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风起云涌，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贸易增速和资本增速呈现出下降趋势，2019年分别为2.48%、1.46%和2.09%，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1.8个、10.1个和7.9个百分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拐点尚未显现。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对世界贸易和投资都将产生严重冲击。据权威机构预测，2020—203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6%；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速大约在1.7%，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速(1)(2)。同期，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全球化进程转入低潮，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进一步加剧。特别是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目前，中美双方虽然已经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并正在推动实施，但是未来双方抢夺科技领域制高点的斗争不会停止，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仍是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风险点。

我国国内发展环境也在深刻调整，特别是随着农业扩大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业生产和经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掀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篇章。20年来，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和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展望未来，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更加开放，这既会带来新的机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

自2014年以来，我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又进入新一轮调整。由于前期政策实施带来粮食领域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价格的“四高”叠加特征，自2014年起，我国再次对粮食生产领域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所有品种的临时收储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其中，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后改为“价补分离”的目标价格补贴试点，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后改为“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政策，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从2016年和2018年开始结束了价格刚性上涨的局面，价格波动逐步回归市场。随着价格支持趋弱、直接补贴和农业保险作用加强，“政策市”逐渐让位“市场市”，农业市场风险一定会较之前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市场化不稳定因素日趋增多，农业实体经济发展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骤然增加。除了农业风险增加之外，当前我国农业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我国农产品市场规模小、发育不充分、抗风险能力小，不利于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二是农业产业链条短，加工能力弱，产品质量不稳定，同质化严重，一些附加值高的优质粮食产品市场供给十分有限；三是我国政府对农产品进行市场价格支持和补贴支持已经触及WTO规则允许的“天花板”。在此背景下，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如何有效抵御农业风险影响，如何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延伸产业链，如何创新合规高效的农业支持方式，这些都需要创新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