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面子文化
作为“针砭民族性的国手”的鲁迅先生在一生中，对国民的弱点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揭发和批判。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面子文化对中国人行为和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批判。
一
中国人爱面子、重面子，面子意识特别强，这是举世公认的。对这一特点较早、较多地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外国人。近代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在其《中国人气质》（一八九四年）一书中指出，面子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364。许多外国人认为，面子这一事很不容易懂，但却是“中国精神的纲领”365。日本有人认为，面子是一种存在于中国人中间，使日本人格外始终无法理解的强韧的主张。“假如说，中国人以生命维护‘面子’，未免有些夸张，但其重视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生命。”366近代以来，面子也引起不少中国人的重视。严复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提出的“中国人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367等，都与中国人的面子意识有关。梁漱溟在谈到“中国文化个性极强”时，总结了历史上比较公认的十种观点，其中第三种为“爱讲礼貌”：一面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虚伪；一面亦指宁牺牲实利而要面子，为争一口气而倾家荡产等368。林语堂认为，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研究中国人心理上的面孔，“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369。庄泽宣在其《民族性与教育》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因为喜欢文饰，所以最讲面子，不讲实际。看重名义和顾全面子的思想几千年来不断地支配了中国民族的心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表现。”鲁迅说，外国人认为“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370。正由于面子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它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在中国，面子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需要而且应该认真研究和探索。在现代，鲁迅是较早研究面子文化的中国人之一。
对于面子的含义，至今尚没有统一的看法。鲁迅指出，我们在谈话中常常听到“面子”这个词，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不多。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想就觉得糊涂。他认为，“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371。就是说，面子是不同身份的相应表现。鲁迅对面子虽没有作出严格的明确的定义，但他的说法却抓住了面子的实质，即它与人的身份、地位相联系。我们说，面子意识是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是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部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面子是中国人在社会交往时依据自我评价，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所应有的心理地位372。
“面子”一词含义很复杂、微妙，要确切地弄清它，还应区分它与脸以及情的关系。
面子与脸，两者是有区别的。面子更多的是与社会地位、声望联系在一起，而脸往往是和人格的尊严、人的形象有关系。说一个人“不要脸”“没有脸”是最厉害的骂人的话，是极大的侮辱，等于说他下流、不道德。脸与面子的不同，可从与其搭配的词组的含义上看出来，如“丢脸”“不要脸”“给……丢脸”“没有脸见人”“翻脸”等，都是与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如何有关。和面子一起搭配的词有“面子上不好看”“给面子”“留面子”“看面子”“争面子”“爱面子”等，这些词组的大意都表明了中国人在交往时，双方都在心理上对对方在自己的心目中的分量作了评定后确定出对方“面子”的大小以及自己在对方心目中“面子”的大小。脸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面子才是中国特有的。面子与脸的界限有时也很难区分。有时一个人因为在社会上失“面子”而觉得“丢脸”，也就是觉得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概念也是可以互换的，或者连用，称为“脸面”。
面子与情，面与情经常连用，谓之面情或情面。鲁迅说：“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373中国传统道德规范，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作为基本出发点，然后经过理性的过滤，用礼加以调适、约束而成，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人情化的倾向便特别明显，其中尤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情感，即所谓的内外有别、亲疏有序。显然，这种人情，是指对熟悉或友好的人表示情谊；一点不熟悉的人之间，则是无人情可言的。面子与人情关系十分密切。给人面子容易争取人情，伤人面子则极易伤害人情。社会上一般所说的人情，即为熟人或友人的利益和荣誉效劳时，其动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怕人与自己作对。反映在人际关系中即保持和谐，既要使自己“脸上有光”，又要顾全别人的“面子”，遇到矛盾时要避免正面冲突，以和合为重。请客送礼、歌功颂德等，都是做人情亦即给人面子的表现。这样，使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推崇信用与和谐，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即在人们交往中，凡事重情不重理，认亲不认法等。
面子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包括着西方人难于理解的某些方面。但是，结合西方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面子的认识。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对我们就有启发。在西方心理学中，“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面具（Persona）。面具是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所戴的特殊脸目，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把面具指义为人格，实际上说明两层意思：（1） 一个人在生活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行为；（2）一个人真实的自我。把人格说成是面具那样的东西，说明人格就是表现于外的、在公众场合上的自我。我们把自己显示于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人格。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人还有由于某些原因不显示的、蕴藏起来的东西。”374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把“人格面具”视为自我的外延，是人对于社会习俗和惯例向他提出的要求而做出反应时所具备的外壳。它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却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的性格。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中国人所谈的脸面，大致也包括上述意思。中国人讲究“做人”，这其中有一个含义，就是凡人外显出来的形象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工于心计，“做”给别人看的。因此，为迎合社会规范所“做”出的自我形象（面具），往往扼杀了人的本身。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适度的面具是必要的，然而过分的面具却可能导致面具悲剧，即面具取代本性，荣格称之为“人格面具的通货膨胀”。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观点”和亚历山大的“情景一致论”，对我们了解面子含义也很有帮助。戈夫曼将社会交往描绘成戏剧表演，所以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协调表现自己的方式，必须在社会环境中维持适当的形象，以确保获得他人的良好评价。按照这种理论，中国人在复合关系中的表演只是“舞台行为”，这种舞台行为在中国社会就是脸面，这种表演在中国的习语中叫“会做人”；而真诚的“后台行为”只有在感情关系中才会表现出来。戈夫曼的戏剧观点与亚历山大的情景一致理论很相似。情景一致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都有一套特殊的与该情景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是与具体的情景相联系的，因情景而异。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发现似乎是可取的。但是将它们应用于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中，必须考虑其稳定地位及等级结构的特点”375。
鲁迅对于面子文化的论述，有三个特点：一、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出发，将此作为中国国民性羸弱的一个部分进行挖掘和批判；二、主要揭发面子文化的消极面的影响；三、指出面子文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但主要矛头是指向剥削阶级，指向那些“上等人”“大人物”。
二
鲁迅指出，“面子”一词初见于小说，乃从明代开始，其前则不常遇到。“我想，它大抵和文言的‘体统’一词含义相同。我想恐怕先是‘体统’变成‘体面’之类的词，然后在社会上又变成了‘面子’一词。”“一种事物有一种事物的‘体统’。如果遭到损坏，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体统’一词说来难懂，于是社会上就变成‘面子’一词，‘面子’一丢，其人的价值随之亦尽，而价值一无，就等于失去生存的主张，因而‘面子’一事颇受重视。”376鲁迅对“面子”一词的来源演变作了研究考证。影响既深且广的面子文化，自然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鲁迅的有关论述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其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和以分散的、个体的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这一经济结构表现在社会方面，就形成了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父权统治下的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鲁迅指出：“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377中国人的“家”的大小又有很大的伸缩性，“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的人；推而广之，天下也是“一家”。
维护家族秩序的是孝。孝为百行之先。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78族权又与政权紧密结合。从父权制出发，移孝为忠，事君如事父，便衍化出一套“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并以此巩固封建统治。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浓厚的家族意识，使中国人对家族的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非常强烈。“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379在处理个人和家族关系时候，处处要以家族利益为重。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兴家立业，为祖宗争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从两个不同方面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这一关系又延伸到亲朋、乡里。项羽念念不忘“衣锦还乡”，不只是个人的夸耀，还在于这是为亲朋、乡里争了光；而他的“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原因也是自己的失败给亲朋、乡里带来耻辱。光宗耀祖是中国古人重要的生活目的。个人必须以自己的良好形象（脸面）维护家族的荣誉并为之争光，万万不能给先人、给家族“丢脸”。因此，在封建社会，人们是十分崇敬祖宗的。上等人“大重门第”“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不仅过去如此，“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依仗祖宗。”380上等人如此，草野小民也深受影响。阿Q在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似乎祖上的“阔”也使今天一贫如洗的他阔了起来，足以傲人。赵太爷打了阿Q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认为阿Q姓赵是姓赵的家族的耻辱。“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381中国人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以及光宗耀祖的观念，是面子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
鲁迅说：“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又说：“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382礼是什么？《礼记·曲礼》中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也就是说，礼的核心是别尊卑，明贵贱，区分上下、亲疏、长幼、男女。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因此，礼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也是维护等级社会而采取的组织制度和措施。君臣父子、文武百官、士农工商、庶民百姓等，礼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人必须按礼来办事，把自己约束在一种人际关系规范里，越“礼”是不行的。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383在这种伦理哲学影响下的民族心态，是人与人的关系高于一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姊妹、亲朋、邻里之间，组成了一个多维的、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每个人都在这网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所以人们的荣辱升迁，都与他人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鲁迅看来，讲面子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如果一讲平等，双方都会觉得失“礼”，也就是失了“面子”。不同等级即不同身份，各有自己的面子，这面子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即“失了面子”，但倘使做出了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例如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就是“丢面子”，而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要是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丢面子”。这种讲面子的心理，有助于维持贵与贱、大与小、上与下的界线，“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384鲁迅曾讲过“堕民”，虽是已被解放的奴才，但他们每年还去主人家帮忙，如果主人叫他们不要去，他们还会觉得受了“侮辱”，没给“面子”385。
第三，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儒家有“三不朽”说，“太上为立德”，“德”是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中，道德生活是最高尚的，对道德生活的追求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唯一途径，因此道德生活绝对高于物质生活。为了道德，即使在物质上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是在所不辞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道德力量在人格中的重要性，对理想人格是从“无德”“有德”这个层面界定的，没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是无法立足的。社会上推崇的“圣人”“贤人”“君子”，都是追求道德生活的典范，而追逐物质生活的人一概被斥为“小人”。传统文化提倡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且认为只要通过个人的诚意、内省，完全可以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但是，这种人格所具有的道德精神，有着鲜明的“他律”性质，即人们之所以遵行某种道德规范，并非一种理性的自觉，主要是在外在评价力量（他人）的迫使下去循规蹈矩、礼让恭谦的，如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86，子贡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387，曾子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388，以及我们常说的“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等，都是这种他律精神的体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世说新语》一书产生的社会背景时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重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千百年来，中国人已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衡量一切。正由于他人的评价是道德行为的原动力，所以中国人就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为的看法（鲁迅曾在《打听印象》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的这种“脾气”），最怕听到耻、辱等字眼，最注意在他人面前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最怕在人前丢掉“面子”。这也是面子意识在中国特别强烈的一个原因。
从面子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及文化传统看，它作为中国人心理深处处理人际关系、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为了满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需要而发挥其独特功能的，使人做到“忠恕”“忍让”“恭敬”“温顺”等，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同时，面子在运用中的成功，也会给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平衡，起到补偿作用。但是，面子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重名轻实、喜欢文过饰非、追求虚名、注重形式以及人际交往中的虚伪客套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成为国民性格中应该克服的方面。
三
对于面子文化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影响，鲁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其一，做事如做戏。
斯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说，中国人是颇有点做戏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作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原因是什么？他认为是太重体面的缘故，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鲁迅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中国过去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即把世间一切事都看得不过是一出戏。既然是戏，就不必认真了。他把那种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的人，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盛，“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389。
“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390这种做法也就是“撑场面”。所谓场面，就是表面的排场，就是体面、面子；撑，即支持、维持。场面要撑甚至硬撑，就是因为它是虚假的，不实在的，徒有其表，只有通过硬撑才能维持表面的荣光。这就使得敷衍、应付、做形式、充体面等发展起来。正如鲁迅所揭露的，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随便拷问、杀头，一面却支撑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也不愿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弱不禁风的女士们，戎装托枪，表示抗日；同胞们不去救沦陷的国土，而急着去救月亮；“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391，国民党反动派吹嘘他们在日寇侵略气焰面前“放弃北平”是为了“诱敌深入”，却强要大学生留在北平来维持他们的面子，等等。
其二，重名轻实。
重面子必然重名。“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写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392。名者，实之宾也。但是过分讲求面子，就难免出现重名轻实、名实不符的现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在与卫国蒯聩的党羽打斗时，帽子掉了，说：“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为了“君子”的美名送掉了性命。鲁迅说，子路确是位勇士，但就是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393。中国人有时候为了博得虚名，竟到了不近情理、丧失人性的地步。例如对女子片面要求“节”“烈”，“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394《儒林外史》中的老秀才王玉辉，以“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鼓励女儿殉节，女儿既殉夫，他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鲁迅认为，这是“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395。
中国某些人爱面子，但又善于变化，弄不好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鲁迅称之为“圆机活法”。比较简单省事的做法就是改名。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只要有个好的名称就行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说：“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鲁迅以此为例，指出，这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396。这种善于变化又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北京过去有许多名称不够雅训的胡同，如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库、狗尾巴胡同、鬼门关等，以后便改名为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库、高义伯胡同、贵人关等。鲁迅说：“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397
讲形式、重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就难免产生虚伪、客套。因为以和为贵，办事交往就要给人面子，要顾全对方面子，有时就免不了敷衍，甚至于虚伪；由于自己对人虚伪，便容易产生猜疑心理。鲁国权臣阳货想让孔子来拜他，孔子不去，他便送了孔子一头蒸熟的小猪，迫使孔子到他家来道谢。孔子是去拜谢了，但却是打听阳货不在家时候去的。既符合礼，又避免了与阳货的会见。鲁迅把这“瞰亡往拜”称之为经书上的“最巧玩艺儿”398。
其三，盲目自大。
鲁迅认为，辉煌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处于领先的地位，没有遇到过可以抗衡的对手，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把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作为最高宗旨，强调个体利益必须服从于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个体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与社会、群体的协调一致，将个体融化于群体之中，即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昭示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鲁迅指出，中国人虽然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而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十分重视群体以至国家的面子，群体或国家有了面子，个人也就觉得荣光。当然这未尝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它是一种盲目的自大，讳言缺点，千方百计维护面子。比如，近代以来，一些“爱国自大家”看到中国落后了，却不肯正视现实，他们采取的手法，一是“外国的东西，中国都有过；某一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中国是西学的老祖宗，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是“礼失求诸野”；二是“外国也有”，即凡是中国的落后现象，外国也有，彼此彼此。这样，就维护了国家的面子，个人也当然觉得有了面子。
长期封闭形成自大心理的典型表现是盲目排外。鲁迅曾谈到三十年代我国只许用毛笔而禁用钢笔的问题。钢笔与毛笔比，有其优越性，但因是外来的就被禁用。鲁迅感慨地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399有些人的排外竟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故意和“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等400。
“自大”又容易变成“事大”。鲁迅感叹过“世上实有被打嘴巴而反高兴的人，所以无法可想”401。为什么被打而反高兴呢？鲁迅举了一个笑话为例：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鲁迅说：“当然，这是笑语，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402鲁迅后来把这种表现称为“事大”思想。他指出：“‘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403小瘪三对有钱有势的四大人的态度，就是“事大”的反映。
其四，自我欺骗。
二十年代，鲁迅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面子”问题时说：“‘面子’一词以表面的虚饰为主，其中就包含着伪善的意思。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即是伪善；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这明是极为卑鄙的伪善。”404这种以“表面的虚饰”隐瞒实际，就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例如阿Q头上有癞疮疤，就忌讳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亮”也讳了，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癞疮分明摆着的，似乎人们不说，它就不存在了。鲁迅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405
正是由于不敢正视现实、承认现实，就只好瞒和骗，这就造成了中国人一种很特别的心理，即喜欢“大团圆”。这不仅反映在文艺作品中，而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在这方面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以坏事为坏”，并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如在历史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406。
为世所诟病的面子文化的影响决不只是消极的。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部分的面子，也是推动人们积极向上、产生“争面子”的“成就感”的动力，中华民族崇操守、尚气节、重人格尊严，提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及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都与面子文化的长期浸润有关。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在鲁迅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激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对“无特操者”的斗争精神，淡泊自守、安于清苦的崇高情操，以及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大无畏气概，无不闪烁着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光彩。今天，重温鲁迅关于面子文化的论述，对于我们克服和摒弃重名轻实、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做法，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认真求实的作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