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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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汪曾祺被认为是京派作家,但他又与这个流派的象牙塔气味多有不同。在散文作品里,他融汇了诸多传统。明清笔记,市井词语,戏曲念白,在句子里浑然一体,读起来朴素自然,然而辞章的背后,又多有余音,细细听起来是一曲典雅的乐章。

在《蒲桥集》自序里,他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这看出他对于文章之道的心得。古今许多文人的写作,每每不忘大的道理,语句是板着面孔的。汪曾祺受废名、沈从文等人影响,多的是个体之思,笔带幽情,延续了反道学的传统,在白话文普遍粗鄙化的时候,他的笔致使汉语从无趣中走了出来。

从一开始,汪曾祺就不属于主流作家,文字都在溪水和小道边上,指向的是普通的什物。不过文本后的知识背景驳杂,文章家的积习和谣俗学的喜好,在他那里都有。率性而为,没有刻意的地方,下笔时也不用力,许多是即兴式的描述,人物、山水、风情,就那么有趣地飘在眼前。有点像风俗画,流出人间诸多滋味。如此泼墨为文,便与宏大叙述剥离开来,回到个体生命里。生命内在的门被一点点打开了。

1980年,他像个天外来客,突然出现在文坛。句子里流着清风白水,时空仿佛有了倒转。文字呢,含有旧式读书人的某些积习,但又很有现代感觉,旧的辞章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品质。也由于此,汉语有了一种宽度。那些杂学闪动着灵光,知识像碎片般浸润在字里行间。所写的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等地人文地理,有着历史之影的投射。谈古论今的句子散出驳杂的见识,一洗旧尘,有不少的意味在。善于以旧史、古诗、民谣穿插其间,寻常之间风趣漫漫。看山看水,有着儿童般的眼光,衣食住行与土地里的遗物都唤起了自己的好奇心,而这纯然的眼光也激活了土地里沉睡了的旧绪,让我们知道一切都在时光延伸的线上。这时候我们会因之受到暖光的沐浴,在那里获得更多的启迪。

到了晚年,他的文章已经炉火纯青。那些生活回忆的文字都很美,记人记事,传神而灵动,生活中美丽的形影被一一记录下来。《泡茶馆》《跑警报》对于西南联大生活的记忆,苦中带乐。诗意与灵思在时光深处浮出,满篇沧桑之美。《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有一般人没有的眼光,每个画面都是活的,沈从文等前辈的诗性与智性历历在目。《老舍先生》是一篇韵致深广之文,慢慢道来,又缓缓收尾,感叹于花的凋零,于生活情调里捕捉精神要义。在诸多往事里,审美的铃声晃动着,将死去的日子摇醒,四面是爱意的流转。笔法中白描的居多,人物活在文字里,好像随时会向我们走来。那些长者、智者、失败者,都有可以感念的瞬间,他们身上牵动着历史的衣角,闪动中露出旧岁的颜色。今昔对比里,不由得叹之,怜之,爱之。人间的美质,就这样留在辞章的底片里。

汪曾祺的趣味广泛,风物、方言、野调、花草鸟兽虫鱼,都在文字里有了灵魂,写得慢条斯理,滋味横生。知堂先生写草木形状,乃绅士味道的飘动,汪曾祺则烟火气里,透出市井百态。他笔下有六朝以来风物志的余影,从颜色、气味、声音里觅出人间可驻足、可赏玩的意境。像《故乡的食物》由今思古,寻常之间,考据出古人身边的调子,万物都有生命,天底下凡与人有关的,皆可成为审美对象。《城隍·土地·灶王爷》有写意,多考据,重体悟,是风景里的学问,岁时里的古物获得了一种诗意的表达。《泰山片石》《林肯的鼻子》一反士大夫的笔调,乃绵里藏针之笔,那种对于流俗不买账的样子,现出几分可爱。行文的留白之处,隐含的是不尽的情思。

汪曾祺也是难得的文论家。他喜欢品古论今,对于各式文论别有心解,许多思想又能被自如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思考里。他的行文多孔子审美的元素,但庄子的潇洒也未尝没有。偶尔也参照了伍尔夫的批评眼光,有时候仿佛以苦雨翁式的文字指点文坛。他点评沈从文、废名、阿城的文字都好,有一点书话的品相。但又厌恶专业书评那种单一的文理,喜欢把文体搞得平淡而自如。《谈风格》有一般批评家少有的审美体味,《谈谈风俗画》有超然之感,思想的分量也是有的。像《“揉面”》看似经验之谈,但可以引申出一个理论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家,常把诗学问题神秘化,多不能深入浅出。读汪曾祺的文章,审美体味精准而广远,中国文章内在道理,被生动地复原出来。

细细说起来,读者亲近他,多因了作品里超脱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字有着知识人的生命哲学,说他是将人生艺术化的真的人,也非夸大之词。《自报家门》有安于平淡的惬意,面对人间苦楚,处乱不惊,自有定力在。在无趣的时候能自我超度,没有内力不能为之。《多年父子成兄弟》,才真是人间挚爱,自由精神热流般涌动。有时候看似温和,其实也有知识人的道德坚守。《随遇而安》就拒绝奴性主义,不随波逐流,心存暖意,在灰暗处亦有光泽的闪动。他虽然安于平淡,对于利己主义也是警惕的,1986年所写《八仙》一文就说:“在克制欲望与满足可能的欲望之间,保持平衡,求得一点心理的稳定。达到这种稳定,就是所谓‘自在’。‘自在神仙’,此之谓也。这是一种很便宜的,不费劲的庸俗的生活理想。”这一句话看出,他与五四传统是相通的。

五四前后的白话文有一股谈话风,汪曾祺深得要义,且扩大了内蕴。文章是聊天式的,不觉得是装模作样,没有“文艺腔”。民间百态经由其笔,有了文气。而古雅的遗物,在他眼里也带出生活的气流。他警惕文章的虚伪,心里流出的话,从古人文脉边掠过,穿行于村镇与河谷之间,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同代人中,文章像他那样出神入化的作家不多,当说是少有的文体家。从陶渊明到张岱,千年文脉悉聚笔端,《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的灵动与有趣也得以延伸。看得出对于语言十分敏感,讲究对偶,兼顾平仄,短句中长气缭绕,碎语间有逻辑的延伸。汉语书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好的文章家在,且丰富了辞章的表达。汪曾祺对此是十分留意的,从台阁到山林,大凡有趣的文字都曾注意,慢慢悟出道理来。他常讲,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举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他说:“安排语言,也是这样。”联想汪先生自己的文字,也是远近呼应,不动声色中,已经暗香浮动。那文字看起来平平常常,但多层意味袭来,觉得有无尽的意思。这是领悟了母语魅力的人才有的章法,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点苏轼的影子,我以为是对的。

汪曾祺之后,有此韵致的作家甚少。读其作品,像一面镜子,照到了过去,也照到了现在。这是汉语的尊严,平和的文字中,我们也感到了先生的尊严。

孙郁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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