龃龉渐生

肉体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受到遗传的影响，还受到后天生存环境、人文环境、心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肉体呈现的状态总是大相径庭，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属性。它已不仅仅是毛发、皮肤、脂肪、肌肉、血管、骨骼、人体器官的复杂聚合体，当人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劳作中为它注入灵魂的时候，它和人的性别、身份、地位甚至是个性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人类对于这种社会属性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常常是无知和自负的，又常常从一种偏见跳到另一种偏见，但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很少能够摆脱它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对于身体之外的脂肪和长在自己身上的脂肪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这两种看法有过短暂的趋同，但很快便分道扬镳了：人们依旧热爱美食，却开始对肥胖产生怀疑。

通过研究保存完好的木乃伊，考古学家发现古埃及法老们的身形并非壁画中那样纤细颀长。事实上，法老们生前深受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换言之，壁画中表现出的法老们的俊美威仪，是经过美化的。可见古埃及社会风气中对胖瘦的共识，是完全站在肥胖的对立面的。这种与肥胖的对立，也延续到了古希腊时期。

公元前460年，被后世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诞生在古希腊小亚细亚科斯岛的医生世家。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亲学医并四处游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患病是神的旨意，求医问药不如求神拜佛。

希波克拉底创造性地提出了“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中的体液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组成的，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导致人具有不同的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活泼、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黏液质；性情敏感、动作迟钝的抑郁质。每个人的性格气质是由身体内四种体液的构成决定的，后天的客观环境也会影响气质的变化。四种体液失衡会导致疾病，而体液失调往往是外界因素造成的结果。

“体液学说”不仅是一种病理学说，也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气质与体质学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打破了当时“疾病神赐”的主流观点，从更为客观、多元和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患病的原理。他的许多观点引领了古希腊时期的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这位极具号召力的名医注意到，久坐不动的人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会罹患很多疾病，而那些走路多的人则更长寿、更健康。所以，希波克拉底公开宣称：“突然死亡这种情况，往往在胖子身上更多见。”他甚至还说：“赛西亚的女性身体富含大量脂肪和很高的水分，导致她们的子宫很难吸附住男人的精子。”他一反传统地将肥胖置于生殖力强的反面。他在治病的时候常开出的一个最简单的药方就是“多走路”。他动员人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要积极投身减肥运动，形式可以是裸体奔跑或者行走，可以是睡硬板床，最好在饭前锻炼，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也要不停地晃动身体。(2)

希波克拉底甚至将肥胖与人们所生存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了一起，并且给出了明确的负面评价。他指出：“在那些土地丰饶、柔软且灌溉充分的地方，居民都是肉乎乎、病恹恹、懒洋洋的，而且基本上都胆小怯懦。”(3)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发表过对于肥胖的看法，他说：“如果浑身上下都变成脂肪，躯干就会完全失去感知。”他也认为：“肥胖的动物身上本该转化为精子与卵子的血液，转化成了软硬不同的脂肪，这意味着肥胖的男性和女性生育力较低。”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肥胖的看法，代表了古希腊人对于肥胖的认知，他们的身份又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知。在人们对完美的形体和高尚的品德都格外看重的古希腊，一个人如果有着肥胖臃肿的身体，会被认为是懒惰和愚蠢的，所以当时不少对自己身体和精神有较高标准的人便自觉投身于节食、运动，甚至尝试催吐减肥。

古罗马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脂肪战士”。骑士家庭出生的百科全书式作家老普林尼，曾统率骑兵参加镇压日耳曼人的战争，又以37卷的皇皇巨著《自然史》名满天下。这位文武双全的骑士，用文字讨伐起脂肪来也是毫不留情。他认为大多数肥胖的动物多多少少都会迟钝，他说：“油滑的脂肪无知无觉，因为它既无动脉也无静脉。”他还声称：“无论雌雄，肥胖的动物都更有可能不孕不育；过度肥胖者更易衰老。”老普林尼的观点，代表了古罗马人对脂肪的普遍认知，脂肪被看成一种能扰乱人的感知与思考的迟钝无知的物质。古罗马人甚至认为，智慧与肥胖是相互排斥的。

公元前2世纪，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的古罗马医学大师盖伦也曾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极端肥胖的人各个都愚钝迟缓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所谓肚大无脑是也。”不仅如此，盖伦还在其著作《论食物的力量》中叙述了一则已知最早的减肥案例。在此案例中，盖伦要求他极度肥胖的患者每天早上跑步跑到满头大汗，而后用力擦拭身体，泡温水澡，食用营养成分不高的食物，并且参加劳作。这样做没多久，这位患者便成功瘦身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诗人佩尔西乌斯（Aulus Persius Flaccus）在描述一个麻木不仁的男人时，也用了“他的心已经被肥油蒙蔽了”这样的修辞手法，对脂肪的厌恶态度展露无遗。

我国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也将肥胖看作一种不正常的人体形态。《素问·通评虚实论》中的“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意思是患者若是肥胖的富贵人，那么疾病多是由偏好肉食厚味引起的。《素问·奇病论》则进一步揭示了肥腻的饮食可能导致的疾病：“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叶。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就是说进食过多肥甘厚味的食物会使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人就会犯消渴病。《黄帝内经》把胖分为肥、膏、肉、脂，并指出不同的肥胖有不同的临床特点。

尽管《黄帝内经》对于肥胖的描述秉持了科学客观的态度，只用了“肥贵人”这样的说法，但对于肥胖的憎恶不免还带着阶级对立的情绪。毕竟在食物相对匮乏的古代，肥胖的身体往往是贵族才有。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胖子，《英雄记》一书中记载了三国群雄的生平，在关于董卓的篇章中这样写道：“卓素肥……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看管董卓尸体的小吏竟然在他的肚脐眼上点了一盏灯，肥厚的脂肪一连烧了好几天。我国自古崇尚“死者为大”，若不是恨董卓入骨，小吏断不会在他肚脐上点灯，更不会燃烧数日无人问津。正是因为董卓残暴自私，肆意践踏底层劳动者的利益，才有了东汉末年的群起而攻之。可见当肥胖同阶级仇恨联系在一起，就更显得面目可憎了。

人们对于肥胖的厌恶还会表现在语言文字上。东汉桓帝当政的时候，陈留郡有个名叫边韶的教书先生。一次，边韶在打瞌睡，学生看他的模样好笑，便编了句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这便是“大腹便便”一词的来源。这里，肥胖还有影射懒惰的意思。

南北朝时期，北齐武成帝高湛的三儿子高俨企图夺取帝位，后主高纬调兵捉拿，有将军替高俨开脱说：“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长大自不复然，愿宽其罪。”这句话暂时救了高俨一命，但少年得志、轻狂跋扈的他最终没有逃过哥哥高纬的暗杀。“脑满肠肥”一词直接将肥胖同愚蠢画上了等号，被用作形容肥胖又愚蠢的人。

人们对于肥胖的负面感受最终化为审美的基础，将肥胖的对立面——“瘦”，推上了审美的高峰，婀娜的腰肢、纤薄的肩背既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当中，也出现在宫廷贵胄的形象上。在信息闭塞、价值观多样的古代，“以瘦为美”的审美取向也开始出现在衣食无忧的贵族阶层中，演变成为一种长久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