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器——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书面发言
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七十周年,是十分值得庆祝和纪念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离开昆明七十年了,可是它留下的种子在云南师大这里埋藏着、生长着。先贤们的精神从来没有中断他们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自留学归来,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便一直在大学的讲台上,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没有一天转向。尤其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他和同仁们一起坚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为民族传递着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了精英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冯先生的哲学成就,往往掩盖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而在他的一生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关于教育的著作不多,但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那是带有根本性的,很有意义。写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论大学教育》一文,较完整地传达了他的看法。
冯先生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以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根据冯先生的看法,大学的任务不只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培养独立人格。人人具有清楚的脑和热烈的心,社会必定是文明的,和谐的,不断进步的。
冯先生用“继往开来”描述大学的工作。大学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要研究将来的知识。如果只能传授已有的知识,那就是职业学校。大学必须求新知识,特别是那些冷僻的看似无用的知识。不必问它们能不能直接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因人类不只是穿衣吃饭就够了。
照这样的想法,大学教师应不只教书,而且著书。冯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八十年代,在北大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史六书形成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特别是“贞元六书”,写在国家危亡之际,写在民族大灾难的时刻,写在地处边陲的昆明,在一盏油灯下,一字一句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他在《新世训》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并说,他希望他的书,能成为建国的一砖一石。又在《新原人》序中说,哲学家“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如果不读“贞元六书”,只读“六书”的六篇短序,也可以感到他的哲学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他希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愿望。
他还说,大学是一个专家集团,这个专家集团是自行继续的,只有他们能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他几次提出,不能把大学当作教育部的一个司,这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为不同意统一教材致教育部函》中剖析甚明。
现在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西南联大,正因为它是一个高水平的知识群体。在不断的斗争中,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群体能够实践他们的想法,能够照他们所想的方法教书育人。他们是成功的,对得起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
冯先生晚年,因客观形势一度不能讲课,曾十分感叹,说自己是“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他、理解他。当然,那只是一段时间。他的学生很多,好学生也很多,研究他、理解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举行的“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研讨会正是这样做的。我想,这样的学术道路会日益宽阔。
我因身体欠佳,不能来参加会议。想到在我少年时代居住的昆明的蓝天下,有识之士正在纪念冯友兰先生,心中有无限的感动和感谢。
我崇敬我的父亲那一代人,不必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和祖国的江山同在。
200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