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春深更著花
——序王绍新《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都是学术前辈为后辈作序，而我作为学生辈，为王绍新先生的著作作序并不合适。但是我终于接受了这“不合适”的任务，其一是她诚意邀请，却之不恭；其二是我曾经做过“拷贝型”量词的研究，对量词问题确有兴趣；其三是拜读绍新先生的论文论著，多受启发，有话想说，有话可说；其四是为她的学术精神和人生态度所感动，作序也是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据我所知，王绍新先生对于汉语史的学术兴趣，始自大学时代。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当时北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语言、文学两个专门化，1958年她进了语言班，同学有何九盈、何乐士、程湘清、洪诚玉、施光亨等名家。他们走上汉语史研究之路，都有一个直接原因：他们班曾在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编写《汉语发展史》，受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洗礼。
大学毕业之时，绍新先生被选派为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在北大东语系进修了三年阿拉伯语，于1964年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刚站讲台之时，经常发现一些看似简单但却解释不清的难题、怪题，她勤于思考，在课余撰写了一系列从教学实践出发的现代汉语词汇、汉外对比及偏误分析的文章，如《从阿拉伯语的语音特点看阿生的汉语教学》《从“难译词”看汉语词汇的表现力》《谈谈后缀》《从两部文学名著看现、当代汉语词汇的差异》《超单句偏误引发的几点思考》等，这些文章受到语言学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好评。
绍新先生说：“由于职业关系，我搞汉语史方面的研究就像个票友，没有舞台、没有剧本、没有剧团、没有演出任务、没有练功时间，全凭对这个行当的癖好，忙里偷闲，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实际上她在汉语史领域的耕耘很深，绝非“票友”。她的汉语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代跨度大：远及上古，如《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近至当代，如《〈红楼梦〉词语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词形异同研究》。二是研究领域宽：语法研究涉及助词，如《“得”的语义、语法作用演变》；语气词，如《从稼轩词中语气词的运用看宋词与唐代近体诗语言的一点差异》；复句，如《稼轩词复句说略》。词汇研究涉及构词法、词义及词形，如关于《红楼梦》词语与现代汉语词语间的同素反序现象、词义与词形异同比较研究的三篇文章；术语，如《〈天工开物〉术语研究》。三是点面兼顾，既关注某一时代词汇的总体特点，如《〈尚书·周书〉中所见周初书面语词汇的几个特点》，又能将观察深入到点，如《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在汉语史领域术业有专攻，钟情量词研究30余载，收获颇丰。她发表的第一篇量词专论是1989年的《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此后陆续发表了十来篇力作，主要有《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隋唐五代的动量词》《试论“人”的量词属性》《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等。
绍新先生于1998年退休，但学术是一种使命，有起点而无终点，路曼曼其修远兮！她自嘲“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为“烂尾楼”工程，今天，这座“楼”终于要竣工了，在我看来，这是一座“精品楼”。历史语言学研究，材料最为重要，积累材料也最费工夫。这部《隋唐五代量词研究》非常重视材料工作，使用的材料有如下七类：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二、佛教典籍与释家语录；三、唐五代诗词；四、与本期相关的史书；五、经典注疏；六、小说、文集；七、碑帖及医药等方术类书籍。先生十分重视版本问题，如《大唐西域记》，原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本，后发现2000年中华书局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季羡林等先生所作，当即决定替换，以致现在核查例句页码时仍遇不少麻烦。她也非常重视考古发现等新材料。2007年到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在参观扶风法门寺时发现《法门寺志》内有地宫出土的唐碑，碑文中有一类是供养真身的“衣物账”，量词颇多，且有多种量词连用现象，为其他语料所罕见。她如获至宝，这些材料也确使她的研究增色不少。
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语言材料做充分的观察、描写，这是最显功力的。《隋唐五代量词研究》在这方面用功最勤，特色也最为突出。这部著作就像是一部隋唐五代的量词词典，详细地描写了各种量词的用法。比如个体量词，用24节的篇幅描写了量动物、植物、人、佛像及神鬼画像、衣物、诗文、事件、物之层次等用法；再如集合量词，用7节篇幅描写了量成双成对的人或物、聚集之物、配套之物等用法；还有对于通用量词“枚”和“个”、不定量词“些”和“点”、计量单位词、临时量词、动量词的描写也都做得十分精细。如“只”，作者指出它可以“量鸟类、量成对事物中的一个、量箭矢等细长坚硬之物、量舟船及瓶罐等容器”；并指出“只”在唐五代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称量兽类等，且那时已经与现代汉语的用法差不多了。
此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的一些特殊用法，如对指量结构、量词独用及其前“一”的省略、量词重叠、量词兼类、量词的换用与连用、数量词加词缀等的描写与解释，包括对“车辆、马匹、棋局、人口、花朵”等“名＋量”双音节词语的分析，都很见功力。绍新先生是位诗性学者，她对唐诗中的量词用法观察尤细，全书的最后一节《唐诗中的非典型数量名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量词在唐诗里的修辞作用，别具一格，很有启发。
理论不是空洞的，它常常蕴含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中，蕴含在对某些观念的处理中。绍新先生的这部著作，兴趣不在理论上，但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的理论思考；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理论的启示。比如，她认为研究量词要用汉语的视角，应把量词看作量词，而不看作“分类词”。这一观点既有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有对类型学中流行的量词观点的取舍。再如，关于汉语量词何时进入成熟期，牵涉到对量词一系列本质属性的认识。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的量词虽然产生很早，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才渐趋成熟。本书同意这种看法，并为之补充了四大论据：一、量词数量大增，现代通用量词中有三分之一强已在当时产生；二、量词种类基本齐备，个体量词已成为量词主体；三、操汉语人群的“量词语感”已经建立起来；四、“数量名”语序已经确立。这四大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加留意老年人的思维、语言及生活习惯。人都会老，都要学着过老年生活。有些老人，离开了土地和工作，便无所事事，就那样顺其自然地“活着”。有些老人，积极寻求各种增进健康、减缓衰老的方式，看书报看电视甚至发微信，心理上、行为上，依然与社会发展同步，在积极地“活着”。还有些老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作，丰富着自己的学术人生，也扩充着人类的思想库，他们仍在“创造生活”，端的是“老树春深更著花”（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之二）。
王绍新先生便是一位仍在创造生活的“著花老树”。在退休的十数年里，在身染重病的悠悠岁月里，她以顽强的毅力，著就了《隋唐五代量词研究》。其前，曾有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而至王氏此著出版，魏晋至唐五代740年的量词使用状况，就算是基本清楚了。
祝愿王绍新先生康乐长寿！赞佩她“老树春深更著花”！
李宇明
2017年端午节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