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说《山海经》的“天毒”与“离朱”

先说“天毒”。

《海内经》谓：“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所载“朝鲜”正在今东北亚地区，完全符合《海内经》的“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定位。

袁珂说：“天竺即今印度，在我国西南，此天毒则在东北，方位迥异。”这个疑问是很正确的，天竺决不会与朝鲜在同一地区、同一方位。疑“天竺”之载当在《海外西经》或《大荒西经》，偶然误讹于此。

《海内经》所言“天毒”，从郭璞开始，皆以为即“天竺”。《史记·大宛传》有“身毒国”，《索隐》云：“身音乾，毒音笃。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谓浮屠胡也。’”288郭璞注《山海经》肯定“天毒”即天竺国289。“印度”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里有数十名之多，盖为古音变化所致。其最早的读音应当就是《山海经》里所说的“天竺”，后来才音转为“印度”。我们从上古音系上看，身字上古音为真部审纽三等字，而天字是真部透纽字，两者是有通假条件的。

一般认为，关于“身毒”的史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篇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两千里有身毒国。”290《海内经》所载身毒，不仅方位有误，而且从中印陆路交通来说，一般认为在此之前很久就存在着我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的陆路交通道路。盖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中原地区的人，就有了关于“身毒（印度）”的传说。专家指出，《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说的“僬侥”（即后来《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所说的“小人国”之民）就是称为“小黑人”的古印度原居民291。不少考古资料也证明我国西南地区的上古文化有古印度文化的痕迹。例如，云南石寨山文化的“双人舞钹铜饰”，“其人物雕像作深目高鼻，当来自西方，舞者所跳的舞蹈名为‘钹舞’，而钹舞在东方最早出现于印度”292。据现今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看，中印交通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天毒”的记载，实为《山海经》成书时间的一个佐证。

再说“离朱”的问题。

《海外南经》述“狄山”诸兽，中有“离朱”。郭璞注谓“木名也，见《庄子》，今图作‘赤乌’”。郭注说“木名”，非是。郭说见于《庄子》，即《天地》篇所载为黄帝寻找玄珠者，作人名，与郭说之“木名”相左。郭璞所见“离朱”之图，画为‘赤乌’，可见其为鸟而非木，亦非人。在经文中，“离朱”杂侧于诸兽之间，自当为兽名，鸟、兽类相近，列为一类，无可足怪，若杂侧一人，或一木，则不类。袁珂先生以为此即“日中踆乌（三足乌）”293。其说的主要依据是张衡《思玄赋》“长离”，注谓“朱鸟”，《尧典》“日中星鸟”，伪孔传“鸟，南方朱鸟七宿”。《海外南经》的“离朱”即“长离”，亦即“星鸟”，故为“朱鸟”，也就是郭见古图之“朱乌”。今按，袁先生此说不为无据，但亦有再议的余地。“朱乌”虽然可以“朱鸟”当之，但先秦文献中原有“朱乌”的记载，径以为释即可，不必转为“朱鸟”，迂曲为释。“朱乌”为周代文武时期的祥瑞之鸟，《墨子·非攻》下篇载“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294。《吕氏春秋·应同》篇讲周文王时“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295。两者所载当为一事异辞。虽叙事略有差别，但皆谓传达天命之祥鸟为“赤乌”。“朱鸟”与“朱乌”，虽然相近，亦可勉为通释，但毕竟为两物，并不相同。既然郭注“离朱”为“赤乌”，就当依《墨子》《吕氏春秋》等书的记载为依据而径以为释，而不必迂曲将其假为朱鸟。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