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丁玲（1904—1986）是有意识地拒绝自我定型的作家，她不愿意在熟悉的题材范围里留恋徘徊，也不愿意重复固定的句式、语调和情调，而总是致力于开拓新的写作境界，甚至为此不惮舍弃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风格标记。从1927年开始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丁玲即以热烈凄婉的笔致大胆倾诉新女性的内心苦闷而一跃成为文坛新星，被视为“五四”新文学第二代女作家里的领衔人物，而随着她参与左翼文学运动，不仅把表现题材扩展到了革命知识分子生活，还在《水》等作品里尝试塑造奋起反抗的农民群像，挑战了现代小说以刻画个人性格为中心的叙事惯例，显示了左翼作家的前卫探索精神。直到1936年秋季从上海奔赴陕北之前，丁玲很少写一般所说的散文，但如果可以把小说看作是广义的散文，那么，丁玲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她以语体文叙事写人的能力，早已达到自成一家的高度。
丁玲曾说：“我把写散文当作一项严肃而有趣的工作，是到了延安以后。”（《漫谈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自然是指排除了虚构性小说的狭义的散文，但这里所说的“延安”则可理解为陕北红区和边区的泛称。1936年11月丁玲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驻地保安（今志丹县），随后就到前线跟随红军行动，而她的散文写作就在这一时期正式展开。这当然和紧张的战地节奏以及简陋的刊载媒体（有一个时期是油印报纸）的限制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丁玲直接投身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前沿，如何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便成为她需要直接面对并做出及时回应的课题。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彭德怀速写》，在与普通士兵及百姓的亲密关系中刻画彭德怀的形象，传神地写出了这位红军将领的精神气质，堪称中国散文史上的精品，但文中长长的修饰句，显然也留下了作者为寻找新的表现方式而未能避免的生硬痕迹。文题“速写”一词的含义或许可以再做延伸解读，表明作为知名小说家的丁玲开始决意像一个绘画的初学者那样，从最基础的“速写”一笔一笔地画起。这是丁玲到达陕北之后一直保持的精神状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写作了一系列描写解放区新人物的报告文学，如《田保霖》《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三日杂记》等，曾经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1]，被视为解放区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新写作作风”出现的标志，这样的成就当然不是偶然而来的，而是经过长期淬炼和累积之后的一个自然的到达点。可以说，丁玲初到陕北时的战地速写，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走在抗战烽火中的随笔和通讯，以及她在延安学习和工作时期写下的文字，如收入本书的《战斗是享受》《“三八节”有感》等，从宽泛的意义上，都是“新写作作风”的探索。
丁玲的散文明显带有一个以写作小说为主业的作家的印记，其突出特点不在于写景抒情，而在写人记事，尤其在晚年，在她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而重获写作自由的时候，回首逝去的岁月，感念那些先她而去的前辈、同志和友人，她写下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怀人散文，如《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一块闪烁的真金——忆柯仲平同志》《回忆潘汉年同志》《我与雪峰的交往》《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不必说，叙写对象都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做出奉献和牺牲甚至遭受过巨大误解和冤屈的人物，也都缠绕着歧义纷呈的评价和传说，丁玲坚持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不仅努力复原当年和这些人物交往的情景，更以饱经沧桑的目光，深切的历史同情，为这些人物雕刻出与一般教科书叙述迥然不同的生动形象。尤其是《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把大时代的云诡波谲交织在儿女情长的故事里，写历史大事如叙家常，写人物内心曲尽幽微，语调沉静澄澈，关键处则果断决绝，这肯定是可以传世的怀人绝唱。在晚年，丁玲也写了一些回忆自己经历的散文，《“牛棚”小品》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篇，但比起她丰富曲折的人生，她写出来的相关文字实在很少。丁玲不愿意过多地写自己，而想把精力更多投注到表现底层人民。不过，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丁玲的文学世界，包括她的散文作品，却不能不去了解她的一生。丁玲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生平，就是她的代表作。
丁玲是为中国新文学争得世界性荣誉的作家。发端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新文学，在初创时期就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去汲取域外文学的营养，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弱势位置，中国新文学在国际上其实备受漠视，直到国际左翼文学思潮蓬勃兴起的“红色三十年代”，中国的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才开始与同时代国际文学界产生共时性互动，丁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域外读者视线之中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在抗战胜利以后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她的文学成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毫无愧色地进入了同时代世界文学第一流作家的行列，因此得到较多参与国际文化活动的机会，也把散文写作的题材扩展到了国际，《欧行散记》记录了她此一时期的出访观察和思考，曾经为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1980年代初，作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的作家代表，丁玲先后出访美国、法国、加拿大，得以重续国际题材的散文写作，后来结集出版的《访美散记》汇集了丁玲在美国的讲演和以访美为题的系列随笔，其中《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最初在杂志刊发时便引起了争议，文中记叙了两位结识于中国抗战烽火中的女作家纯真不渝的友情，感人至深，而丁玲透过威尔士女士的生活处境对美国社会所做的思考更是发人深省，因为立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深厚经验，丁玲没有在美国的繁华景象前眩晕震惊，而是在“美国梦”几乎风靡全球成为神话之时提出质疑和警示，这是特别需要勇气的，而她对新的理想世界的期盼，也深潜在《访美散记》的字里行间之中。
王中忱
[1] 参见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1982年5月），收《丁玲全集》第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