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报考交大：“学习救国的本领”

考大学、报志愿或许是钱学森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

钱永刚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是这样描述的：“钱学森就读中学的数学老师认为他在数学领域很有天赋，希望他报考数学系；而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作得很好，希望他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作家；钱学森的母亲则希望钱学森子承父业，从事教育行业；而钱学森的音乐美术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而此时的钱学森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打定主意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成为像詹天佑一样的工程师。”

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专业。“铁路救国”，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既是钱学森个人的志趣选择，也符合了父亲一贯的期待和当时实业兴邦的思想潮流。

在大学期间，钱学森有几段特别的经历，从中不断丰富了他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认识。

首先是“休学一年”的经历。对此，钱学森在入党自传中写道：“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很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

钱学森解释说：

这一经过是这样的：我因爱好美术，所以在书肆购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而不想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写的，是用唯物史观的看法写的。对当时的我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看法，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艺术会有科学分析的可能，因为我是学科学的，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莫大的兴趣。我接着读了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感到这真有道理。我也想了解一下反面的论点，所以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之类的书，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来看去终于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有道理，唯心论等等没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利息论等等，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接受。所以在书本子上，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休学期间，钱学森与表弟李元庆（1914—1979）多有交往。

李元庆后来成为一名音乐学家、大提琴演奏家，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的堂侄女钱永龄回忆：

李元庆早年就读于杭州艺专，家中都说他是共产党。当年国民党要抓他，住到我家，他曾与我父辈各兄弟姐妹相处很好。尤其是与钱学森伯父交往十分频繁。他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1931年9月，钱学森回校读二年级。不久，“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深重国难的刺激、救亡运动的激励，使钱学森更加注意改造中国的问题。

1931年12月20日，《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刊登了一篇钱学森的文章，篇名为《对于浙省立六中附小〈抗日救国中心教材〉一文之商榷》。

此前，该杂志刊载的“抗日救国中心教材举例”一文提出日本因粮食不足而实施侵略的观点。钱学森查阅分析相关数据后，向该杂志编辑部致函指出：“日本之粮食生产，远超过其人口之增加，故日本人无粮食问题，即日人无人口问题。而谓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完全为日本预备侵略之国际宣传耳。”这篇纠错的文章被杂志全文刊登。

除了撰文分析侵略者本质，钱学森还以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满。大二时，钱学森加入了交通大学学生管弦乐队。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大学每周一次“训词”教育，又称“纪念周”。面对日军侵略，政府非但不抵抗，还要教育学生听政府的话。学生对此十分反感，钱学森也是如此。他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道出了自己当初加入乐队的缘由：

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学校读二年级时，对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训词。正好这时同级的林津（也是北师大附中的）来动员加入学校的铜乐队，说在“纪念周”开始时乐队伴奏唱“党歌”后就可以退席。我欣然从命，学吹中音喇叭。

回校后，钱学森还接触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合作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在入党自传中回忆道：

学校里，就接触到党的外围组织，有不少次的讨论小会，才第一次知道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记得小组的领导人好像是乔魁贤，他是当时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也有许邦和（已死）、袁轶群（现在交大，是右派）和褚应璜（现在一机部八局为工程师）。在这一时期我对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国民党知道痛恨了，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未能鼓起劲儿来真参加革命。当时我的同宿舍房间的一位王同志是东北人，因我的谈话而干起工人运动，数次被捕，我也只有钦佩和惭愧而已。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我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算对革命这一问题，初步从书本上搬到生活上来。

此外，据钱学森的大学好友，我国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两院院士罗沛霖回忆，钱学森在大学时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且常向身边同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影响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罗沛霖。

罗沛霖回忆道：“我与钱学森的关系很好，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钱学森比我早一届，他的几个同班同学与我是南开中学的同学。1933年，钱学森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34年，钱学森临近毕业的时候对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读书不能救国，不搞政治和革命是没有出路的。’我是听了钱学森的话，后来才接近中国共产党的。”

在交大，钱学森与进步小组的联系因组织遭到破坏而逐渐中断，他便埋头读书，凭优异的成绩得到了免去学费的奖励。刻苦钻研的钱学森课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学校图书馆。

钱学森回忆道：

那时上海交大图书馆在校门右侧红楼，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当时学校订了许多报纸，有国民党办的，也有进步人士办的。国民党的报纸“太臭”我是不读的。对图书，特别是科技书，那真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看。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常去找有关内燃机的书，特别是讲狄塞尔（Diesel）发动机的书来读，因为它热效率高。后来我的专业是铁道机械工程，四年级的毕业设计是蒸汽机车。但我到图书馆借读的书决（绝）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R. Goddard）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H. Glauert）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1934年7月，钱学森以各学年总平均成绩89.10的高分毕业，名列机械工程学院第一名。钱学森当然清楚自己的优势：“交大是旧铁道部办的。别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自己找职业，而交大的毕业生，都由铁道部分配工作，所以都是有饭吃的。”

但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人未来的志业与人生选择。对这一问题，钱学森从小学时就明白“不能当亡国奴”，到中学时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再到此时已是不愁出路的交大优秀毕业生，他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与决心：

但是我们学习并不是只为了有饭吃，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祖国，振兴中华。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爱国，不，可以说我们热爱祖国！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那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每个中国青年，都强烈地感觉到“三座大山”压在自己身上，唯一的出路是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这些在上海读书的青年，都看见黄浦江畔外滩公园的门上，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把我们中国人和狗排在一起！想到这些，使我们热血沸腾，下决心学习救国的本领。有了这个学习的动力，就什么困难也不怕，真是死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