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黄金年代代表作之《我，堂吉诃德》

《我，堂吉诃德》（Man of La Mancha），首演于1965年，踩着黄金年代的尾巴。对于它是否属于音乐剧黄金年代的作品，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觉得，既然踩着黄金年代的尾巴，它就应该是属于黄金年代作品的。但它的主题、手法以及内容本身，跟其他通常认知下的黄金年代作品实在是大相径庭，而更接近下一个阶段的近当代音乐剧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更接近同一个时代的话剧。虽然面对着种种的争议，鉴于所谓“黄金年代的风格”并没有一个统一定论，我这里仍旧遵从时间线的排序，把它放进音乐剧黄金年代这个范围里面来谈论。

中文版《我，堂吉诃德》剧照

《我，堂吉诃德》最早是一部电视话剧，作者戴尔·瓦瑟曼（Dale Wasserman），当时是一位有名的戏剧人和电影编剧。这部电视话剧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冷战打响，战后婴儿潮导致的生育率上升使得年轻人和孩子的数量急剧上升，很多家庭因此选择搬到教育资源更多、活动范围更大的市郊，导致大量的人口从市区向郊区流动。同时，黑人和女性的平权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整个社会处于摇摆、动荡之中，而下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成了广泛的对自身价值的质疑与争取的循环。这个背景对于《我，堂吉诃德》这部剧目的诞生与火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部剧目的落脚点，正是对于个体价值的肯定，以及在混乱的世界中对理想的信仰与再发现。这也许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一切都向黑暗与混乱行进的时候，一个迷失的个体所最需要的东西吧。

戴尔·瓦瑟曼创作这部戏剧的时候，其实并不打算简单地把《堂吉诃德》改编成一部音乐剧。因为他认为，将《堂吉诃德》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改编成一个短小浓缩的戏剧同时保留其中的核心内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地，他选择注目于这部小说的作者塞万提斯传奇的生平。塞万提斯一生穷困潦倒，曾经三度入狱，多次参加战争，一度被卖作奴隶，流落非洲，在被赎出的时候仍然因为自己的仗义与善良，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坎坷和折磨。这样的故事，在戴尔·瓦瑟曼的眼中实在是创作一部戏剧的绝好材料。但是他又并不打算直接就这么写一部塞万提斯传。相反，他选择寻求塞万提斯与他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角色之间的共鸣，找到作者与笔下角色的相通之处。这使得他看到了堂吉诃德在疯癫之下理想主义的特性。脚踩泥淖，眼望群星——这正是这两个人或荒唐或潦倒的一生的相通之处。

电视话剧《我，堂吉诃德》于1959年上映，在当时收获了众多好评。戴尔·瓦瑟曼一度考虑把这部剧直接放上百老汇，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正在他几乎要放弃而走向别的项目的时候，导演阿尔伯特·马尔（Albert Marre）建议，将这部剧改编成一部音乐剧。

戴尔·瓦瑟曼形容，音乐剧这种形式“高度规律化同时高度自由，看似简单而又错综复杂，更重要的是，能足够大胆地去达成一种被称为‘整体戏剧’的昙花一现的目标”。这里的“整体戏剧”指的是歌剧大师瓦格纳提出的概念Gesamtkunstwerk，说的是调动一个舞台上所有元素统一用来进行叙事的一种理想的戏剧艺术的状态。瓦瑟曼和马尔一拍即合，决定着手将这部剧改编成一部能实现这样的理念的音乐剧。

在经历了与一位诗人不成功的合作之后，他们找到了年轻而才华横溢的作词家乔·达里安（Joe Darion）。他创作的几乎所有歌词都是从戏剧文本中直接扩张出来的，每首歌都是舞台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1965年仍旧算作一个创举。歌曲采用在16世纪西班牙并非主流的弗拉明戈风，甚至有一些段落是作曲米奇·李（Mitch Leigh）打车去到下城区的弗拉明戈吉他手那里，付钱要求他们演奏到天亮从而找出的。

《我，堂吉诃德》于1965年6月在康涅狄格州的古德斯皮德歌剧院（Goodspeed Opera House）首演。这是一个孵化剧场，《我，堂吉诃德》是它所孵化的第一部音乐剧。在经过数月的修改之后，《我，堂吉诃德》来到纽约，首先登上了外百老汇的舞台：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一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浪潮艺术家的聚集地。那里活跃着新的人类，穷困潦倒的新锐艺术家、《乡村之音》、民谣，仿佛酝酿着一个未来。正是在这样的1965年11月，《我，堂吉诃德》纵身跳入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漩涡，成为她的一分子。

《我，堂吉诃德》其实是一个并不准确的译名。这个剧目的准确译名应该是《拉曼查的男人》。所谓的“拉曼查”，是《堂吉诃德》小说中疯疯癫癫的主角堂吉诃德的出生地，是西班牙中部的一块高地，气候干旱，土地肥沃，用剧中的语言来说，“看来盛产疯子”。这部剧所讲述的，是两位“拉曼查的男人”的故事，其中一位自然是我们真正来自拉曼查的堂吉诃德，而另一位，则是《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在剧情中，塞万提斯因为冒犯了教廷，被投入了宗教法庭的监狱。在监狱里，他面对狱友们组成的临时法庭的审判，需要为自己辩护才能脱身，保住对自己而言最珍贵的手稿。而他选择的辩护手法是为狱友们排演一出戏剧，这出戏剧，便是他的小说《堂吉诃德》。

作者在这里创新性地采用了“戏中戏”的手法，这部剧本身是关于塞万提斯的戏剧，而塞万提斯又在剧中扮演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所处的监狱，阴冷、潮湿、没有音乐，我们所观看到的完全是一出严肃话剧；而他笔下堂吉诃德的故事，充满温度，快活逗趣，有着动人的旋律，是一出色彩丰富、情感满溢的音乐剧。这个“戏中戏”的色彩与温度，会如何影响到戏外那一个冰冷而没有感情的世界，便成了所有观众关注的主体，也是观看这部剧最大的悬念和乐趣之一。

在百老汇首演之后，《我，堂吉诃德》获得了雪片般的赞誉。百老汇首演版斩获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五项托尼奖，在百老汇连演2 328场，成为当时连演场次最多的音乐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