生的自我牺牲是遵循圣经的训诫，在营救时对男的说：“吾于斯世久已无所牵挂，汝既为人夫，复为人父，在势当生，胡可遽死？行矣吾友，愿汝夫妇安。”这里超越了个人的情爱，更关注他人家庭的幸福。

周氏的小说塑造了不少这类“情海之雄”，其实他要求当代青年不仅要成为情场上的英雄，在现代社会也要遵守一系列道德规则，要刻苦奋斗、守信用、孝顺父母、知恩图报等，这样方能成为时代的楷模。如此宣扬忍让克己、讲究诚信这些道德教条，和今天许多人崇尚“狼性”相比，正显出“旧派”的特色：看似守旧，目的是为发展中的都市文化打造一套新的价值观及伦理守则。周氏无疑体现了江南文化的历史遗传，把秩序和规则视为经济繁盛的前提，而中产阶级一向具有稳重保守的性格。在他眼中摩登上海西化得太快，以致人欲横流，传统被割裂。就像《良心》这篇作品所示，他甚至把中国儒家的“良知”“良能”与西方基督教熔于一炉，通过“忏悔”来拯救人的原罪。

《真假爱情》属早期创作，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背景塑造爱国英雄的形象，可说是文学中最先表现国民意识与现代国家的作品。但是到20年代随着对于民国的失望与希望的幻灭，这类爱国英雄在他的小说中销声匿迹。他在《申报·自由谈》几乎每天写时事短评，对于北洋军政当局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指着鼻子开骂。同样在小说中这类“英雄”变成了罪恶可耻的指符，如《照相馆前的疯人》这一篇富于寓言和巧思：作者与朋友们在西子湖畔赏心游览，见到一个疯子在一家照相馆门前，指点着橱窗里的相片——将军、政客之类的达官贵人，对他们破口大骂，把他们卑鄙无耻、祸国殃民的老底都揭了出来。陈列在照相馆里的“穿大礼服戴大礼帽满挂勋章”的人物，像刊登在报纸上的“大英雄”一样，都作为国家栋梁为大众瞻仰，因此这篇小说也在于揭露黑暗现实。而透过照相馆橱窗，借助于一个疯子，如小说的结尾，正当月明之夜，在美丽的西湖边，听到这个疯子的“一声长笑，笑得人毛发俱戴”，这当然是极其煞风景的，却令人警醒。

《最后之铜元》《脚》《挑夫之肩》《血》这几篇是描写下层民众疾苦的，一向受到范先生的称赞，这次也都收入小说卷。如《血》这一篇，14岁的小铁匠在四层楼脚手架上做工，耳中传来车马奔腾的市声，他想入非非，想到后来怎么赚了钱吃大鱼大肉，怎么让老母享起福来，但脚下一滑就从高空跌了下去，一命呜呼了。最后揭示题意：“唉，以后升降机造成时，大家坐着上下，须记着这下边水泥上染着一大抹血，一大抹鲜红的血，是一个十四岁小铁匠的血！”这座高楼在南京路上，标志着上海的繁华，而小铁匠打工时，很自然地做了都市享乐的白日梦，却因此丧命，这讽刺未免太残酷，然而比起前一阵富士康员工的连环自杀，又算不上什么了。

有一次在饭桌上提起周瘦鹃，一位朋友问周的作品到底怎样。他是研究古典诗学的，言必称“经典”，我一听就觉得这问题像烫手山芋，一时也答不上。我在课堂上讲周的小说，学生们读到小说里的情侣眼泪鼻涕哭得像水龙头的地方，就笑得不好意思。实在来说周氏在艺术上属于那种老派的浪漫主义，或是好莱坞情节剧的做派，故事一到高潮就洒狗血。在他笔下的一些爱国英雄，在战场上视死如归，身中十七八枪三呼万岁，这就是拔高“典型”的写法，其实这种写法可说是开启了后来“红色经典”的某种范式。

还是夏志清先生拯救徐枕亚《玉梨魂》的态度比较可取，他说明清小说何止万千，经得起浪沙淘洗的也不过少数。周瘦鹃写了几百篇小说，总有几篇吧。如《留声机片》这一篇，供人娱乐的留声机却引出一个爱情悲剧。失意情人流放在太平洋的孤岛上，有找乐子的，有干苦力的，也是现实社会的投影。类型上半写实半寓言，在文本的强度方面倒正适合做俄国形式主义式的分析。说到底艺术评判是见仁见智，何况所谓“经典”也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兴趣而转移，河东河西并不奇怪，问题是首先要有作品可读。

再来看散文这一卷，所收几乎都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充满光明和愉快。的确周瘦鹃是真心实意拥护新社会的，虽然大谈养花养金鱼之类，走的是“趣味无害”的创作路线，开辟中间道路。当然到了“文革”就有罪了。想来不免觉得讽刺，反而是一个“旧文人”的作品，给当日“百花齐放”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散文在今天读来分外亲切，不光在于讲究小己生活的美化，还有一份传统文人的情趣在。有些情趣在目下商业气浓厚的姑苏城，大约也可遇不可求了。

范先生认为周的散文要比他的小说写得好，我大约是“历史癖”作怪，偏好那些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散文，这在《杂俎》一卷中收了不少。从俊言隽语、批评时政的《自由谈之自由谈》到介绍西洋电影的《影戏话》，林林总总，内容十分庞杂，透露出当时都市文化的繁兴。如他与胡适的对谈等具有文学史资料的价值。这一卷中的特亮点是数十篇与电影有关的文章，我在这方面做过一点研究，所以见到就特别开心。周瘦鹃是个文人，但对中国默片的发展厥功甚伟，这一点大约要让电影人跌破眼球。如果要编一本中国电影吉尼斯大全，我想周氏会占好几项：是他最早把世界“电影”（cinematograph）概念介绍到中国的，他最早发表“影戏小说”、最早介绍好莱坞明星、最早为国产片写“影评”等，不一而足。

把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专门编成一卷，也重在表彰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早在1917年就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共50篇。因为质量较高，受到教育部褒奖，评语是鲁迅写的。从文学史角度看，这部翻译标志着短篇小说这一文类的确立，过去把它归之于胡适，这是需要纠正的（最近见《中华读书报》上程巍兄讲胡适如何把“五四”“文学革命”占为自功的文章，看得很过瘾）。

翻译卷不仅选了早期译作，也收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紫罗兰》上发表的当代欧美作品，如奥地利显尼支勒的《花》，这比30年代初崛起的新感觉派还先着一鞭。另外以莫泊桑、契诃夫等人为专辑，更凸显周氏的个人趣味。除了这些有头有脸的正规翻译之外，周氏还喜欢写所谓“杜撰”小说，即讲洋人的故事，貌似翻译，实属一种创作。其间驰骋域外想象，比翻译更为自由，也是借他山之石，弥补自己文化不足的一种手法。故事里一些女刺客写得十分精彩，个个花容月貌，为家国复仇而成为冷血杀手，发生在巴黎、纽约、伦敦乃至莫斯科等地，也各具地方特色。这类作品没有选入翻译卷，大约是类型上难以归类的缘故。

以前王智毅编过一本《周瘦鹃研究资料》，为周做过一个年谱。这次《文集》中另做了一个，内容更为丰富。因为有周全女士的参与，更有独家披露的材料。范先生是苏州人，编这部《文集》也有意突出苏州的文化特色，所以特意彰显了周瘦鹃的盆景艺术，将有关的著述汇集起来，还在书首专门有一彩页加以展示。目睹一幅幅照片，虽然才人雅致已成往昔，看看也好。

范先生曾提出“双翼齐飞”说，即现代文学史应当“五四”与“鸳蝴”并重的理论，在学界得到回响。他自己身体力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发掘现代通俗文学不遗余力，今年届八十高龄，仍精神饱满，编了这部《周瘦鹃文集》，从出版角度看，为通俗作家出文集似乎也是个开端，相信今后会有更多。

（原载《书城》201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