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必然：数术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占卜、祭祀、巫术等数术之事虽然出现得很早，但“数术”这一概念却出现得较晚，与数术之事并异步。“数术”在上古时期本来是“数”与“术”两个观念，还没有秦汉以降那种“数术”的观念。我们可以先来缕析一下“数”与“术”，看它们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才为秦汉以降“数术”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相比而言，“数”的观念可能要比“术”的观念出现得早一些。在文献中，周代早期就有了“数”的记载，如《尚书·洪范》篇所列“五纪”之一为“历数”。“数”在彝铭中最早见于《中山王鼎》铭文，称“方数百里”。此处的数为计之意。战国时期，“数”用来表示技术，所以孟子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501。“数术”一辞在文献中首见于《墨子·节用》上篇，但它并非后世所说的以天文、卜筮、巫术为主的“数术”的概念502。

战国时期，“数”的概念使用日广，其含意亦趋复杂，除了计数、算术、技艺等意蕴之外，“数”还用来表示规律、道理，此例在《管子》一书中尤多，例如：

安危之机七，强弱之应八，存亡之数九。（《幼官》）

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重令》）

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法法》）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霸言》）

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制分》）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势》）

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明法》）

上引《管子》书中称“数”之列，“数”皆当理解为规律、法则或道理，方可理解正确。503由于规律、法则等概念皆有必然的意蕴，所以，也逐渐用“数”来表示必然性。战国诸子书中此类例证不少，如《韩非子·解老》篇谓“寡之不胜众，数也”，即谓寡不敌众乃是必然的。“数”的意义本指具体的概念，指计数、算术等。行用既久，便逐渐从中抽象出规律、法则一类的意蕴，因为计数、算术之类的具体运作本身就是有规律、有法则的。再进一步，规律、法则又有更深一层的意蕴，那就是必然。表示必然性、表示命运的“数”的观念在战国后期已经出现，如：

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吕氏春秋·知分》）

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吕氏春秋·观表》）

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无遂功，天之数也。（《吕氏春秋·博志》）

这几例中，“数”有“不得不然”之意，已经是必然性的表示。所谓“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数”与“幸”相对而言，也是在说明某种必然性，而不是侥幸的、偶然的。所谓“天之数”，犹言天所规定的命运。504《荀子·仲尼》篇讲齐桓公称霸的必然性，谓：“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议兵》篇讲秦国取胜之势时，谓：“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此处亦将“数”与“幸”对举，强调“数”即强调其必然性。正是基于“数”所表示的这种必然性的意蕴，所以战国时人还有“历数”一辞，表示天运、天命。505

我们再来说“术”字。

晚至甲骨文的时代，“术”字才可能出现。专家指出在《殷墟文字乙编》中有两片卜辞出现了“术”字。506但这两个“术”字，只是秫字的省体，且均出现于残辞，可能是祭名，并非后世理解的作为方法的术字。当时还没有以“行”为偏旁的“术”字出现。周代彝铭文字中依然是只有“术”字偶现，亦无“術”字。很可能在商周时代还没有表示技术、方法的“术”的概念。507在古文字中，术、述、遂、隧四个字是同源字，每相通假。508新出战国竹简材料证明，战国时期“术”的意蕴常用“述”字来表示，如《郭店楚简·语丛一》第42简谓：

豊（礼），交、行之述（术）也。

简文原作“礼，交之行述（术）也”，509疑抄手将简文“之”、“行”二字误倒。所谓“交行之术”即交之术和行之术，“交”与“行”是并列的关系。简文意指礼的作用是人际交往与行为的办法、手段。再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第6简谓：

战与型（刑），人君之述（术），德也。

简文原作“战与型（刑）人，君子之述（坠）德也”，510裘锡圭先生指出原简文“君子”之“子”为衍文，甚确。然读述为“坠”，似可再商。所谓“坠德”，意即蔑德，亡德，是乃桀纣的暴君之行。如果说战与刑就是“坠德”，这与儒家对于战与刑作用的看法并不相合，儒家虽然不像法家那样极度强调战与刑，但也并不绝对排摈。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11他把刑罚作为礼乐的补充来看，并没有说绝对不要刑罚，只有礼乐指导下的刑罚才会适中。孔子所慎是“齐（斋）、战、疾”三者，512只是慎战，而不反战。孟子说：“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513在讲“得道多助”的道理时，孟子强调“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514如果说战与刑二者人君用之即是坠德，恐未达一间也。所以简文这里的“述”当读若“术”。战刑二者不仅是人君的统治手段，而且也是人君之德的一种表现。

还可以举出一条至关重要的、需要我们认真讨论的材料。《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13—14简谓：

凡道，心述（术）为主。道四述（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参（三）述（术）者，道之而已。

这里简文中的“述”字皆读若“术”，诸家皆无疑问。然而，“四术”的含意则有不同的理解。或谓指简文下文的诗、书、礼、乐四者，或谓指人道、礼、书、礼乐四者，似皆不妥。愚以为，从简文之意看，可以有这样两个推断，其一，“四述（术）”必定包括了“人道”，所以简文才会说“道四述（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二，除了“人道”之外的其他三术，应当是能够与“人道”平行、并列的三道。我们可以进而推论，这样的三个道，应当就是天、地、鬼三道。简文认为“道”所蕴含的理论体系中，只有“人道”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其他三个部分则不可深究，只能是“道之而已”，515一般说说罢了。

我们试对于跟“人道”并列的其他“三术”，缕析如下。

“天道”，是儒家理论中惯用的观念，《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一个明证。《论语·为政》篇载孔子语“五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朱熹注谓“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516，甚精当。孟子所谓“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517可谓一语中的。“天道”实指天命，它藏于人心，是讲不得很清楚的，所以简文谓“凡道，心术为主”。既然天道的实质在于天命，那么，通过占筮等手段的数术也当源起于上古时期的天道观念。

“地道”，在儒家理论中，它是“人道”的陪衬，所以《中庸》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治国之道，人存政举。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也像种“蒲卢”（即蒲苇，是生长尤速之物），成长会很快。518关于地道的数术，后世流变为堪舆之学、风水之学。后世的堪舆家、风水家就是数术家之一类。

“鬼道”，是儒家基本不提的视为另类的认识范畴，但春秋战国时社会上的人们却每有论及。春秋中期，鲁国祭典把庙里的僖公神主位置提到前面，遭人非议。鲁国负责宗庙祭祀事宜的任宗伯之职的夏父弗忌就解释说：“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519但是，贵族还是不予理解，经《左传》的作者就指出“君子以为失礼”，可见鲁国贵族并没有认可此事，鲁大夫展禽即批评说：

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520

夏父弗忌所讲的“新鬼”、“旧鬼”，展禽所讲的“鬼道”之鬼，皆指祖先神灵而言。春秋初期，属于若敖氏之族的楚令尹子文之弟子良生子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子文断定其族将由越椒而亡，谓“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521“若敖氏之鬼”，即若敖氏的先祖。《礼记·檀弓》下篇谓“生事毕而鬼事始”，所说的是祭祀之事，其实，也可以用来说明鬼事的性质，即鬼事乃人生之事的延续。《墨子·非攻》中篇列举战争造成的危害，其中之一便是“鬼神之丧其主后（袥）”；《非攻》下篇亦谓“剥振神之位，……灭鬼神之主”。所谓“主袥”和“神之位”皆指宗庙里祖先的神主及其石函，是祖先之鬼的凭依。总之，当时人所理解的“鬼道”，或可视为祭祖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的“鬼道”观念往往有这种演进趋势，那就是将其以善恶好坏来区分，坏者恶者被妖魔化为“厉鬼”、“恶鬼”，其好者、善者则上升为神。从上引展禽的话来看，毕竟人鬼悬隔，不可能同道，所以“鬼道”与“人道”是两个并列的概念。

在儒家理论中，关于“人道”与天、地、鬼三道并列关系的表述，我们可以举出《周易·谦卦·彖传》为例进行说明。是篇谓：“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个论述里，“天道”和“地道”占据显著位置。

我们大略研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天道”、“地道”和“鬼道”的一般情况，可以看到在儒家理论中，将此三道与“人道”区而别之，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睿智如孔夫子者，对于“人道”以外的领域的东西持一种冷静而客观的现实的态度。就思想史演进的历程看，当时还远不具备挑战迷信观念的思想基础，社会上鬼神迷信观念还相当浓厚。顺应这种社会思想环境，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少谈或不谈论它。把思想与理论的重心放在“人道”这一领域。孔子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孔子并不否定鬼神，只是对于神灵略微有些怀疑而已，在推行孝道的时候，他还是要肯定神的存在。《论语·先进》篇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八佾》篇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所重视的是现实的人生，而不是鬼神之事，说“祭神如神在”，其中略微含有否定神的意思，但还是认定神是存在的。孔子有病的时候，子路曾举出“诔”文所载“祷尔于上下神祇”这句话，建议向神灵祈祷，孔子谓“丘之祷久矣”。522总之，孔子的鬼神观念的核心在于要“敬鬼神而远之”，并非否定鬼神的存在。

儒家所讲的“人道”，实即面向社会与人生的学问，这部分学问构成了儒家学术的主体。“人道”之外其他部分（即上述简文所谓的与“人道”并列的“三术”），恰如《庄子·齐物论》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对于庄子此语的理解，成玄英疏谓：“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论。”523这个“六合之外”，就是人类社会之外，那个视域之中的现象与道理皆玄而又玄，看不清楚，听不明白。既然如此，那就不必研究和讨论。这“存而不论”的部分就是后世所谓的“数术”所包括的内容。若按照一般的简略的理解，可以说儒家的“人道”与天、地、鬼三道的划分，正构成了“学术”与“数术”两个领域。

我们现在看来，“数术”虽然多属迷信的范畴，但它毕竟是对于事物必然性的探索。“数术”这一观念若略而言之，可谓认识必然（“数”）的办法、途径和手段（“术”）。数术这个概念的形成和界定是汉代的事情。《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命“太史令尹咸校数术”，汉哀帝时刘歆《七略》中就有《术数略》。《汉书·艺文志》载有“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其主要内容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等。这个界定成为我国自古以来所行用的“数术”观念的范畴。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