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校定本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首先讨论此问题，是因为它对于我们讨论《山海经》的成书问题有较大的影响。唯有先讨论此问题，才能合乎逻辑地进入成书问题的探析99。
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当时整理《山海经》的图书资料时，“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100，这十八篇，可以称为“校定本”。校定本是传世《山海经》的祖本。那么这个校定本《山海经》是否有图呢？校定本之图，即我们所说的“山海经图”，并非指一部单独成书的称为《山海经图》或《山海图》的书，而是指《山海经》一书中的图。
（一）校定本《山海经》是否有图
历来学者一般皆认为《山海经》一书的校定本有图，经文是对于“图”的说明，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图失而经文存，这才形成了传至今的只有经文而无图的情况。现今所见的各种版本的《山海经》里的图，皆非校定本之图，而是后世据经文而绘制之图。清代学者毕沅和郝懿行曾经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考究101，以后毕沅又有所论102，当代专家又续有补充。我们删重就简，将诸家所提出的证据以时代为序，可以约略分为以下十二项：
其一，《山海经》诸篇记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东首”，当是依图画而为之。
其二，上古之书多有图有说，如《周官》《河渠书》《禹贡图》，所以《山海经》有图自不为怪。
其三，郭注《山海经》云“图亦作牛形”103，又云“在畏兽画中”，显系对于图（而非经文）的说明。
其四，陶潜读《山海经》，称“流观山海图”，是可见《山海经》的图东晋时尚存。
其五，郭璞著有《图赞》，即据“山海经图”而作，若无“图”，就不会有“图赞”之说。
其六，经文载叔均、讙兜、长臂人、竖亥、羿、凿齿等事，言其动作形像，皆与纪事之辞大异。应当是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才能如此文义相应。
其七，《山经》记道里方位，是比较进步的地图，《大荒经》和《海内》《海外》诸经记神人怪物，是原始形式的地图。
其七，《海经》部分的标题是对于图画之顺序的说明，故谓“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或“海内东南陬以西者”（《海内南经》）等。
其八，《大荒东经》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海外西经》载“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海内北经》谓“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这类叙动作之辞，当是依图为说。
其九，《山经》部分每以“某经之首曰某山”开始，继而说“南望”（或“西临”、“东望”等）某地之语，显系对于古地图的说明之语。如《西山经》云“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遥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焉渊”，就是把方位表示得十分清楚的一例。
其十，《尚书·洛诰》载营建洛邑时就有“伻来以图”（意即派人来献洛邑的地图于成王）之说，可见当时已有建造洛邑的地图。《尚书·顾命》载所列宝器有“河图”，据说就是黄河之图，是地方进献于王朝的地图。《论语·乡党》篇有“负版者”，郑玄注“持邦国之图籍”，当是记载土地户口的图籍。称“版”，指木牍，虽然不会有缣帛那样的宽幅，但却比竹简为宽，可以画出一些简单的图。可能和后世的“鱼鳞图册”相类。此可说明春秋时期已有较详的图籍。《战国策·赵策》载苏秦曾经据“天下地图”104，向赵王进言。荆轲刺秦王时，以献燕国“督亢之地图”105为由接近秦王，说明战国时期各国为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战争等的需要，绘制和使用地图已经比较普遍。106
其十一，郭璞注有时指出一些形像的颜色，如注二八神“为人小颊赤肩，当脾上正赤”；注“白民”谓“其人体洞白”，注“玄股”谓“脾以下尽黑”等，应当是述图之辞。
其十二，《山海经》述神怪多言“其状”如何，系据图为说。不仅如此，而且经文中许多文字也都是对于图的说明。如《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就应当是依图为说。许多郭注也是直接对于图的说明。如《海外南经》“离朱”条，郭注“木名也，见庄子。今图作赤鸟”，《海内南经》“雕题国”条，郭注“黔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107，当为注图之言。
上述十二项内容是古今学者对于“山海经图”问题的典型认识。提出这些认识的学者，依次是朱熹一108、郝懿行三、毕沅一、胡应麟一109、王庸二110，袁珂二、马昌仪一111、张春生一112、安京一113、江林昌一114。分析这些说法，愚以为上述的第二、十两项，并不是关于“山海经图”的确证，只能算是“山海经图”存在可能性的一个参证。上述第四、五两项，可以说明晋人所见《山海经》是有图之书，只是这个“书”尚不能断定是刘歆校定之本。其余各项，从《山海经》经文和郭注中寻求内证，是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明。袁珂先生的结论是，《山海经》“因图以为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仅乃图画之说明”115。这可以视为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据此可以推断，刘歆校定本《山海经》是一部有图有文之书。
近年有专家对于这一代表性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汪俊先生从目录版本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他认为“在简策上作图是绝无可能的”，图必当画于缣帛，“倘若真的存在帛书《山海经》，则必以‘卷’来计数，而不是‘篇’，但从刘向刘歆到班固，所用恰恰是简策本的‘篇’。用‘篇’作单位计数，从侧面证明了《山海经》不可能有图”。他还进一步指出给《山海经》作注的郭璞“为《山海经》制作了最早的插图”，“郭璞是为《山海经》配图的始作俑者” 116。汪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因为他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很深刻，古代书籍的“篇”、“卷”之别确实是书籍材质的不同，竹简者称篇，缣帛者称卷，是为常例。既然《汉书·艺文志》称《山海经》为十八篇，其材质为竹简，就应当是无可怀疑的。画当作于缣帛，若有缣帛之书则称卷而不称篇。由此而断言《山海经》的校定本无图，确实合乎逻辑。
愚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沿着汪先生思路继续探讨，但结论却不相同。
首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载“六家，百二十二卷”。这个数字包括《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篇、《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总计百二十二卷，其中包括《山海经》十三篇。《艺文志》单提《山海经》时称十三“篇”，计“刑法”类总数时，将视其为十三“卷”。可见篇、卷之称并无严格区别，而是可以相互替代通融的。就《汉书·艺文志》而言，篇多大于卷，一篇之中或可包括若干卷，《汉书·艺文志》载《山海经》十三篇，或许十三篇之中亦包括某些“卷”，其卷数当大于“十三”。
其次，从《艺文志》所载“形法”诸家看，皆当有图。如“相宫宅地形”当有地形图，“相人”当有人的面部及体形图，“相宝剑刀”当有刀剑之图，“相六畜”当有六畜之图。所以《汉书·艺文志》“形法”类的“小序”称“形法者……，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117，所谓“形人及六畜”之“形”，即图画其形之意。《山海经》列于“形法”类，其中亦当有各种可直接观览的“形”之图。或者说正是因为《山海经》有图所以才被列入“形法”家。因此，毕沅谓“《山海经》在形法家，本刘向《七略》，以有图，故在形法家”118的说法，是正确的。
最后，汪先生所提出的图不能作于简策，而必当作于缣帛这一前提，也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考古发现证明，有些图可以作于编联一起的简策之上（说详后），另外，在版牍上绘制地图，也有考古资料的实例。愚以为汪先生所提出的上述认识，作为一般的对于古书称篇、称卷之别的认识，是正确的。然而，《汉书·艺文志》所载与这个一般情况有所区别。这是我们探求“山海经图”问题所不可不注意的地方。所以刘歆校定本《山海经》称篇，不足以成为《山海经》无图的证据。
总之，《山海经》校定本应当是一部图文并茂之书。但是，不应当把“图”在《山海经》一书中的重要性估计过高，不宜将它称为是一部释图之书。袁行霈先生指出：“《山海经》中，可能有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上古流传下来的某种图画记录成文的。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说整部《山海经》都是图画文字的说明。”119袁先生的这个说法，对于《山海经》一书中的图文关系，是一个精当的概括。
（二）关于“山海经图”的推测
战国时期摹绘图像，已为习常之事，所以荀子说各诸侯国“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所谓“图”，即指“模写土地之形”120，韩非子亦谓“案其图以想其生”121。现今，已经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绘画已有多幅，这表明战国时期的绘画制作水平完全有可能出现《山海经》这样的图文并茂的书。那么，《山海经》里今已不见的“图”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关于“山海经图”的探寻，清儒郝懿行和毕沅之说最为详审而为世所重。今为简省计，不具引他们的说法，而只将马昌仪先生在《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一文里对毕、郝二人说法的总括称引如下：
毕沅认为，古图有二，其一，《海内经》和《海外经》所说之图是禹鼎图；其二，《大荒经》以下五篇为汉所传图；这两种古图略有不同。郝懿行也认为古图有二，但与毕说不同：其一为汉世所传之图，上有山川道里，畏兽仙人，郭璞注此经时并没有看到此图；其二为晋代郭璞注《山海经》、陶潜写诗时见到的图，上面只有畏兽仙人，似乎与最古老的汉世之图也有所不同。
马昌仪先生的结论是《山海经》“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下来，这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122。这是现在多被认可的说法。愚以为这个说法尚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我的总体认识是，《山海经》一开始就是一部有图有文之书。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对于原本的《山海经》图进行推测。
其一，我们可以从《管子·幼官图》来推测“山海经图”应当有主图与副图之别。
《山海经》地理方位完整而繁复，可谓体系庞杂，若是一幅图（即令是较大的缣帛）也不大可能具载而全部绘出。但是，若以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的“主图”、“副图”的形式来表现，则是能够做到的事情。《山海经》编撰成书时候，受邹衍“大九州”学说的影响，已经将天下分为海内、海外、大荒等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若干“次”以作区别，如《南山经》就有“南次首经”、“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个部分。《中山经》就有“中次首经”至“中次十二经”十二个部分。“海经”部分亦有不同的区划。“山海经图”不可能用一幅图就将复杂层次的内容表现出来，应当有总图、分图的区别，以适应《山海经》述事的多层次的需要。《山海经》的层次略如下述：
一、《山海经》
二、山经、海经、大荒经、海内经
三、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
海经：海内四经、海外四经
大荒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
海内经
四、南山经：南次首经 、南次二经、南次三经
西山经：西次首经、西次二经、西次三经、西次四经
北山经：北次首经、北次二经、北次三经
东山经：东次首经、东次二经、东次三经、东次四经
中山经：中次首经、中次二经直至中次十二经
我们列出《山海经》一书的四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不少并列的单位，最多的一个是《中山经》，其中由并列的十二个单位组成。《山海经》虽然内容丰富、层次繁复，但其叙述却条理清楚而井然贯然，方位不乱、脉络有序，令人有如线穿珠之感。这样的叙事，反映了其撰写者驾驭材料的卓越水平。作为一部图文并茂之书，其图的处理亦应当与经文相适应。如此看来，只有用主图、副图予以区而别之，才能有条不紊地予以表现。否则，将只会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堆积。
主图、副图的情况，我们在《管子》书中可以见到这方面的例子。是书中有《幼官》如《幼官图》两篇123。《幼官》是专讲神治之篇，以五行为序讲祀五帝、五室等事，五帝各有所执，东方太昊执规，南方炎帝执矩，中央黄帝执绳，西方少昊执衡，北方颛顼执权，皆有形像可以图画。此篇中所言五帝、五兽、旗物、兵刑等皆当有图，并且各方之图，于篇中皆指明其方位，如“西方本图”和“副图”，“此居于图西方方外”124，意谓这两图在西方这个区域之外。“方外”之“方”，意谓处所、区域。《庄子·大宗师》“游方之外”，成疏：“方，区域也。”《国语·晋语六》：“远人以其方贿归之。”韦注：“方，所在之方。”是可为证。《幼官》篇关于诸“本图”、“副图”的说明，可以确证《幼官》文字是对于“图”的说明。《幼官图》应当有一副总图，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根据《幼官图》的说明文字，我们可以恢复其“总图”（见附图1）。《幼官图》在“总图”之后，再分为某方的“本图”与“副图”。所称的“本图”又当是某“方”的“总图”，其下还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副图”。
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就有主图与副图的区别。这些地图计七幅，分别画在四块版牍上。专家指出，“图一是一幅总图，其他有文字注记的5幅（图2、3、4、6、7）均为分图，或称局部图”，这7幅图中有一幅总图统领其他各图125，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所谓的“分图”、“局部图”，类同《管子·幼官》所说的“副图”，《山海经》这样更为复杂的系统是否有这样一幅“总图”，不可得知。但是，“山经”、“海经”、“荒经”等层次，应当有这样的“总图”，在“总图”之下再分为若干“副图”。天水放马滩所出战国后期版牍上的7幅地图，为说明“山海经图”当有主图、副图之别，提供了重要参证。
其二，我们还可以对“海经”部分“总图”进行推测。
我们从“海经”经文开始所载文字，可以看出它是对于“图”的说明。“海外四经”开首的文字如下：
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
海外西经：“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海外北经：“海外自西北陬至东北陬者”126；
海外东经：“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
王念孙曾经依据这些说明，绘制了《海外四经位置图》（见附图2）127。这是一个示意图，只标出了此方位的起始国与结尾国的名称，中间诸国名称则省略未写出，王念孙于某方起始国名称一侧所加“〤”符（如“结胸国”右侧、“臧蒙鸟”左侧者），表示自此开始的诸国名称省略，直至末尾一国之名。可以推测，《海外四经》原图当比这个示意图要复杂，应当是标示出某方所有国家名称的。王念孙所绘此图，《海外四经》经文的排序颇有规律可循，位于横方位的南、北两处，国名皆从左向右排列，而位于竖方位的东、西两处的国名，则由下向上排列。经文所列古国方位距离虽然不一，但大致不出王念孙所排列的方位图。
其三，《淮南子·地形训》的三十六国图提供的参考。
《山海经》“海外四经”这种依次排列方位的例子，还见于《淮南子·地形训》。此篇载“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到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自东北到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128。我们还可以想到，《淮南子·地形训》中亦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此篇述海外三十六国依方位而进行排列，卓然有序，专家据此而列出下图（见附图3）129。《地形训》经文所列三十六国，应当和《山海经》“海外四经”一样也是有“总图”为据而加以说明的。银雀山汉简的《八风图》启示人们考虑，《地形训》里有类似于专家所绘之三十六国图，并非不可能之事。
其四，汉代竹简上绘制图像的启示。
过去认为只有在缣帛上才可以绘图，考古资料证明，有些图也可以在编联的竹简上绘制出来。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发现的竹简里就有这类图例。其中的数术类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里的“八风”就由十二支简组成一图（见附图4）130。此图由十二支简组成（其最左一简缺失，为拟补）。现在，用虚线表示的部分为简的残缺部分。此表述“八风”的情况，可以称《八风图》。这个《八风图》方位准确，并附有简单说明文字，阅读效果与缣帛之图不相上下。上引王念孙复原的《海外四经位置图》假使以若干简组成一图，当不难绘制出银雀山汉简《八风图》这样的效果。袁珂先生推测，《海经》部分的标题是对于图画之顺序的说明，故谓“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或“海内东南陬以西者”131，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八风图》让我们想到《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候岁图》132。关于这幅图，从前认为是后人所作，在文中不应有图。现在看来，经文中可以有图，因为多支竹简编联一起，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图。
其五，马王堆汉墓帛书是说明“山海经图”问题的重要参照。
“山海经图”这种依方位绘画出神怪形像的图，我们尚可在战国帛书中见到（见附图6）。此图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的帛书133。帛书四周绘有十二神物，旁边的注文是对它的解释，李学勤先生早曾指出“其格式和《山海经》是很相似的”134。陈梦家也说这些彩绘是“类似《山海经》的人、兽图像”135，帛书周围的图像，安志敏和陈公柔先生曾想举出其中的六幅，说明其所绘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应的记载，例如帛书正下方的一图（见附图7）很明显与《中山经》《海外南经》等所载的三首人是一致的，“可见三头人或神为古来的传说”136。李零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此帛书做了精审研究，他虽然认为这十二神“就是十二月神”，但并不否定其与《山海经》的某些描写有“相同或相似”之处137。凡此皆可说明上古时代先民关于神灵精怪的传说，在战国时期依然流行，帛书作者所绘十二神，或当与《山海图》有共同的取材渊薮。《海外四经》的神怪远比此帛书所绘出者为多，不是一幅缣帛可以容纳得了的。若依照此帛书绘图情况推测，《海外四经》至少当有四幅分图（副图），分别绘出南、西、北、东各方位的神怪形像。
其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为“山海经图”绘制的可能性提供了佐证。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见附图15）138，复原后幅长98厘米，宽78厘米，图的左上方分别标明“东”、“南”两个方位，图上标示出方圆约五百里区域内的山脉、河流、居住地、驻军等，绘出大小二十条河流的流向。这幅图，主题突出，层次清楚，绘制于西汉高祖或惠帝时的这幅地图，反映了汉初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绘制地图的水平。以这样的水平绘制山海经图应当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校定本《山海经》的原初面貌，可能是竹简、版牍、缣帛的合编本，简载经文，而牍、帛绘方位图及形像图。以上的这个推测，或许可以解释刘歆《上山海经表》所说篇数的一个问题。刘歆说：“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32篇和18篇有什么差别呢？愚以为差别应当就在于原来是简载的经文与帛画的形像分别计数，所以篇数较多，而校定时则将帛画之卷与简载经文合编一起，一篇之中既有竹简、版牍，也有帛卷，所以篇数减少。如若不然，就很难解释刘歆无端删去其所见32篇中的近一半的篇幅的原因。校定本《山海经》应当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书，经文有些是对于书中之图的解释，大部分则是上古传说的记录。总之，可以推测，校定本《山海经》的“海经”，可能有一幅总图表示出诸国（或某地）大致的方位及相互关系。在总图之下，可能还有分图，绘出诸国（或某地）的神若人的怪异之状。如《海外北经》载：“跂踵国在拘缨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 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经文言跂踵国与欧丝之野的位置关系十分清楚，在海外经的“总图”中应当是标示清楚了的。但跂踵国的身材高大的大脚之人的形象与伏树吐丝的蚕神形像，则当是“分图（副图）”中所绘出者。《山海经》里固然有不少释图之语，但更多的并不是释图之语，若谓先有一部《山海图》，然后再加上释图之语而形成此书，恐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