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名字同“废墟文学”紧密相连，人们称他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问世，次年，他成为第六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伯尔的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他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阿尔诺·施密特，这个名字在我国是比较陌生的，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很多德语作家都要读他的著作。这两位作家都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从事创作活动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铁皮鼓》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至今已几十年了，在世界文坛已有定评。一九八七年年初，当译者终于完稿搁笔之时，建设出版社也预告这部小说即将与民主德国的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伊尔泽·艾兴格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马丁·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无几，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已被买去。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乌韦·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面包和运动》、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奥托·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的《哑巴》、格哈德·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于但泽。这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泽曾属汉萨同盟，后归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又划归普鲁士。第一次大战后，改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代管。纳粹德国又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一九四六年，当他从马利恩巴德的美军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被划给苏联和波兰等的德国东部土地上的德国人都被驱赶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廷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剧本。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格拉斯说，他当时连德语的正字法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市行政当局干涉独立评奖委员会事务被公众舆论目为一件丑闻，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轨道》（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唯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所以，这三部小说是格拉斯怀着一个有着德、波两种血统却又失去家乡的难民的心情写的。这种心情同战后德波间领土问题一样复杂。民主德国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德波边界，联邦德国则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时才予以承认并确认德波两国间无领土争端。当时，格拉斯是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废墟的汉诺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格拉斯听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讲演。格拉斯说，舒马赫的“狂热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触，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的正确又使我信服”（同普拉尔德的谈话）。他从第一次参加选举起，就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时，正值威廉·勃兰特首次作为候选人竞选总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纳在雷根斯堡讲演，影射勃兰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这种人身攻击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兰特。他就此成为勃兰特的好友，并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次大选中作旅行讲演，为社会民主党竞选。在阿登纳任总理的时期内，社会风气是不问政治而只关注福利与消费。作家和知识分子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种奖金。“四七”社和后来的“六一”社（以提倡劳工界文学为宗旨）的作家们则关注着一个问题：民主（Demokratie）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难道可以放弃责任，放弃监督的权利，而把国家的祸福交给少数决定政策的职业政治家去掌握吗？当这些作家或其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发表歧见的时候，当他们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单方面同西方结盟、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分裂以及后来的紧急状态法公开提出指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遭到当政者的鄙视和辱骂。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纳的后任、“经济奇迹”总理艾哈德公开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骂作“
”（一种小犬），说他们只晓得“朝荆棘上蹦”（“螳臂当车”之意）。艾哈德的后继者基辛格总理也扬言，在魏玛共和国还有左中右文学，在联邦德国却只有左翼文学，这种文学“不能代表”德国。这就是当时政界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格拉斯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他不仅同勃兰特建立了友谊，而且也明确了他本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相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改革来争取所有公民最大限度的平等——同启蒙运动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树立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表明，他“站在了几条板凳中间”，左右不讨好。他反对国内的“紧急状态法”（1968）、“绝对教权主义”“反动的同盟政策”，也反对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他批评美国（如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希腊军人独裁政府），他抨击右派施普林格报系的《图片报》，也抨击左派的杂志《重音》；尤其因为他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蓄长发的青年目为头号敌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愤怒与抗议，但认为他们想通过一次性的革命造反来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切的看法是乌托邦。鉴于当时的社会动乱，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们联想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那时候，刚上台任总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紧急状态法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些人因此也担心大学生过激的行动会导致当局采取更严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这也是格拉斯的考虑。他的诗集《追问》[1]（1967）、言论集《论不言而喻》（1968）和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格拉斯认为，谁要承担责任和过错，谁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会保持“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渐进的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修正”。他在写给自己的子女们的散文《蜗牛日记》（1972）里进而申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纽伦堡讲话中说：“唯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的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他的不要革命只要“修正”的观点，在激进的青年一代看来，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整个社会由不问政治转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作家们也积极干预政治。有些作家也像格拉斯一样，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们只能在政治前台跑龙套，却到不了幕后去。以为“一个大作家便是一家小政府”的看法证明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自我欺骗。“四七”社的作家们聚会时，也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然而他们并不能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反倒如诗人恩岑斯贝格所说，“四七”社仅仅是一个“一年只存在三天、无首都的文学界的中心咖啡馆”罢了。“四七”社第一次聚会，作家们挤在一辆旧卡车里驶向目的地，而这时，他们聚会的饭店前，停满了他们的各种牌号的私人小轿车。一九六六年，“四七”社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邀，乘飞机绕过地球的四分之一去那里举行年会。这个事实表明，这批作家已经成了乘喷气式飞机旅游世界的阔佬。格拉斯作了发言，题目是：《论注意到并不存在的宫廷的从事写作的宫廷小丑日益缺乏的自信心》，他强调文学不同于政治，应放弃宣言与抗议，而“去做些民主的小事情”，他说，“愿我们意识到：诗不懂何谓妥协，但我们则靠妥协为生。谁能有为地承受这种紧张关系，谁便是愚人（小丑）并改变着世界。”二十四岁的奥地利律师，新一代的左派剧作家彼特·汉德克则在会上宣称，“‘四七’社的作家的创作力已经‘阳痿’了。”一九六七年，“四七”社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普尔韦尔米勒饭店最后一次聚会，闹革命的大学生举着横幅向饭店进逼，在他们的眼里，“四七”社的作家已经是一个“权势集团”了。在新左派面前，他们已经退到中间派的地位。快退到可以荣获联邦十字勋章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格拉斯穷于应付新左派和新右派。一九七四年，勃兰特因间谍案引咎辞职，格拉斯也退出政治活动。一九七七年，他发表了长篇童话小说《比目鱼》[2]，写体现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鲽鱼帮助男人摆脱三乳始祖母取得了统治权以及在男人统治下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历史。格拉斯自己讲，这部小说已进入了德国家庭主妇的厨房，因为里面写了土豆、鱼、蘑菇等的烹调术，也可说是一部食品史。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在国际笔会纽约会议上反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出场致辞并对国际政治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同年，他的科幻小说《母鼠》出版，写原子灾难下毁灭的地球。评论界认为，格拉斯“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而且就这个主题而言也没有写出多少新意。然而，他的创作和活动却表明了这位德语作家对受威胁的国际和平的关注与担忧。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继承了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的《痴儿西木传》的传统。《西木传》以三十年战争（这是1618至1648年欧洲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君主国之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德意志人伤亡惨重）为背景，《铁皮鼓》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格里美尔斯豪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史实为基础写了《西木传》，格拉斯也是如此。西木这个人物，本性纯朴，但由于生逢乱世，使他变得机警、狡诈、为求生而不讲道德、不择手段。格里美尔斯豪森通过西木的流浪与历险，写尽了这乱世的黑暗与无道。《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就是现代的西木。
《铁皮鼓》共三篇四十六章。开卷写居住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的委婉称谓）的奥斯卡·马策拉特，请有同情心的护理员布鲁诺买来“清白”的纸，借敲铁皮鼓回忆往事，记述他的经历。奥斯卡先介绍他的外祖母安娜和舅公文岑特·布朗斯基，他们是但泽地区最古老的居民卡舒贝人，务农为生。安娜在地里收获土豆时，遇上正遭追捕的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她让这个波兰伐木工人钻进自己肥大的裙子底下，搭救了他。两人连夜成亲，逃到但泽。这是一八九九年的事。科尔雅切克改名换姓，当上筏夫，他和安娜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阿格内斯。科尔雅切克终于被仇家——德国锯木场老板发现，在警察的包围中跳进莫特劳河，下落不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在战地医院当护士的阿格内斯结识了伤兵、莱茵兰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两人在一九二三年结婚，经营一家殖民地商品店。阿格内斯同她的表哥扬·布朗斯基早有私情。扬在波兰邮局工作，但泽成自由市后，市内邮局仍归波兰所有，扬于是入了波兰国籍。奥斯卡描述他的家庭照相簿，他无法断定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只能认为扬和马策拉特都是他“假想的父亲”，但那时，这两个不同国籍的男人尚能和睦相处。阿格内斯生下奥斯卡，他最初看到的世界之光是两只六十瓦灯泡的光，他嫌世界昏黑，想回到娘肚子里去，但脐带已被剪断。他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他听到母亲许诺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只铁皮鼓。到三岁生日那天，奥斯卡决定“自我伤残”，自己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从此不再长个儿，因为他不愿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对《铁皮鼓》持拒绝态度的评论认为，奥斯卡要“返回脐带”乃是格拉斯的“虚无主义纲领”，格拉斯“从这个患呆小症（克山病）的侏儒的目光去看世界，这是从一开始便使一切歪曲丑化合法化”，这说明格拉斯“在这部小说里比在他的诗歌里表现得更加激进”[3]。奥斯卡摔坏后意外地得到了一副能“唱碎玻璃”的嗓子，而且还有“远程效果”，他可以赖以自卫（如果联想到纳粹党徒在“水晶夜”的砸玻璃暴行和日后轰炸伦敦的V-1、V-2飞弹，那么，这种滑稽模仿就具有政治讽刺意义了）。奥斯卡大闹学堂，他的入学第一天成了上学的最后一天。他跟面包师太太格蕾欣·舍夫勒学习读和写。他的教科书是《拉斯普京和女人》以及歌德的《亲和力》。看马戏表演时，他结识了侏儒贝布拉和梦游女拉古娜。在经济萧条时期，他用“唱碎玻璃”的声音划破橱窗，帮扬偷珠宝首饰送给阿格内斯。阿格内斯在犹太人马库塞的店里给奥斯卡买铁皮鼓。纳粹势力也在但泽抬头，煽动民族仇恨。扬的儿子在幼儿园被德国儿童殴打。马策拉特加入了纳粹党。他是一个别人叫喊、大笑、鼓掌时他也叫喊、大笑、鼓掌的人。他对烹调术的热衷很快转变为“制服崇拜”。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小市民，没有主心骨，没有尊严，不懂得责任也不懂得过错，只图个人的安逸舒适。这种性格为居住在拉贝斯路的其他德国小市民、为后来的一些人物，如画师和下士兰克斯所共有。在格拉斯看来，正是这些不知羞耻的小市民形成了纳粹党的社会基础。他因此让奥斯卡在明处在暗处旁观这些没有明确道德价值观念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丑恶行为。马策拉特穿上制服去参加纳粹集会，奥斯卡蹲在讲演台下敲铁皮鼓扰乱纳粹会场。纳粹的蛊惑可以使他们狂热，铁皮鼓敲击出的强烈节奏也可以使他们狂热。一九三六年，德军开进非武装区莱茵兰，英法容忍。奥斯卡在圣心教堂里把铁皮鼓放到童子耶稣的塑像上，希望耶稣能击鼓聚众，但耶稣没有敲，没有出现“奇迹”。德国的新教教会早已拥护纳粹，梵蒂冈同纳粹德国签约后，天主教会也俯首帖耳了。战后德国有不少文学作品抨击当时教会对纳粹的态度。格拉斯的讽刺，使他得到了“亵渎神圣”的恶名。阿格内斯怀孕，她只要奥斯卡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患强迫症般大量吃鱼，终于身亡。奥斯卡自认对母亲的死有罪。十四岁的他被托付给邻居特鲁钦斯基大娘照看，他同她的大儿子赫伯特为友。赫伯特是港口酒店侍者，背上有酗酒水手斗殴时留给他的道道伤疤。赫伯特改行去博物馆看守船头雕像尼俄柏。这是中世纪的古物，相传谁得到它谁就遭殃。即使陈列在博物馆里，参观者见了也会起邪念而发生多次死亡事件。看守尼俄柏的赫伯特终于遭了殃。这个故事中尼俄柏隐喻但泽，谁抢占它谁将不得好下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水晶夜”（这是当时流行的名称，有译作“砸玻璃之夜”的），纳粹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但泽的纳粹党徒也效法。犹太人马库塞的玩具店被捣毁。教会信徒在街上高唱：“有信有望有爱”。
第二篇：奥斯卡无人照管，最后一面铁皮鼓快成废铁了。他找到了扬，拉他去波兰邮局请人修理。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正遇上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但泽的纳粹也围攻波兰邮局，波兰职员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贪生怕死的扬最后被俘并被枪决，只逃出一个高度近视的邮递员维克托。奥斯卡自认对扬的死也负有责任。马策拉特请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小女儿玛丽亚（她同圣母马利亚同名，中译名按习惯作了区分）管杂货店并照看奥斯卡。奥斯卡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他的本能又驱使他要求过正常人的生活。玛丽亚把奥斯卡当成孩子，奥斯卡却爱上了她，并同她发生了关系。玛丽亚怀孕两个月时，奥斯卡撞见马策拉特同玛丽亚勾搭，便闯进去坏了他们的好事。十七岁的玛丽亚终于嫁给了四十五岁的马策拉特，并生下了奥斯卡的儿子，取名库尔特。奥斯卡开始放荡，成了蔬菜商格雷夫的妻子——一个邋遢女人的情人。德国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蔬菜商格雷夫原先是童子军指导，获悉昔日他手下的童子军相继阵亡，他这个“业余爱好者”造了一台自杀机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九四三年六月，奥斯卡又遇到侏儒贝布拉，这时他是纳粹宣传部下属前线剧团上尉团长。奥斯卡加入剧团，成了梦游女拉古娜的情人，去柏林，赴巴黎，又到法国滨海地区参观“大西洋壁垒”，见到士兵（原以画师为业）兰克斯在水泥地堡上创作的装饰，一处装饰中还书有“神秘，野蛮，无聊”，说是本世纪的特征。奥斯卡作诗，预言无耻的小市民将无耻地进入战后的“经济奇迹”时期。盟军“进犯”，拉古娜被炸死，前线剧团解散，奥斯卡回但泽。不久，他遇上同希特勒青年团作对的青年团伙“撒灰者”，奥斯卡自称“耶稣”，成了他们的首领。他们在圣心教堂上演基督诞生剧时被捕，时当一九四五年一月。“撒灰者”团伙的青年被处死刑，唯独奥斯卡幸免。苏军进攻但泽，但泽大火。苏军进入马策拉特家地窖，马策拉特扔掉纳粹党徽，奥斯卡拣起，打开别针，又塞回到马策拉特手里，马策拉特慌忙吞下，别针扎进食道，苏军的子弹同时射进他的身体。在埋葬马策拉特时，奥斯卡把鼓也扔进墓穴。库尔特用石子掷中他的后脑勺，他跌进墓穴，开始长个儿。大战结束，但泽的德意志人被驱逐回德国本土。玛丽亚带着奥斯卡和库尔特去杜塞尔多夫投奔她的姐姐古丝特。在货运列车上奥斯卡继续长个儿。
第三篇：奥斯卡从九十几厘米长到一米二三，但长成一个鸡胸驼背的人。玛丽亚和库尔特在杜塞尔多夫做黑市买卖，奥斯卡去学石匠手艺（刻墓碑）。他向玛丽亚求婚遭拒绝后又复颓唐。他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却赋予各种现代画派的艺术家们以灵感。他搬到“刺猬”家，爱上一次也未见过面的邻居道罗泰娅护士，患了单相思。他想同正常人一样生活并得到爱，但由于是畸形儿而一切落空。他跟克勒普等组成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演奏。这个夜总会只供顾客切洋葱，辣出眼泪，吐出心里话。此时经济复苏，小市民的生活又舒适了，但心中十分空虚。他重逢兰克斯，他已重操旧业。当年在大西洋壁垒，他曾奉命用机枪扫射到海滩拣螃蟹的修女，这事他早已丢在脑后。奥斯卡和他重游旧地。奥斯卡受“西方”演出公司之聘，成为铁皮鼓独奏艺术大师，到各地演出，名声大振。演出公司老板原来是昔日“内心流亡”（这是战后一些人用以表白自己在纳粹时期行为的话）的上尉贝布拉，他如今已跻身权势集团了。贝布拉死后，奥斯卡成了他的遗产继承人，然而，负疚感却越来越沉重。他从租狗店租了一条狗卢克斯外出散步解闷。卢克斯在麦地里拣到一节无名指，上戴一枚戒指。此事被橱窗装饰师维特拉看见，两人成了朋友。奥斯卡把无名指放在盛防腐剂的密封大口瓶里，对它顶礼膜拜。当年从波兰邮局逃出的邮递员维克托，这时在联邦邮局工作。但到了夜里，他仍要逃避纳粹警察的追捕，因为和平条约未签订，当年的军事命令仍旧有效。维克托终于被纳粹警察捉到并被押赴刑场，被奥斯卡和维特拉救出。维特拉羡慕奥斯卡有钱有名，奥斯卡让维克托拿了盛无名指的大口瓶到警察局去告发他有杀人嫌疑，这样一来，维特拉的名字也可以上报，大出风头。为了假戏真做，奥斯卡逃到巴黎，在地铁出口处被欧洲国际警察逮捕。《痴儿西木传》里的西木，最后成了隐士。但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何处去找隐居地？奥斯卡用此诡计，被法院强迫送入疗养与护理院进行监视。他把病床的白漆栏杆当作高墙，同周围世界隔绝，躲在里面回忆往事。谋杀案真相大白，他的获释指日可待。奥斯卡喜欢护士服，因为它清白，但他找不到“清白”的人。他害怕黑色，却偏偏经常想起童年的歌谣：“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无名的恐惧的阴影不离他的左右。因此，对《铁皮鼓》持拒绝态度的评论说，《痴儿西木传》尽管是讽刺性质的，但要求一个更好更美的未来，但格拉斯的《铁皮鼓》“既不谈善与恶，也不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继续发展”，“根本不谈对更美的此岸的信念的蓝花，更不用说对更美的彼岸的信念了”[4]。
格拉斯还有许多作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必须一提的是长篇童话小说《比目鱼》，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九年，格拉斯作为当时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客人来到中国，去过上海、北京、桂林等地。在北京举行的《比目鱼》片断朗诵会前，北京大学的张玉书先生把我介绍给他，因为我刚答应了翻译《铁皮鼓》。后来格拉斯说，他在几个地方都遇上《铁皮鼓》中译者，言下之意是：不知哪一个是真的。我承诺后有些悔不当初，由于职业关系，我没有整段时间来啃这样的大部头书，巴不得有谁抢在前面译出此书免了我这份苦差。到一九八七年年初我才译完交稿。一九九○年四月出书后，我致函格拉斯先生并附去样书一册。不久，他的回信来了。他写道：“我很高兴，奥斯卡·马策拉特，如您所说，会讲中国话了。我感激您为翻译工作而作出的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努力。”又说，“我乐于了解中国文学界对《铁皮鼓》的接受情况”，“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年轻时在巴黎写的，一九五九年在德国出版后有过激烈的争论：一边是喝彩叫好，一边是一棍子打死”。他说，现在他的主要职业又是当画家了，他关心的是环境污染问题。他赠我一册附有格言的画册《死木》[5]，一九九○年八月出版。他当时已经六十三岁，却还在山间野外写生，这种不倦创作的精神令人钦佩。国内关于《铁皮鼓》的评论，就我所见，录在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去查阅。叶廷芳：《试论君·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6]。钱鸿嘉：《一部别开生面的社会小说——介绍当代德国长篇小说〈铁皮鼓〉》[7]。余匡复：《联邦德国第一部有世界声誉的小说——介绍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8]。还有本人的：《现代流浪汉小说〈铁皮鼓〉》[9]，《君特·格拉斯和〈铁皮鼓〉》[10]。
在联邦德国的三位重要作家中，海因里希·伯尔和阿尔诺·施密特已经辞世，只有君特·格拉斯还健在并笔耕不止。今年是他的七十寿辰，“但泽三部曲”中译本的出版，将是赠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胡其鼎
1997年于北京
[1] 《追问》，又译《盘问》。
[2] 又译《鲽鱼》。
[3] 君特·勃娄克尔的文章：《返回脐带》，载《法兰克福汇报》1959年11月28日。
[4] 瓦尔特·维德默文章：《天才的堕落》，载《巴塞尔消息》1959年12月28日。
[5] 《死本》，又译《枯木》。
[6] 《世界文学》1987年第6期。
[7] 香港《大公报》1991年8月12日。
[8] 《世界文学》1993年第4期。
[9] 《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10] 《文艺学习》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