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子书”之称谓，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变迁。就狭义而言，子书为诸子书的概称。西汉后期刘向受诏而校理经传、诸子、诗赋；刘歆承父业，奏进《七略》，含《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班固《汉书·艺文志》予以承袭。后世目录学家沿用此称谓者屡见，如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乙部著录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之类名目；南朝宋、齐时王俭撰《七志》，二曰诸子志，著录古今诸子书。狭义的子书，所指范围等同于汉晋人所谓“诸子”，此称谓较早见于汉魏之际应劭的著述中，其《风俗通义·姓氏》记载历代姓氏及其代表人物，于聊氏云：“聊苍，为汉侍中，著子书。”注1两晋之际著名思想家葛洪在所著《抱朴子外篇》中，多次提及他重视子书并立志撰写子书注2，其所指也为狭义。

子书就广义而言，乃扩大化的子部著述之谓也。《隋书·经籍志》是其称谓逐渐流行的标志。《隋志》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形式，其子部著录分十四类，不仅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传统的狭义诸子书，还包括原本不属于诸子书的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类著述，这就把子书的范畴空前扩大化了。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著录也大体承此路数而在名目上略做调整。是谓广义的子书，即子部之书的概称。

本书论及的对象，基本限定为狭义的子书。魏晋子书之兴盛，首先表现在大量自著子书的产生，其次表现为子注的不断涌现。本书研究关注的是前者，有关论述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涉及的学派主要为当时较为活跃的儒、道、法、名、杂诸家，兼及释家。

魏晋子书为魏晋思想文化及文学风貌的重要载体，虽散佚严重，但今存内容尚为可观。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十四章。上编七章为总论，针对魏晋子书的兴盛及其原因，多元思想态势与魏晋子书流派，魏晋子书的流传、著录、辑佚及研究状况，子书写作年代分期，子书作者的地域和家族分布，子书之兼容和模拟，魏晋子书之阶段差异及子史的相互渗透等问题展开论述。下编七章为分论，就今存魏晋时期子书著作的学派归属、思想内涵及文学因素予以论述，将论述对象依据年代及思想属性整合为三国儒家子书，三国杂家子书，三国法家、道家子书，三国名家子书，晋代儒家子书，晋代杂家子书，晋代道家及释家子书，论述共涉及魏晋四十多位子书作家的较完整或仅存少量佚文的约五十部著作。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一、全面考述魏晋子书的具体写作年代。由于须涉及前因，故探及东汉。将其划分为若干大的时段，每个大的时段下又划分为若干相对更具体的小的阶段，从而历时性地对其间子书的发展状况进行总体梳理。结论为：东汉为子书著述的回升时期，三国为子书著述的兴盛时期，两晋则为由子书的持续兴盛趋于低落的时期。东汉、魏、晋约四百年间，子书这种著述类型在三国最有活力，创作最为兴盛。东汉和晋代子书相对三国而言虽然不免逊色，但若将其放到汉魏六朝八百年间子书著述的大背景中考察，这两个时段的子书创作却并不逊色。东汉之前的西汉，经历年代长于东汉，达210年，但见于文献记载的子书著述的数量显然少于东汉；晋之后的南北朝，经历的时间长于晋，达170年，但子书著述尚不及晋的二分之一。因此可以说，在整个汉魏六朝时期的子书撰作历程中，东汉、三国、晋三代大体上属于兴盛期。这三个时代之子书撰作是互为关联的。相对于西汉而言，东汉子书写作明显处于上升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三国子书创作的兴盛做了铺垫；而相对于三国子书而言，晋代子书创作势头的减缓，则直接关系到南北朝子书创作的衰落。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古今某些论者笼统地以为东汉魏晋子书著述已经衰落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二，某些论者虽然认可魏晋是诸子学复兴的阶段，但往往仅将其复兴的起点定位于汉魏之际的建安时期，此种判断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对魏晋子书之所以兴盛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本书认为其兴盛的因素大体包括东汉以来博涉多通之学术风气的影响，社会批判思潮的延续，儒家经学的相对衰微，动荡时局下士人济世情怀的高涨，立言不朽观念的更加自觉，以及喜好模拟之风气的盛行等方面，其中立言不朽观念之更加自觉对这个时期子书撰述之兴盛的推动尤为重要。在思想多元的大背景下，对儒、道、法、纵横、名、杂、兵等思想流派在魏晋的兴衰情况予以分类概括，从不同侧面显示了魏晋思想的活跃态势；并系统地梳理了魏晋子书在早期的流传情况，东晋至明代各类书籍对魏晋子书的抄录引录及关注点的差异情况，历代书目关于魏晋子书的著录，清代学者对魏晋子书佚文的辑录，以及古今人们关于魏晋子书的研究情况。

三、具体梳理魏晋子书作者的地域及家族分布。地处东南的扬州士人所撰子书最多（27部），这与东汉以来这个地区文化迅速发展及士人注重著述活动密切相关。吴郡与会稽郡为扬州文化的发达地区，故二郡士人所撰子书之数居于前二位，而吴郡陆氏、张氏、顾氏，会稽虞氏等显姓大族所撰子书又占据其中的大半。子书撰者及数量处于第二位（23部）的豫州，为东汉以来全国政治文化重心所在，尤其是汝南、颍川二郡，各类人才甲于天下，士人思想之活跃，往往为其他地域所未及，故二郡士人所撰子书数量约为整个豫州的一半；此外，谯沛作家迅速崛起也是豫州士人子书著述情形中的一个亮点，这与曹魏皇族起于此地密切相关，曹氏、夏侯氏、桓氏等显姓大族所撰子书达本区域总数的半数以上。合计魏晋郡姓大族子书著述量为63部，约占作者里籍可考之魏晋子书著述97部的五分之三强。魏晋时期各郡姓名族政治经济上强势，在思想文化领域亦然，由其子书著述量所占比例之高，也可窥此种情势之一斑。

四、对魏晋子书的兼容性特征及模拟现象予以切实深入的论述。本书认为东汉至魏晋子书的兼容性源于学派意识的淡化，并由此带来内容和风格上的某些转变，以杂取众家取代独尊儒术，治学上不主常师、思想上兼收并蓄成为人们越来越自觉的追求，而以会通儒、道为其鲜明特色；某些统治者在政略治术上对各家思想的取舍，也表现了不拘一格、随时调整的博采兼容态势。魏晋人的诸子观，学派意识普遍淡化，当时社会思想虽然极其活跃，但已罕见先秦时期各种学术流派间相互争鸣的盛况，有关著述往往扬长避短,求同重于存异，糅合大于排斥，会通多于分化，吸纳胜于抗衡。此即时人所谓“总众言之长”注3，“思乐百氏，博采其珍”注4。与此相关，子书之模拟，也是魏晋时期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在当时某些子书作家的著述中已经有所表现，经考察，我们认为当时子书之模拟，有拟题、拟篇、拟形式、拟内容等几种情况。至晚从颜之推起，后世论者往往不满或非议汉魏晋子书的模拟现象，甚或连《淮南子》《论衡》《中论》这样卓有建树的著作也一并予以蔑视。我们认为类似不加分析的蔑视态度难免有失公允。其实就史书有关记载来看，魏晋时期部分子书作家，可谓有思想有见识有能力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士人，他们的子书著述宗旨，往往讲求切于世用，关注现实政治，故对儒、道、名、法等传统思想资源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内容予以自觉地继承吸纳，熔铸成书，注重切实妥当，以避免片面和偏激，而基本未有或鲜有竭思殚虑、另立新奇之说的冲动。这并非他们思想见识不逮古人，而在于他们在观念上并不以自己在写作中吸纳兼容古人的思想为耻。

五、对魏晋乃至南北朝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的差异，从宏观上予以概括论述。本书认为其时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及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长于军政事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容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某些作者较少拘守政教风化的传统，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著述兴趣朝逞文藻、炫博识的方向倾斜。

六、魏晋子书与史书的相互渗透，表现在不少子书作者兼治史书，其子书的部分内容往往纯为记载史实，而并非将史实作为宣扬自己思想主张的材料，有的记载甚至可补史书之阙略；其撰写史书时或喜好长篇议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受到子书写法渗透的结果。魏晋史书空前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子书的发展空间。此外，晋代子书之由持续发展转向逐渐低落，还与时人日益注重诗赋写作、沉溺佛教及喜好书画艺术等风尚有所关联，其中集部文献的繁荣对子书著述之趋于萎缩的影响尤为直接。

七、在对魏晋子书著作之学派定位及其论述中，注重纵横结合和同异辨析。如同为儒家系列的著作，《申鉴》《中论》《体论》《傅子》《袁子正书》等，在思想渊源、思想内涵及写作特色上，往往呈现同异间杂的状态。此种情况也表现在杂家、道家、名家等学派的著述中，杂家之《昌言》《典论》《万机论》《世要论》《博物志》《抱朴子》，道家之《孙绰子》《幽求子》《苻子》，名家之《人物志》《士纬》等，同异纷呈的状况也较鲜明。

八、彰显魏晋子书著述的文学价值。本书对嵇康、葛洪、慧远、僧肇等人之著述的论辩特色或文学因素进行了重点论述；此外，对荀悦、徐幹、杜恕、陆景、仲长统、曹丕、任嘏、傅玄、袁准、张华、孙绰、苻朗等作家的子书著述或朴实明畅，或辩丽恣肆，或清峻通脱，或空灵隽永，或思辨精微的文风特色也做了切实的揭示。

魏晋时期子书撰作呈现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颇为活跃的局面，仅据《隋书·经籍志》子部的有关著录，便可略知其作家作品之纷盛。由于年代久远且天灾人祸频仍，魏晋子书之散佚相当严重，给后人的探索造成很大的困难，长期以来罕有从整体上涉足此研究领域者。当今学术界对魏晋子书的研究多表现为针对某个作家某部子书（或书之某篇）的个案研究，性质则多为政治、哲学层次的探讨，其主要成果多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20多年间。作为个案研究，这些论著各有佳胜，功不可没。但其毕竟属于个案研究，读者难以由此了解魏晋子书丰富多彩的面貌。本书将魏晋子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象，对其兴盛原因、各学派与时代思潮的联系、作品流传、书目著录、佚文辑录、古今研究状况、撰写时段、阶段差异、地域及家族分布、兼容性质、模拟现象、子史渗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魏晋子书诸流派著述之思想内涵及文学因素予以切实的剖析。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或弥补前贤个案研究之缺憾，从而对汉魏六朝学术思想文化与文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