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文、演讲

略论鲁迅杂文的题目

有人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这话很有道理。对于一篇文章，首先接触到的就是题目。题目与文章的高下优劣关系很大。平淡无奇的令人索然无味，引不起读者多大兴趣。生动精彩的则像磁石吸引铁屑一般，能一下攫住读者，不由得一睹为快；鲁迅杂文的丰富多彩的题目，就有着如此强烈的魅力。

鲁迅一生写了七百多篇杂文，这些杂文的题目就体现了多样的风格和笔法。其中有的含蓄隽永，耐人寻味；有的明白如话，一目了然；有的充满哲理，启人深思；有的幽默诙谐，别有情趣；还有一些比较隐晦，似乎费解……真是五光十色。它既有一般好题目的共同的因素，又带着鲜明的个人的色彩，具有显著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其特点之一，是准确、鲜明，只用几个字或一个短句，就概括出文章的精髓，表现了作者的主张和观点。在一些正面驳斥论敌，或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是非问题上表明态度的文章的题目上，这个特点尤为明显。《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好题目。“急进革命论者”要求：“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鲁迅对这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进行了深刻剖析，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1“急进革命”是现象，“非革命”才是实质；然而“非革命”却做出“急进革命”的样子，并且继续混淆视听。这个题目的力量，就在于它真实地、准确地概括了文章的内容，本身又是一个明确的、科学的论断，表现了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于那些撒布“毒害革命的甜药”的“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的愤慨。其他如《我们不再受骗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都是如此，或大气磅礴，或义正词严，作者爱什么，憎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首先在题目上表现了出来。

准确性是题目的生命。任何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意思都要不得。但准确不是指简单化的形式上的相似，而是善于从本质上进行概括，能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深度来。这样的题目无疑才是上乘。鲁迅一些杂文题目，既明晓通畅而又使人有警策深刻之感，就是这个原因。一九三六年，托派以“陈仲山”化名给鲁迅写信，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鲁迅便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予以回击。这个题目好就好在点了“托洛斯基派”的名。因为当时托派的反革命面目尚未在社会上完全暴露，鲁迅却赫然点出，彻底撕开了这伙躲在阴暗角落施放毒箭的家伙的嘴脸，一下敲到他们的脊梁骨，使其无可遁形，从而让革命人民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试想，题目如果写成“答陈仲山”，也是可以的，但总显得平平，缺乏战斗的气势；“答托洛斯基派”则是本质上的概括，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主动回击的战斗精神。因此它既是文章内容的提炼，又使主题得到升华。好内容，好题目，相得益彰。

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既具有一般社会评论的性质，又具有文艺作品的特征——形象性。而注重形象性也在杂文题目上有所体现。这是他杂文题目的第二个特点。鲁迅主要是通过比喻在题目上创造生动的形象，且善于就近取譬，用具体事物来比喻抽象的思想或道理，用这一事物比喻那一事物，使读者既得到深刻的体会，又享受到艺术的愉悦。《脸谱臆测》《二丑艺术》《爬和撞》等都是形象化的好题目。有一些题目，尽管只有一个字，如《头》《路》《扁》《推》等，仍使人感到具体实在，呼之欲出，也是由于通过某个事物或某个动作，惟妙惟肖地画出了所要阐发的问题的实质。正因为题目小而具体，也就避免了千人一面的公式化。“九一八”事变后，广大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上海的一批反动文人却借国难以自肥。鼓吹“爱国歌舞表演”，发起组织“文艺界救国会”之类的活动，有的甚至借“爱国”之名来兜售“警犬”“灵药”。鲁迅便用艺术笔触赋予这些家伙一个生动的形象——“沉滓”，指出：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2。但因为泛起来的毕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鲁迅把这个意思概括起来，题目就叫做《沉滓的泛起》；短短五个字，在我们脑海里便映出了一幅具体的画图，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这些人物在动乱年代趁机泛起及其必然没落的结局。

由于取譬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果处理不好，则难免陈陈相因。鲁迅因为站得高，看得远，联想巧妙，却能赋予新意。《由聋而哑》这个题目就是如此。聋子、哑巴，谁没见过？由聋而哑的道理也人所共知。然而鲁迅却和当时文艺界的荒凉，介绍外国思潮、翻译世界名著都很不够的问题联系起来，说明由于精神食粮的缺乏而造成一些人精神上的“聋”，那结果，也招致了“哑”来，也就是写不出、创造不出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和重大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比喻便显得通俗、熨帖而又新颖，供给读者联想的宽广的天地。那些由于头脑荒芜、精神食粮匮乏而变得愚妄无知的人，和“呜呜哑哑”的哑子何其相似！回想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使得不少人不谙世事变化，见闻寡陋，不是同样存在着“由聋而哑”的危险吗？

鲁迅杂文第三个显著特点，就是辛辣的讽刺和含笑的幽默。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帮凶，对于资产阶级的市侩作风，对于社会生活中的落后现象，鲁迅常常运用讽刺的锋芒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个特点在题目上体现较多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引用对方的话讽刺对方。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对于人们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颇感委屈，说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又说他怎样辛苦，等等。鲁迅把梁实秋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连缀起来，就成了这么一个题目：《“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题目活像一幅漫画，简单几笔，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资本家的走狗的形象。然而这幅画是梁实秋本人给自己画的。每每看到这个题目，就不禁使人哑然失笑。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学生请愿的《通电》里有这么几句话：“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为了揭露“友邦”和“国府”的反动本质、狠毒用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罪恶关系，用了《“友邦惊诧”论》做题目。鲁迅说：“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象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和内容联系起来，这个题目就充满了强烈的讽刺力量：在“友邦惊诧”的后面，人们看到了“友邦人士”是什么东西，他们“惊诧”的实质以及“国将不国”的奴才相。

隐晦，曲折，耐人寻味，是鲁迅杂文题目的第四个特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鲁迅不能直抒胸臆，不少文章只能以“曲笔”的形式表达，这也就形成了他的杂文回转深沉的风格，成了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体现在题目上，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寓理，言此及彼，含而不露。比如《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个题目，“忘却”和“纪念”是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为了摆脱悲哀，将烈士忘却才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实则不然。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遇害后，鲁迅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怀念，就在这篇文章结尾，还意味深长地说：“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题目却说要“忘却”，显然包含着极深沉的情思，它表现了使作者无法承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悲愤，同时也表达了在漫漫长夜中继续战斗、用坚韧的工作和斗争来纪念死者的决心。越是说要“忘却”，却越不能忘却。“忘却”分明是不能忘却的反语。作者这里用的是曲笔。但曲笔而又不失其犀利。

还有一些题目，仅从字面上难以体察出作者的用意，只有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认真思索，才会对题目的妙处心领神会。《现代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乍看题目，似乎作者要大讲一番现代历史，但通篇却说的都是“变戏法”。变戏法的耍一通花样，便向大家讨钱：“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 Zaa！Hua Zaa！”钱到手了，就走掉了；过了些时候又来了，还是再耍一通花样：“Hua Zaa！Hua Zaa！”又是向观众讨钱。内容和题目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在结尾时也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其实他一点也没写错。我们联系鲁迅一九三三年写这篇文章时的背景，就容易理解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一个接着一个上台，一个接着一个耍花样，他们都推行反共卖国的反动路线，都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这难道不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吗？

鲁迅在谈到《南腔北调集》一书的命名时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3“对偶”是我们民族表现手法的独特的传统，运用得好，不但能使文字优美，而且可以使文章的概括性更强，并有助于文字的精炼。鲁迅在不少杂文题目上运用对偶，同样收到了这样的效果。这类题目还可以举出很多：《吃教》《喝茶》；《“辞大义”》《忧“天乳”》；《文坛三户》《中秋二愿》；《北人与南人》《文章与题目》；等等。痛斥张春桥的《三月的租界》也是这样一个颇具匠心的好题目。青年作家田军写了小说《八月的乡村》，狄克（即张春桥）却横加指责，鲁迅便写了《三月的租界》给以回击。这个题目不仅点明了狄克炮制黑文的时间、地点和背景，且有意与《八月的乡村》相对称，构成富有讽刺意味的对仗，寓意极为深刻：一边是东北的抗日前线，人民正与日寇浴血奋战，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军警宪兵保护着的上海，狄克之流正龟缩在“三月的租界”里攻击抗日爱国文学；一个是“庄严的工作”，另一个则是“荒淫与无耻”。这正是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革命与反革命的鲜明对照。这个题目的犀利的战斗性是显而易见的，难怪狄克后来在给鲁迅的信中直叫嚷：“《三月的租界》这个题目很伤大家的感情。”

当然，以上所说的鲁迅杂文题目的几个特点，不能也无法加以截然区分，而是互有联系。在一个具体题目上，有时某一点比较突出，有时几点兼而有之。我们看鲁迅杂文的这些题目，似乎是信手拈来，毫不经意，其实不然。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透着鲁迅的心血。

一、鲁迅杂文题目的深刻性和作者思想的深邃是一致的。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紧跟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特别是在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能够纯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章的见解高出一筹，题目也就别出心裁，不同凡响。鲁迅一生经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阅历十分丰富，他的一些杂文题目，就凝聚着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对敌斗争经验，显示了个人的特色。这里应该提一下写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个题目。当广州人民都为上海工人占领上海、北伐军攻克南京而沉浸在欢庆里时，鲁迅却告诫人们要从“庆祝沪宁克复”之中看到“那一边”。“那一边”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隐藏着的革命危机。就是说，要从庆祝胜利的热烈气氛中，看到“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要从革命势力的扩大中，看到投机者的混入；要从“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看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消亡，以至于复旧。可见，“那一边”三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题目本身就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有着对整个形势的分析，有着大量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在实际斗争中对敌人本质洞若观火的认识，显示了作者目光如炬、知几识微的科学的预见性。显然，这样的题目单靠文字技巧是作不出来的。

二、卓越的艺术素养，熟娴的文字功夫，是鲁迅杂文题目生动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翻开全集，七百多篇杂文的题目，看不出有什么框框和模式，竟没有一篇是“有感于……”或“……的启示”一类格式；人们习用的“从……说开去”，也仅有《从“别字”说开去》一篇，真正摒除了一般化、公式化。特别是一些论辩文章的题目，容易干枯老一套，而他却通过多种修辞手法，写得新人耳目。有些题目，或有意加些文言、外来语成分，或打破文字组合上的常规，或在标点符号使用上故显奇特，或短仅一字，长达二三十言，看上去杂七杂八，却更增强了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和艺术功力。鲁迅擅长写旧体诗，锤炼字句极有功夫，这在有些杂文题目上也体现了出来。有些题目的艺术效果堪与脍炙人口的诗句媲美。为人所称道的《估〈学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估”字是对“学衡”的“衡”字而言。鲁迅认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要想“衡”别人，其实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因此，对他们根本用不上“衡”，只要“估一估”，就可以把假古董的斤两估出来。一个“估”字，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既显示作者对这伙自诩学贯中西实则浅薄无聊之辈的鄙视，也体现了鲁迅嬉笑怒骂的战斗风格。一个“估”字，就像旧诗里的所谓“诗眼”，一字千钧，使标题活了起来，把全篇文章带了起来。

三、鲁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如同写杂文时的字斟句酌、认真修改一样，他对文章的题目也十分讲究，苦心孤诣地追求题目的生动、有力、深刻，尽可能出语惊人。我们知道，有的杂文的题目，鲁迅在汇编出集子时又作了修改，如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论“赴难”和“逃难”》，初发表时题为《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收入《伪自由书》的《逃的辩护》，初发表时题为《“逃”的合理化》；收入《准风月谈》的《“中国文坛的悲观”》，初发表时题为《悲观无用论》，等等。仔细琢磨，作者的这些修改是有用意的：有的为了更加简练，如《萧伯纳颂》改为《颂萧》；有的为了增强针对性，如《感旧》改为《重三感旧》，且加了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有的为了更加明确，如发表在《语丝》杂志上的两篇《通讯》，收入《三闲集》时，分别改为《文坛的掌故》和《文学的阶级性》；但更多的修改，则是为了使意境上更加深沉，表现上更加含蓄，方法上更加多样，产生出更加强烈的吸引人的效果。

鲁迅重视杂文题目的拟作，但又反对不顾文章内容而一味在题目上雕琢。他在和人谈论有关文章题目时，说过一段看似平常实则深刻的话：“我约略地想了一下，几乎世界上的大作家，取的题目都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说，文章的好坏，和题目的好坏，关系并不大。换句话说，越是那些写不好文章的人，题目倒往往是古里古怪的。”4这里指的虽然不全是杂文，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不仅是文学，就是艺术作品，鲁迅也认为应力求内容和题目的相一致。他十分鄙薄当时一班所谓“艺术家”的行径：“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5

高度的政治觉悟，深厚的艺术修养，严肃的写作态度，这就是文学巨匠鲁迅留给我们一篇篇好文章和一个个好题目的原因，也是我们所应该认真学习的几个方面。

本文原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