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为何“失败”？

——评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专著，最近见世的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是值得注意的力作。此书主题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受国民党不同程度支持的文学社团和刊物，论述其缘起、发展的轨迹及历史意义。这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是别开生面的。而反映作者的不懈努力及灼见的，乃在于紧扣“民族主义”作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调，一面纵向地将它放到晚清以来的思想脉络中梳理其种种流变，一面横向地在分析作家和作品时，时时将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都市文学、通俗文学等作为参照，从而凸显其特征。此书在如此富于雄图和细心的架构中展开其论述，在历史和理论两方面都有可喜的创获。

自20世纪80年代末发轫的“重写文学史”的新潮，基本动力是为了突破数十年来文学史书写中愈益僵化的“典律”。的确至今成果可观，多半体现在近现代文学史方面。如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等相继问世，加之一大批久遭沉埋的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张资平、刘呐鸥等浮出地表，展现精彩，结果使我们对于近现代文学版图的认识大大改观。不光是被压抑的扬眉吐气，而且使“经典”的含义重显活力——那些原先属“主流”的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也得到重新诠释，如孔海珠的《左翼·上海》对左翼作家挖掘新史料，展开新角度，便属此例。然而尽管如此，倪伟此书竟有点像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出乎意料的是，一向被认为是“狗屎不齿”的国民党也有文学，且捞出河面的一大帮作家在当时大都有头有脸，在文坛上多少发生过影响。但他们长时间里在文学史中如此无声无臭，以至于会使现下的读者感到困惑：如要找他们的作品来读的话，恐怕一时间在市面上很难找到。

本书共五章，依时序勾画1928至1948年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国统区的文学运动。第一章叙述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确立，思想上与文艺方面出现强化“党国”的企图，极力宣扬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钳制言论的同时，扶植如上海“青白社”等文学团体。第二章叙述30年代初上海“前锋社”、南京“中国文艺社”、杭州“初阳社”等社团的活动。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支持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更具规模。第三章深入追踪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现代根源及历史脉络，重点解读了李赞华和黄震遐的创作。第四章所揭示的是，“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尖锐化，进入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为强化国家机器，对林语堂的《论语》杂志等所谓“亡国文化”进行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更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第五章叙述1937年之后出现的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集中讨论通俗文学方面的动向；另一条线索是左翼与以西南联大为基地的“战国派”之间的论争。

像这样线性的描述，却并非如我们常见的文学史叙述那样像是长编的陈述、资料的堆积或现象的罗列。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亦史亦论，各时期突出重点，通过各次重要争论重构历史的真实和复杂，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其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有其一贯的坚持，且产生了一些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作者自觉“重写文学史”的探索性而努力有所突破，这似乎也体现在写法上。其勾画的民族文学运动在都市文学、通俗文学、左翼文学等各个块面之间穿梭。在文学和思潮、社会建制的交界处，作者处处意识到问题，而又不畏艰难，几乎对每一个流派、思潮乃至概念，都不甘因袭陈见，力图以第一手资料追本溯源，说明原委。然而作者在诠释中似乎更意识到在民族主义文学和其他文学运动之间存在更深层的“诠释的循环”，要探索一种更有效的理论或价值诠释的框架。在这样宏伟的结构与众多的问题中展开其论述，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也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处，但作为这一课题的开创之作，作者开拓“禁区”的勇气可嘉，且其结合理论与历史的“重写文学史”方向也值得肯定。

有两个特点，可见作者的历史与批评意识。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警句近来愈为学界首肯，这也体现在倪伟此书中。其认识到现代性理论本身在其欧美故土有不同涵蕴和源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开展也多姿多态，竞相争妍，而对晚清小说之“世纪末辉煌”的揭示，所破除的不光是把“五四”与“现代”之间做单一认同的迷思，也是一向以认同白话“语言转折”为文学现代性标志的研究范式。此书在分析黄震遐的长诗《黄人之血》中有关“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和认同”的“类型”时，沉潜于晚清文化脉络之中，述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钩稽引征，饶有兴味；又如论及民族主义思潮与20世纪初上海“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或指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的思路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脉相承”等，时出新见，不一而足。

另一个特点是，或许意识到文学史的书写本身是一种学术和文化建制，与意识形态难分难解，如书中论及左翼、民族主义文学、通俗文学等，无不面对价值重估的问题。一面要避免过去文学史书写“正典化”的代码，另一面要警惕现时某些思想范式的陷阱，这种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谓的“解码”（decoding）和“复码”（recoding）的工作，却给文学史家带来挑战。此书显见在这方面的努力，大致上依据史料，力求平实客观，而在权衡判断之间，颇费斟酌，如论及20世纪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流行并非纯属“商业化”运作而有其“阶级”基础的“合理性”，而沈从文“敏锐”批评商业化却对普罗思潮的认识有失“片面”，因而客观上为国民党所“利用”。字里行间隐然呈现评判的价值体系对我们并不陌生，然而这并不至于导致谬误而遮蔽历史真实，如论及30年代林语堂等代表的“幽默文学”体现了文学生产的商业化机制及“文学脱离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的可能性”，因此同时遭到来自国民党和左翼的抨击。在这样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叙述中，作者又揭示“幽默文学”与晚清以来“鸳鸯蝴蝶派”之间的亲缘关系，且不无挑战地认为，“鸳蝴派”与作为新文学正统的“五四”启蒙文学同属“中国现代性的产物，在价值上原无轩轾之分”（第190页）。事实上如何看待民国时期文学的“商业性”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它的“现代性”特征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恐怕还须更为深入的探讨。

有一点顺便提出，近年来对于近现代“通俗”文学即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研究，当数以范伯群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取得了累累成果。富于启迪的是范先生提出“双翼齐飞”——“五四”与“鸳蝴”应当等量齐观，遂期盼一种包括两者的大文学史的出现。虽然现代文学不光由这两翼构成，这一理论显然已产生影响，从上述的同属“现代性的产物”的说法也可以见到，但在现时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上，还常常难以兼顾两头。如倪伟此书中提到“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1919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分水岭”（第111页），当然站在胡适的立场上这是不错的，但最近对于近现代期刊的兴趣日见浓厚，如李频在《大众期刊运作》一书中声称1914年出刊的“《礼拜六》是中国近代文艺期刊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278—286页）。看来什么是“近代”或“现代”乃见仁见智，但这种提法则提出了新的问题，作为文学史家大约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发现、开垦了一片新土，而且其所探讨的关乎民族历史记忆的发掘，在当前全球化现代性对地域文化造成新的威胁的情势下，自具特别的意义。为国民党政府所主宰的20年，如果放到20世纪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大势中观察，在争取中国民族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似更属于政治史研究的课题。正如倪伟在书中精心描述的，这20年在文学领域内，国民党不断制定文艺政策，推行党化意识形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从宣扬“三民主义”到主张领袖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其中心却是“民族主义”，处心积虑强化党国，甚至杀戮异己，打压民主。但文学与政治相表里，从这段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民国统一，收回利权，乃至禁烟禁娼等，其实也反映了要求强化民族国家借以对抗国际帝国主义的集体意志。尤其在第五章叙述全面抗日，国共再度合作，文艺小分队分赴社会底层，深入穷乡僻壤，使之卷入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其中活跃着民族的愿望和奋斗。

这一部分集体记忆弥足珍贵，作者也不忘指出，这一抗战通俗文艺运动影响深远，在延安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扬。事实上书中一再指出国共之间在政治和文学方面的相通之处，如在批判都市“幽默文学”和“个人主义”方面，左翼和民族主义者常常是好像在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两者分享“民族”想象，目标都是建立民族国家。但正如书中所分析指出的，把国民党的狭隘的“民族”观念同左翼的“阶级”观念相比较，他们的思想基础却大相径庭。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列文森在《革命和世界主义》一书中对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世界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的经典论述。我想如果结合列文森的论述来讨论，还可有效地涉及“现代主义”及“美学现代性”等问题。如本书多处谈到这些民族主义文学与西方思想、文学的焊接，如《黄人之血》中运用了驳杂的西方文学资源，“战国派”大力推崇尼采等，似乎在理论表述和文学表现中包含“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张力，并非像列文森说的那样轮廓分明。

尽管国民党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文学政策，且造成运动，但结果是“失败”的，“这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此书的结论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值得推敲。我想“失败”论是基于国民党最终倒台的事实，但和作者事实上对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功勾画相映照，却显得不那么合拍。《结语》中的一段话，我认为乃全书的真精神所在：

这20年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虽然时起时落，但民族主义却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他们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强调一切都要围绕于此进行，文艺也不能例外，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任务，使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通过文艺的宣传和感染的力量牢牢地扎根在人们头脑之中，这其实就是把文艺当作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第299页）

正如作者所说，民族主义在当时兴起有其现实和历史的“必然性”，如果从中国民族国家形成史这一角度看，南京政府作为当时民族主体的合法代表，其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在建构民族国家及其主体方面，已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因此就文学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言，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当然，在某些具体目标上确是“失败”的，如在宣扬“党化”或法西斯式的独裁方面，当然不得人心。另外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如“四一二”政变丧失道德正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及文艺政策执行不力等。但是更深刻的因素与其说是在主观或理论方面，不如说是在社会机制和政治文化方面。问题是，看上去法西斯派穷凶极恶，为什么却不能奏效？简单地说，我想这是由民国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其立国之始即基于对共和、自由的许诺。尽管这一体制在中国根基薄弱，立宪机制从未健全，似乎是一场试验，终归消亡，但它毕竟一跛一蹶存在发展了数十年。蒋介石能滥用权力，却改变不了它，何况他的政治利益依赖于城市资产阶级。他的集权梦想难以实现，因为他难以跨过由中产阶级担任掌门的“社会”，在那里胡适还可以讲话，像《论语》杂志那样的“商业化”刊物还能大行其道，因为还存在可称作“公共空间”的东西。

如何深入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对于研究该时期的文学来说至关重要。时下民国时期的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海内外学者收获颇夥，新著不断出现，对于该时期的法律、城市、种族、家庭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这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刺激和挑战。不光对于与商业化运作密切联系的“鸳鸯蝴蝶派”等文学，即便对于主流新文学，如果通过民国之窗把它们放到“印刷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中加以观察，或许更有利于揭示文学与“民族”想象、革命与现代性等复杂的脉络。这样的历史化重构，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实践之一，也能更有效地达到“解码”和“复码”的目的，更有效地结合批判理论，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回应危机的、批评的机制。

（原载《中国学术》2004年第19、20合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