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结婚受难记在这儿便可以结束了。但在第二天回家，才知道乡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就在我去回门的那一天，城里也有一队差人到了沙湾。他们带来两件知府的公事：一件是命令把保卫团解散，另一件是传票，传保卫团团长黎武秀才、军师詹文秀才，还有我们么叔，进城去过堂。

原来是打死杨朗生那件事情发作了。杨朗生的父亲杨敬臣，在他是杀子之仇不能不报，他在城里告了状。府县的知事那时都还是旧人，知府姓李，是云南人，和城内一家姓李的豪绅认了同宗，而这豪绅李家恰好和杨家是有亲谊的。就由这样的因缘，那知府便准了状子，保卫团的人事实上便成了罪人。大家很愤慨，尤其是我们年青人。有人坚决主张，倒不如率性带着八九十只快枪上省去成军，八九十枝快枪包管可以成立一营的。么叔很有赞成的意思，但无奈那名目上的首领黎团长詹军师却一致反对，他们认为事情并不那样严重。城里我们也有熟人，而且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靠背，便是我们的大哥在成都当交通部长。所以他们说，文有文干，武有武干，这一次要进城去文干一下了。

文干是怎样的呢？一方面自然是托人疏通，另一方面也来讲究法律。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制造一个事实来遵照法律。于是乎我们因公愤和众怒打死了一个万恶地主，而在法律的要求之下，便不能不变形为杨朗生的保安团和我们的保卫团冲突，不免互有死伤，保安团方面死的是杨朗生，我们这边也死了两个（就是那点大炮误烧死了的两个）。这样一添改，就如像一首自然诗添改成了一首试帖诗一样，表面是很循规蹈矩的，然而诗却到那儿去了呢？

方略是决定文干了，大家依然怕有甚么差池，所有保卫团的重要分子都自愿随着三位首领下城。假使府官不讲理时，大家便要一齐请求连坐。

包了三只大船靠在大渡河边，就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上，一同准备下城。其中有一只是我们家里自己包的，因为我们的大嫂也要上省，我和我的一位兄弟便担负着护送的责任。

母亲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快便离家的，但我的借口是一方面不能不跟着保卫团的朋友们进城，另一方面是省城的学校也快要开学了。由于我的坚持，所以大嫂们的动身也提前了一步。

母亲大约是看见我默默寡欢，她也很明白我急于要离家的心事。当我们清早上船时，母亲戴着一顶红风帽，携着我们一位小妹子为我们送行。走出场口之后河风很大。母亲拄着一根五哥由东洋带回来的手杖。河风阵阵吹来，每每使她不能不伫立，或微微后退几步。我便倒退着在母亲面前走，希望可以挡挡风头。母亲是把口掩闭着的，沿途都没有说话。由家离河岸大约有半里路的光景，走到河岸时各船都已经上好，早在等着我们去开船了。母亲已来不及上船，只立在河边上向大嫂吩咐了一些，回头船也就开了。母亲最后在岸上呼唤我：

——“八儿，你要听娘的话。娘已经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罢！”

船上的大嫂听着哭了起来，我也禁不住眼泪潸潸的。我只是说：请母亲莫担心，请母亲回去。船开后，母亲立在岸上总是不动，一直等到船远远地转了一个湾，我们才看不见了。

大嫂在船上还哭了好一会。她也带着眼泪劝我说：“八弟，你当真不要到远方去好呢。”——一个男子在女性的眼中看来，好像是多生了一对翅膀，只要一想到远方，一翅顺风便可以飞去。其实在我心里反在为这件事情焦愁。我就想到远方，却怎么能去呢？不过母亲的悲伤我是始终受着感动的。那时我在船上做过几首诗，有一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下船之后在城里耽搁了两天，保卫团的事情果如詹大军师所料，用文干的方法来了结了。剩下的责任是护送大嫂上省。在那两天之中大嫂向城里的亲戚处都去辞了行，同时上省的走法也决定了。由嘉定上省陆路只要三天半，自然很快，但大家认为路上不清净，走陆路不好照料，恐怕会发生意外。于是便决计走水路。走水路是由府河溯航，要费十天半月，谁也不能预定。水小船多，有时遇着过滩，狭窄的水津只能容下一只船，那时便要轮班，几十百只船挨一挨二地轮班过去。像那样，过得一滩要费你一天半日，或三天两天都说不定。愈朝上走，这种滩口愈多。但好处是同在一只船上易于照料，而且每晚落宿处都有无数的邻舟，这于防范匪患上是要方便些。结果是走了水路。

女性的虚荣心，在我看来，似乎是要强些的。大嫂在城里做了一对灯笼，一边写着“四川军政府”，一边写着“交通部长郭”。白日夜晚她都要打在船头。我很反对她，说这样反遭人注目，但总不能把她说服。在她的意思，认为这是一种护符。每天在船上都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特别是在晚间，在那时以为是可以保险的邻舟却好像是一只一只的贼船，使你怎么也不能放心。上水船大概都是一些货船，搭载客人的很少，护送家眷的更是没有。那些船上的水手一个二个都好像是《水浒传》上的阮小二、阮小七。有一天晚上，船到了彭山，在夜空中突然听见了几声枪，大家都有点不寒而栗。隔不一会有两只县正堂的灯笼打到岸上，来人是几名差役。他们拿了一张县正堂的片子送上船来，我到船头去应话。他们问明了是护送家眷的船，便又各自走了。回头那几位差人又来传达那县正堂的话，他说地方不清静，官家的势力薄弱，希望我们不要点灯，怕的匪人以为是解送银杠的船，失了事他不能担戴。这回却把大嫂也骇着了，她不能不把她的灯笼顿时收拾了起来。

在路上足足担心了十三天，倒还好，船到了成都。在这时另一悲剧又发生了。

大哥回到成都已经一年了，起初的半年是住在皇城里的一处公家的地方，“反正”后因为皇城要改成军政府，他便搬进了青石桥街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在成都虽然同住了一年，除掉礼拜日去看他一次和他每礼拜到分设中学的甲班来讲课一次之外，他的私人生活我是不大清楚的。

大嫂的上省，他本来早就要求过，但家里的二老不允许。足足隔了一年，他做了部长了，在这一次又才达到了目的。

原来在那青石桥街的公馆里，我们大哥才已经有了一位新的爱人。那是很美貌的一位下江女子，一般人称为李五太太。听说是从前某一位道台的遗妾，那公馆本来是她赁居着的地方。

大嫂动身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去通知。她存心要使大哥于无意之间得到她的到来，可以加倍地使他感受着喜悦。她一来便落到青石桥街的公馆里，在大哥方面是不曾早作准备的。这自然就免不了的有一场遭遇战了。

开始便是上下房之争，大嫂要争住上房，而那位本来住着上房的李五太太却不轻容易屈服。这使我们的大哥自然为难不少了。但我们大哥到底是一位大政治家，在我们下一个礼拜日去看他的时候，老大嫂已经好好住在上房，而那位新大嫂移居在下边的耳房里去了。

那位新大嫂的李五太太，是很会拉弦子的。以后凡遇着礼拜日去时，每每听见大哥的音声在和着新大嫂的胡琴低吟浅唱。唱的多半是川戏的《唐明皇惊梦》，是那“贤妃子比从前花容稍减”的一节，或者便是《赵太祖斩红袍》，唱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宫”。我们路过耳房窗外时便要先叫一声“大哥”，接着他出来便跟我们同到上房去。那时大嫂总是在床上闷睡着的，大哥不怕我们在面前，也要去抱着她亲吻。

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大哥不知道几时公然吃起了鸦片烟来。这项，他也没有向我们回避的气色。一等大嫂起了床，他便把烟家具来摆在床上。我有一次也实在忍耐不住了，问过他一句：“为什么要抽大烟呢？”他答应我说：“你那里晓得！成都的官场抽大烟当于在吸‘三炮台’[2]！”

是的，中国说是反了正，我自己默默地也就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