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审美平等与政治平等

传统美学里，审美是指康德说的“感性的先验形式”；它不涉及艺术和趣味，而先指向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康德所说的审美涉及时空及其切换；而朗西埃所说的“审美”关注的是时空作为我们的“位置”所表现在社会中的具象形式，涉及共同物与私有物的分配、分割形式，事关个人自己的那一份与其余每一个人的那一份之间的分享。这种感性分配或分割不光涉及审美，也涉及政治平等。

比如说，朗西埃指出，工人运动是一种审美—政治运动，实际上同时也是工人艺术运动或工人审美运动。因为它事关如何突出工人的身体和言行在社会中的可见性，事关如何用公共论争中的普遍语言，事关将他们的个人经验表达为共同体的共同经验。它也事关共同体内空间和位置的再分配，而这种分配的核心，是审美平等。工人解放的核心处所发生的其实是审美革命，这种革命后重新达到的审美平等，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

审美也是关于时间的，是关于时间的分割的，是一个让什么人有时间去做什么的问题，最终是在决定社会分工中谁有特权得到时间去做什么。对于工人而言，审美上平等了就意味着他或她有与职业诗人或画家一样多的闲暇去写诗、画画或做别的什么。工人解放，首先是要获得这种时空和位置上的平等。工人写诗，不是为了去成为工人诗人，而是去成为他或她向往中的诗人式的诗人。

从这一角度看，朗西埃认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虽然分开了工人与精英的趣味，要工人自信于自己的文化角色和趣味，为工人的趣味的自治撑了腰，却只是要大家各赏各的、各赞各的、各享各的。但工人的审美一定会涉及共同体验，而这事很重大，最终必须在新审美革命中来被集体地摆平。布尔迪厄式的文化社会学也只是让人各安其位的柏拉图主义式文化伦理的继续；在他那里，审美经验上的分割和政治上的主体化（对主体的压服）之间仍是矛盾的；只有工人审美上的解放，才是真的解放。要工人、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在审美上各安其位，在政治上这肯定是承认了现有的不平等，要大家继续各安其位下去，是在为统治者着想了。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走向了政治平等和审美平等吗？为什么需要“文化”的“大”革命，才能达到审美平等？朗西埃说，阿尔都塞也是到了1968年才看清：学生的反抗运动，哪怕是“红卫兵”运动，也都只是“呼吸于主导意识形态，并不自知身在其中，结果就成了科学的权威，和接受再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牺牲品，‘文革’也只是他们所搞的运动”5。因此，朗西埃指出，也必须有一场真正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去解放“红卫兵”们自己。最悲惨者莫过于受压迫者们自己，由于先已落入不平等的逻辑，哪怕是在造反时也反而为盘剥和压迫他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唱了赞歌。关键仍是在审美革命上，后者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

朗西埃认为，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都认为被主导者是因为看不明白那一主导法则，才被主导，所以，他们就要群众先去接受来自知识分子教师爷或革命理论家的启蒙，而这恰恰是重复了他们自己正在批判的主导逻辑。这等于是出尔反尔了：知识分子的任务，仍是要将科学送到被蒙住双眼的群众手里，先去做启蒙导师；这样耐心启蒙很多年，启蒙仍未有起色，他们于是就发展出一种怨恨群众不争气的思想，要来宣布无知的群众无法与他们自己身上的幻觉做斗争，永远不会有将命运捏到自己手里的一天，所以，就这么一直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引导和带领。从1830年到2014年，启蒙和解放的事儿就一直只能这样拖下去了。

朗西埃反对这一关于群众的理论和政治觉悟需要被启蒙的看法，认为无知群众的平等分享的能力（如学母语的能力）才是平等解放的基础；不宣布群众的智力平等，解放将永无可能；而一宣布平等，解放就地即可实现。这是朗西埃和阿尔都塞、布尔迪厄之间在审美—政治上的重大对立。他逼问这两位前辈：你们当真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审美平等、如何才能走向审美平等和解放吗？你们想用不平等的方法去求得工人的平等和解放吗？

朗西埃向我们指出，所有关于平等的思想，都应该建立在与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相反的那种基础上。被主导者与其他人平等共享的能力或智力，才是解放的基础，才是平等的起点。“而在这个时代，这一平等式解放，我是没法不认同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些标语所倡导的那些平等要求上的。我的这本书取了中国‘文革’中流行的那些看法：反威权、使群众的能力与权力对立。”6 “历史的纵深，正将我们带到评价这一‘文化大革命’的主演者身上的自动的发起能力的局限上。它让我们看到了用体力劳动来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这事儿的惩罚性质。可是，我又不得不说，这一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与西方对于劳动分工的那些批判竟是那么合拍。在这一点上说，我这本书，不幸以那些下乡劳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代价，证实了这样一个论点：不与受压迫者的理性相结合的颠覆式理论是不存在的。”7这段话直通朗西埃的政治—审美思想的核心，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宣称的与毛泽东关于革命和教育的立场的直接关联。平等，必须以平等作为方法才能达到，其他的途径都是借口。没有不与群众的“理性”相结合的学院派理论。

对于朗西埃而言，审美平等首先是要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与民工们遭遇到一起，一起做事，渐渐对冲、汇合；这也是要使生活、宗教和艺术汇合，不光是人在一起，还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到一起，才会有审美平等下的自由。在席勒看来，在古代希腊这早已发生过。在那里，艺术不再是生活之外单立的东西！而在朗西埃看来，美学之政治性，或审美之政治，就基于这两种平等之间的原初悖谬。这两种不同的平等，会造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将艺术等同于生活，或像在我们今天的劳动分工下将艺术和生活严格分开，这两种状态里的两种不同的平等最终会造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是将自治的美学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改造成为一种集体的存在形式，体现于活着的态度里，体现在日常的感性经验的物质性里。共同体的共同性正是这样被织进了被生活过的世界的纤维里。审美上的平等和自由通过扼杀自我来实现，在一种不再分离的共同生活形式里被实现，在那里，艺术和政治、工作和闲暇、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同一的了。

相反，另一种审美政治则分开了两种平等。它将审美经验之自由和平等的空间，与艺术和生活的对等之无限领域分了开来。与艺术成为生活这一自我扼杀式的政治相对立的，是一种抵抗式政治。席勒的女神向我们许诺着自由，因为她看上去很悠闲，并不抗拒我们的亲近。她身上那一平等主义式的潜能，已包含在作品的感性中。她的存在，是对今天的我们的召唤：从她身上我们看出，在正在到来的新人民中间，将实现这样一种新的审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