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遗产

这世上有那么一种人，他们也不是不能干，实际上，他们可以是能臣，可以是干吏；也不是不谙世事，他们也可以长袖善舞，叱咤风云；但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他们骨子里的某种不合时宜突然就占了上风，就那样，啪，楚大夫屈原就跳了汨罗江，楚霸王项羽就抹了脖子，司马迁受了宫刑，苏东坡去了海南……1643年的夏天，天性中的这种耿介之气突然在哈钦森的头脑中占了上风。她的荷兰邻居们警告她说，当地的希瓦诺伊印第安人将对白人移民发起复仇性攻击，因为荷兰殖民地的总督刚刚对希瓦诺伊人的营地发起了突袭，杀死了80多个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哈钦森没有理会邻居的警告，在移民美洲近10年的时间里，哈钦森都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她从他们手中购买了罗得岛的土地，也学习了其中一两个部落的语言。之前的经验误导了哈钦森，她不认为印第安人会伤害她。也许印第安人并没有打算伤害英国移民，他们打算的是对荷兰移民进行一次报复，而哈钦森一家正住在荷兰移民的聚居区边缘。杀戮开始得果断而迅猛，很快就结束了，哈钦森一家，包括哈钦森本人，6个孩子和几个仆人，全部被剥下头皮，尸体被扔到房子里，一把火将房子烧为灰烬。

出门采蓝莓的苏珊·哈钦森，9岁，远远地看到家里着了火，她躲在大石头底下，印第安人发现了她。也许在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发现她不是荷兰人，总之，她被印第安人带走，部落酋长收养了她。她在印第安人的部落生活了9年，18岁回到波士顿，和一个来自肯特的移民小伙子结婚，后定居在罗得岛，生了11个孩子，1713年去世，时年80岁。

哈钦森一家韧性十足。安死后，还有6个孩子活了下来。她的女婿和外孙约翰·桑福德和皮莱格·桑福德先后担任罗得岛的总督多年；美国独立革命时期马萨诸塞死忠的保皇党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显然是她的直属后裔；她的第六代孙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老布什是她的第九代孙；自然，小布什就是第十代。

回头来看，哈钦森当年被推到风口浪尖实在是有些偶然。在新建立的美洲殖民地，人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教会和处理公共事务，这种突然出现的可能性释放出极大的能量。不仅是温斯罗普们想要按照自己的蓝图来规划新世界的新生活，那些在旧世界身份低下的人群，商人、手工业者、水手、仆人，他们也想在新世界找到新的位置。达瑞特·洛特曼指出，哈钦森的言论迎合了人们“非理性和反智主义的激情”，“他们抓住一种与上帝直接和个人的联系而反对教会，威胁社会的根基，同时挑战了牧师和法官。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把出身、财富和教育的区别统统扔到一边” 。温斯罗普将其看作是对他精心策划的等级分明的模范社会的直接威胁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哈钦森的办法又直接又简单，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他们赞美哈钦森“比所有那些穿黑衣的牧师更善于布道福音”。有的人说：“我当然更愿意聆听她的布道，那是直接出于精神动因，根本和学问无关，我最讨厌那些掉书袋的牧师。”佩里·米勒一语中的：“反对有知识的牧师是对抗由税收支持、政府保护的教会的前奏。”教会和牧师们完全有理由对此前景感到不寒而栗。后来在某次哈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演讲者追忆往事，肯定了当局的做法，认为若非当年温斯罗普当机立断，很可能“领导阶层将会受制于技工、补鞋匠和裁缝，上等人受制于下流坯，受制于罗马的垃圾、不识字的平民废物，他们从来只会出于情绪而不是基于真理做出判断”。从这两段充满火药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神圣的“山巅之城”并不是充溢着兄弟之爱。虽然理论上它应该是等级森严、人人各安其分的社会，但实际上，边疆性质的社会很难约束个人行为，财富很快转手，以前的“上等人”无力维持体面的生活，而暴发户又得不到社会认可。这些不安定因素在每一次社会危机中蠢蠢欲动，在哈钦森事件中，商人和其他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平民站在哈钦森一边反对高高在上的教士阶层，这种情况会在马萨诸塞的历史上一次次地重复，直到人们达到宗教和政治上真正的平等为止。

但是真正把哈钦森推至运动中心的，是她作为女性的身份。实际上，根据哈佛大学戴维·霍尔教授的研究，约翰·科顿在此事件中起到了更为核心的作用。的确，从神学上来讲，哈钦森的大部分思想都直接来自科顿，而且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北美殖民地，科顿都是精神领袖，追随者众多。最重要的是，他是个男人。在17世纪，这是作为任何领袖的基本条件。但正因为科顿在北美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这和他在英国作为边缘群体的精神领袖不同，他如今是正统权威，因此他是不太可能领导一场反正统的运动的。加上科顿天性平和，害怕冲突，哪怕是在英国，他也没有和教会当局产生过正面冲突，如今他作为殖民地教会最核心的权威之一，更是不会和殖民地政府产生冲突了。而哈钦森一家虽然在波士顿可以算是富贵，但哈钦森先生的商人身份，尤其是哈钦森夫人的女性身份，都使得她成为代表弱势群体的合适人选。但无可否认，哈钦森本人性格中的倔强和对精神自由的坚定追求是决定她命运的最终因素。

哈钦森的传记作家指出，“因为早期的新英格兰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缩影，因此安·哈钦森提出的问题——两性平等、公民权利、灵魂救赎的性质和迹象、良知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和400年后的美国人民息息相关”，并且“哈钦森在美国早期历史中，在宗教、政治和道德冲突中的英勇表现帮助形成了当今美国女性对自我的看法——她们在婚姻、社区和整个社会中的身份”。但她也指出，多年来，在美国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希望将哈钦森“驯顺化”：“例如，在波士顿的哈钦森铜像，就将她刻画为一位虔诚的母亲——身边带着一个小女孩，眼望上苍，满含祈求——而不是重现她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大议会挺立的强悍身影，在男人们和上帝面前，独自一人。”

总是如此，对于一个知识人和思想者来说，人群并不安全。哈钦森可以随时回到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或是罗得岛的核心权力圈子，只要她肯低头。她甚至不需要正式地发表悔罪言论，只需一个让步的姿态，一个同意苟且的暗示，她就可以享受和原先一样的特权待遇。许多人都妥协了，约翰·科顿就妥协了，“正常人”一般都会妥协，妥协是生存之道，但哈钦森没有。除了性格中天生的狷介之气，人到中年的哈钦森也对人群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厌倦，威廉·哈钦森的离世进一步斩断了哈钦森和人群的联系，尘世的一切在她的眼中越来越没有价值，此时的哈钦森，已经活在天国。

虚伪（hypocrisy），这个词在哈钦森的时代主要意思是伪虔信，指那些看上去似乎是虔诚的信徒，实际上却把世俗利益放在首位。困境（dilemma），这个词在任何时代都表示要选择。道德和信仰的困境我们天天都得面对，但哈钦森每次都选了困难的那条路，因为她坚信这样做是对的。400年过去了，为她作传，我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