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讲座与女性教育

富勒的“谈话”讲座由皮博迪小姐的“共读会”（Reading Party）发展而来。参加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她的好友和以前的学生，如斯特吉斯，以及钱宁博士的女儿玛丽；一是当时波士顿的单身青年女子，如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的未婚妻玛丽和霍桑的未婚妻索菲娅，以及绅士派诗人詹姆斯·拉·洛威尔的未婚妻玛丽亚；另一类则是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的家人，如爱默生的妻子莉迪安、他的妻妹伊丽莎白、牧师里普利的妻子索菲娅、克拉克的妻子萨拉、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妻子戴维斯和社会改革家西奥多·帕克的妻子卡波特等。讲座的地点设在皮博迪小姐位于西街的“超验主义书店”的前厅。第一次讲座定在星期三上午11点，每次两小时，持续了13周。后来又改为冬夏12周，春季13周，持续四年之久。按照富勒的理念，讲座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妇女学会社交，更要教育她们，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进而改变她们的生活方式。除了让她们获得系统化的思想，还要让她们学会将这种思想用于生活实践。

讲座的话题由希腊神话开始，渐次延展到人文学科其他领域，内容还涉及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婚姻、家庭、生育等。除了富勒本人的演讲，还有妇女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成人教育的方式，正如奥尔科特描绘的那样：“良好的会话极具抒情色彩：各种声响纷然杂陈，在所有心灵中激起跳荡的音符，它促使每个人展现自己最好的部分，甚至超过他自己的想象。仿佛被幕后看不见的手所推动，在管风琴上演奏，却不知合奏的哪一部分属于自己。”爱默生也很欣赏这样的谈话方法，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的人”（Man Thinking）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会话引起思想的碰撞，从而获得对事物深邃的洞察，这种洞察不是哪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

对于当时很少有机会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女性而言，这样的谈话不仅可以唤起她们的女性意识，增强自信，也可以很好地锻炼她们的个人能力和勇气。富勒曾告诫：“那些不愿开口讲话的人，不会像那些勇于陈述自己观感和印象的人获得同样的裨益。”除了要她们开口讲话，富勒还常常要求某人对诸如“美”“文艺”等概念作出定义，并要求用她们自己的语言为这一定义进行辩护。皮博迪小姐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妇女对“生活”作出了定义。“好，但是还不够深入，”富勒说，“什么是生活？我知道我所想的，我要你自己去发现你所想的。”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今天看来可能平淡无奇，可在记诵之学盛行的19世纪教育界，这种颠覆性的教育理念无疑令人惊叹。

皮博迪小姐曾将奥尔科特的教学理念（苏格拉底问答法）和实践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成为美国教育学经典《校志》（A record of school）。与之相反，富勒却认为：“我们从任何事物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法被记录，因为我们接受的不是确定数量的思想，而是其中真理流过我们，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才是最珍贵的，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太富于精神性而无法被记录下来。”她的一个著名学生——女作家埃德娜·道·切尼便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真理流过”的过程：

一束光亮将周围的一切照亮，眼前的大自然、生活中的观察和阅读的书本。她说的一切都揭示了隐含的意义。任何事物都显示出真正的内在关系。或许我最好的表达就是我不再是受到局限的自我，而是感觉到全世界的宝藏一下子都在我面前展开。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卡珀将富勒称为“主动性思维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并且认为这种教育理念就是爱默生“思想的人”在女性教育方面的延展。这也可以说是富勒对19世纪美国教育思想的一个杰出贡献。

富勒的名著《十九世纪的妇女》展示了其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针对英国诗人拜伦狂妄的论断“爱情是妇女全部的存在”，她反驳道：“这是一个恶俗的错误；她也为真理而生。”同时她还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斯宾诺莎的错误观念——在世界任何地方，女性都屈从于男性且无法分享统治权，这位哲学家断言女性天然低于男性，因此必须臣服。富勒列举西方文学和神话经典，揭示了他的逻辑谬误，并指出那样的谬误不仅损害了女性的幸福，也会损害男性的幸福。妇女，她说，和男性一样，也是神的孩子，也天然具有神性。妇女想要的或想做的，从来不是去统治，而是要求自然地成长，使她的内在天赋和力量不受阻碍地展现出来。自远古开始，男女之间便没有截然的高下之分，每个人都有阴阳两面的气质，仿佛液体凝为固体，固体又融为液体。世上从没有完全男性化的男人，也没有全然女性化的女人。诸多气质如恒心、刚毅﹑勇敢都是男女共享的。富勒分析说，妇女之所以长期处于屈从地位，无非是因为她们未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否则假以时日，也可能出现一个女牛顿，而这也正是她孜孜不倦致力于妇女教育的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表达愤怒与抗议，富勒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憧憬和希望。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女性看上去多愁多病，依赖他人，甚至无常善变。但正如爱默生在《超灵》一文中宣称的那样，大凡从历史中推演出的结论往往不合当下情势。过去妇女从未在政府中拥有统治权并不意味将来她们不能分享统治权。不仅在政治方面，富勒深信，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妇女一定能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取得不亚于男性的非凡成就。“在任何一个年代，我们都能看到平等的两性共同分担责任、义务和希望。”她在文章的结尾满怀信心地预言：“我站在生命的艳阳午后。事物不再在晨露下闪烁，也尚未被夜幕遮蔽。每一个斑点，每一条裂缝都昭然若揭。”这并非完美的现实世界，却昭示着希望。“灵魂总对我们讲，珍惜你们最好的希望和信念，并在行动中遵从它们。这就是实现它们的强烈而有效的手段。”

超验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它认为人的精神可以超越物质世界、感性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种种限制，而生活就是为了发掘自我、表达自我、充实自我。无论男女，都是“圣灵”的一部分，都享有部分神性。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立主张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秉承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立学说，富勒勇于为妇女的自我教育和自立辩护。和男子一样，妇女同样需要独立，尤其是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语），或其他“她自己的标准”。她设想生活是个体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过程，而历史则是人类通过男女两性辩证的相互作用向更完美人性的进化。富勒的代表作《十九世纪的妇女》剖析和批判了父权社会思想对女性的偏见和压迫，抗议女性被置于依附地位，鼓励女性塑造独立意识并重新诠释性别身份。该书为要求两性平等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女权主义著作。与此同时，富勒毕生所从事的妇女教育事业，不仅是当时新英格兰社会改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达到人性完满的重要途径。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成就卓著，在美国教育思想史及女权运动史上影响深远，堪称美国十九世纪女性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