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牧师在霍格尔斯托克的住所

克劳利太太这次拜访沃克先生，那位代理人，是从霍格尔斯托克步行到西尔弗布里奇去的，却破格儿被那位先生用他妻子的小敞篷马车送了回来。她回家带给丈夫的消息是非常严重的。那些治安官下星期四就要审理案件了——眼下已是星期五——克劳利先生最好届时到他们面前去回答索姆斯先生提出来的控告。他会接到传票，去不去由他自己来决定。沃克先生和克劳利太太十分亲密地商讨了许多要点，在谈起这些要点时沃克先生费了很大脑子来遣词造句，极有分寸地照顾到这位可怜的太太的感情，但同时又非常明白地向她转达了那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克劳利先生自己去，还是一定派一名警察去叫他？那些治安官已经签发了传讯他的许可证。这已既成事实，但他们已和沃克先生达成协议，鉴于没有合适的理由预料那位牧师先生怀有任何逃跑的念头，这位律师可以使用他可以想到的种种温和的手段确保那个牧师出庭。克劳利太太敢保证说他到时会出庭吗？克劳利太太还真的大包大揽，保证她的丈夫到下星期四准时出庭，否则，她会在下个星期早些时候送过消息，声明她没办法保证他出庭。如果那样的话，这就是说警察必须出面了。然后，沃克先生建议说，克劳利先生最好请一名律师。说到这点，克劳利太太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沃克先生的脸，求他承担这个职责。他当然只好解释说，他已经被另一方雇用了。索姆斯先生已经说准要他帮忙，而且虽然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减轻这个家庭的痛苦，可无奈他不能放弃他已经承诺的这一职责。但是，他提出了另一个代理人的名字，接着用他妻子的马车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送回家。“我担心那个不幸的人是有罪的啊。我担心他是这样的。”沃克先生打发走那个来访者后没过十分钟便跟他妻子说道。

克劳利太太没有让车把她送到她自己家的花园门口，而是叫马车停在门前那条路上百十码远的地方，她从那里走回了家。这时天空漆黑一团。那是一个十二月夜晚的近六点钟的光景，空气很潮湿，尽管她穿了外套和披巾，但等她到了家还是感到浑身又湿又冷。在这个时候，虽说她很怕自己病倒会给全家增添麻烦，可她不跟自己的丈夫先说几句话，还是不能径直走回她的屋子去。丈夫坐在一进屋的过道的左侧那间起居室里，陪他的还有他们的女儿简，一个快满十六岁的姑娘。屋子里没有光亮儿，只有炉栅里的炉火闪动着的那点红星。那位父亲坐在炉子的一侧，在一把旧的扶手椅里至少坐了一个小时没有说话了。他的女儿走进走出这间屋子时想尽力时不时说句话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他一直没有理睬她，甚至不去注意她的存在。克劳利太太的脚步声从门边传来时，简正跪在火炉前，一只手搭在她父亲的臂上。她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父亲的手里边，但他不曾觉察到女儿的这一用意，可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妈妈到底回来了。”简说道，在她母亲进屋的当儿站起身来。

“你们就一直呆在黑地里吗？”克劳利太太问道，尽量不让话音带出愁闷的腔调。

“是呀，妈妈；我们一直呆在黑地的。爸爸在这儿。哦，妈妈，瞧你身上湿成什么样子了！”

“可不是，亲爱的。天下起雨来了。从厨房拿灯来，我一会就到楼上去。”然后，等简一走开，这位妻子摸黑向她丈夫的身边走过去，和他说话，“乔赛亚，”她说，“你不打算理我了吗？”

“我说什么好呢？你到哪儿呆着去了？”

“我一直在西尔弗布里奇呆着的。我去找沃克先生去了。他，不管怎样说，倒是蛮和善的。”

“我不想要他的和善。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和善。我相信，沃克先生是个代理人吧。和善，没错儿！”

“我是说会体谅人。乔赛亚，遇上这种麻烦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吧。我们过去像这样深重的别的麻烦不都对付过来了。”

“可是，没有哪样麻烦像这个一样会把我压垮。罢了；我还有什么高招呢？我要去坐大牢——今晚吗？”这时，他的女儿拿着一支蜡烛返回来了，这位母亲没有马上搭话。这是一间简陋、穷酸的屋子。不知多会儿，地上的毯子就没影儿了，那是他们当初来霍格尔斯托克时铺上的，说来已有九十个年头了，不过即使那时它也不是全新的。眼下除了炉边还留着那条地毯的一块可怜的碎片，什么也没有了。屋子中央有一张曾是很大的桌子；但桌面有一边完全没有了，另一边严重地向地面倾斜着，桌腿也露出一副十足的老相。屋里另有两三张比较小点的桌子，但它们都靠墙放着，以防它们自身的力量撑不住而倒在地上。这屋子较远的一头摆着一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惯有“爸爸的秘书”之称，克劳利先生多少年来就一直坐在它旁边写他的布道词，和从事所有他在这所住宅里做过的事情。远在上个世纪什么时候，那个制作它的人，意在把它当作保存家庭信件的物件使用，是这住所某个家长保存最隐秘物件的地方。但是到了克劳利先生的手中，它从来就没有上过锁；另有不同之处，便是他写字的那小片地方盖着一些折角的书籍，书皮十之有九都已经不见了。那里摆着欧里庇得斯的两卷珍本，一本希腊语《圣约书》，一本《奥德赛》，一本十二开的平达[15]诗集，还有一缩印本阿那克里翁[16]诗集。有半本贺拉斯——卷首的前两卷《颂歌》尚存，《诗论》的卷末部分丢失。有西塞罗的一本小书和恺撒的两卷本《言论集》，装订得非常牢固，经住了时间和克劳利一家加在一起的折腾。这些书全堆放在那位“秘书”身上，另有些别的东西——许多卷奇怪的布道书和类似的书；但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放在顶部，看得出来是最常用的。整间屋子只有一把扶手椅——是把温莎椅，一如这样的椅子惯称的，椅背上为柔软起见垫了个旧垫子；当克劳利先生和妻子都呆在这里时，他便坐在这把椅子上，他不在时，克劳利太太坐着它。屋子里有一只旧马鬃沙发——现在几乎全磨出马鬃来了——但就这个，如同那些桌子一样，需要一堵友好的墙壁作后盾。另外，屋里还有五六把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而它们构成了这屋子的全部家具。这样一间屋子，你真不希望会是一位领着牧师薪水的圣公会牧师居住的地方；然而那些知道钱会干什么和钱不会干什么的人们，却会明白一个拖家带口而一年只有一百三十镑收入的人，除了住进这样的屋子，还真没别的去处。只要记住每天消费三磅肉，每磅肉折价九便士，一年下来就得费用四十镑，你就不难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如此了。面包对这样一个家庭，至少要破费二十五镑。五个人的衣服，其中一个无论如何必须穿着一个绅士的衣服，一年到头没有十镑钱置办不起。那么，剩下的十五镑，就得对付茶钱、糖钱、啤酒钱、雇佣人的工钱、教育费、娱乐费，等等诸项开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绅士哪里付得起更新家具的钱啊！

克劳利太太在自己女儿面前不便回答丈夫的问题，因此只得另找借口把女儿支出这间屋子。“简，亲爱的，”她说，“去把我的东西拿到厨房，我要在火边换上它们。我一会就到那儿去，我还有几句话跟你爸爸说。”这姑娘转身走了，克劳利太太这才回答她丈夫的问题。“没有的事，我亲爱的；没有你进监狱那一说。”

“不过会有的。”

“我答应下来，你下星期四十二点到西尔弗布里奇的治安官面前对质去。你会去的吧？”

“会去！你是说，我推测，我一定得去那里吧。有人来叫我吗？”

“没有人来的。只要你一口答应你准时去那里就行。我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你会去的；不会不去吧？”她探着身子站在他跟前，半拥抱着他，等待着回答；但是好一会儿他没有回话。“你会跟我说你将去做我已经替你承担下来的事吧，乔赛亚？”

“我想我更愿意让他们来带走我。我认为我自己不会去的。”

“要一个警察到这教区来带走你！沃克先生已经答应说，他会派他的四轮敞篷马车来接的。他今晚就是用这车送我回家的。”

“我不要任何人的马车。要去我走着去。如果路程远十倍，而我脚上没鞋穿，那我也要走着去。如果我到那里去全按我自己的意愿，我将走着到那里。”

“不过你会去的吧？”

“我在乎这教区干什么？谁看见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受辱受到这地步已到头了。谁都知道这个。”

“没有罪就说不上受辱。”他妻子说。

“谁都认为我有罪。我在他们眼里看出这个了。连孩子们都知道这点，我听见他们在学校里嘀咕了，‘克劳利先生偷钱了’。我亲耳听见那个女孩儿说这个。”

“那女孩儿说什么有什么关系？”

“可你还让我坐一辆漂亮的敞篷马车去西弗尔布里奇，好像去参加一个婚礼似的。如果他们要让我去，那他们就像带别的人那样来带走我吧。我会为他们到那儿去的——除非我一命呜呼了。”

这时，简又来了，逼着她母亲去把身上的湿衣服脱掉，克劳利太太和女儿到厨房去了。他们家使唤的唯一女仆，那个小臂总是红红的姑娘被支开了，然后母女俩开始商量怎样才是她们说服那位一家之主的最好办法。“可是，妈妈，事情肯定会顺利的；不是吗？”

“我相信会的。我想也会的。可是目前我还看不出我们的出路在哪。”

“爸爸不会做出任何坏事的。”

“不会，我亲爱的；他没有做坏任何事。他只是犯了个大错误，眼下却很难使人家明白，他不是有意讲出那些不真实的事实的。他多会儿也在想别的事情，关于学校的事，他的布道，他记不起来了呀。”

“还想我们家怎么穷困，妈妈。”

“他脑子要想的事情太多，总是忘掉记忆中跟别人打交道的事情。他说他曾经从索姆斯先生那儿得到了这笔钱，当然他就以为那支票准是这么来的。”

“那他到底是从哪儿得到它的，妈妈？”

“哎——我倒希望我知道呀。我可以说，我过去对进这住所的每文钱都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这张支票的半点情况——它的来历。”

“不过，爸爸以后会跟你说吗？”

“他要是知道就会跟我说的。他以为它是教长给的。”

“你敢肯定它不是吗？”

“敢；十分肯定；这方面的把握还是有的。教长跟我说过他要给他五十镑，这五十镑就对上号了。我亲手掌管它们的。他写信说也是这么回事。”

“这钱不会是那五十镑的一部分吗？”

“不，亲爱的，不是。”

“那么爸爸从哪儿得到它的呢？或许是他捡到它，事后忘了？”

对这个问题，克劳利太太没有回答。她丈夫发现了那张支票——像简说的捡了起来——这个念头也在简的母亲的脑子里冒出来过。索姆斯先生完全相信他把那个皮夹子丢在了这牧师住宅。克劳利太太始终厌恶索姆斯先生，认为他不近人情，心地残忍，人品卑劣。她倒是毫不犹豫地怀疑他犯了说假话的罪过，或甚至根本是个不老实的人，如果她这样相信就会在她自己的脑子里发现她丈夫拥有这张支票，并和他那方面说的绝对实情完全有办法对上号的话。然而她办不到这点哪。即使索姆斯居心不良，悄悄把那张支票塞进了她丈夫的口袋里，这情况也找不出她丈夫发现那支票就可以花掉的原因啊。她不得不为丈夫寻找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在她自己看来是正当的，到了别人眼里就不是正当的了。他说过索姆斯先生付给他那张支票是那位教长给的。而这点分明又是错误的。她知道，或认为她知道，他，照他那样的情形，像上面这些出尔反尔的事情会做出来的，不过不是有意的。她相信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疏忽，却不能说是说假话——她完全相信她丈夫的脑子不像别的男人的一样多会儿都是正常的。但是相信归相信，她还被迫同时相信，任何情况几乎都可能会有。索姆斯也许是对的，或者他也许丢掉的不是皮夹子，而是那张支票。她很容易假设她能更容易地为自己的丈夫找到开脱的话。如果索姆斯方面的恶劣手段对她的理论是必要的话，那么索姆斯便会马上在她跟前变成一个恶棍——穷凶极恶的。这张支票就这样落到了她丈夫的手中，过了不久，他便以为它是他的朋友，那位教长送他的，这种情况难道不可能吗？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这样能让别人也这样相信吗？她很有把握，她容易说明她丈夫在各方面都头脑清醒，可是她又会因为他脑子的那种糊涂而无法自圆其说，这又会造成某种误解。不过，如果她自己被迫这样为她丈夫辩护的话，她就又不得不在这样辩护时说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没有能力处理他自己或家庭的事务。在她看起来，她会被迫去证明他要么是个小偷，要么是个疯子。而她心下明白，他两者都不是。他不是个贼，这在她看来，如同中午太阳一样清楚明白。她在这个男人胸脯上倚了二十多年，却会不知道胸脯下那颗心的种种隐秘吗？这个男人的整个脑子，如同她跟自己说的，全在她手中捏着。他也许拿了那二十镑钱；尽管这钱不是他的，他却也许拿过去花掉了；可这还不能说他是个贼。也不能说他是个疯子。能传播上帝的福音，能通俗易懂地向无知的人阐明救世主的诺言，能登上一个教区的布道坛，或在一个教区学校为人之师，没有人比这个人的脑子更健全的了。这个人的理智在所有事情上都像流水一样清澈透亮，唯有在对付他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时一塌糊涂。他很有逻辑性——逻辑性之强以致给他妻子带来数不清的烦恼，而这妻子虽说能明辨是非曲直，却没有什么逻辑思维。他精通希腊语——他女儿深知这点。即使在今天，遇上漫长的冬季晚上他肩上的麻烦偶尔比平时轻松一些时，他仍会用一种甜润、低沉、阴郁的嗓音，给她们背诵英国诗歌，成行地背，成节地诵。用拉丁文和法文写的书，他读起来像念英语书一样流畅，而这是在他放下架子接受了教长家的接济时。这个人的心情也有轻松的时候。就在去年冬季那段时间，他把那首非常著名的民谣《贝特曼勋爵》翻译成了希腊语长短句诗，保持了韵脚和格律，并欣喜若狂地反复诵读，直到他女儿能把它全背下来。当作为上述译诗的酬报一张五镑的钞票从某赞赏的杂志编辑那里来到他手中时——仍是通过那位教长的手——他顿时心花怒放，一时间竟会以为这世界总还是会跟他微笑的。他妻子知道得很清楚，他没有得疯病；但她同时也知道他有心灰意懒的时刻，每逢这时，他的脑子便一塌糊涂，以致他根本不能被认为还分得清他记得什么和忘掉什么了。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向一个法官和陪审团解释清楚，而这样一来他们也许要么说他态度老实，要么说他头脑健全呢？“也许他捡起它，事后忘记了吧。”她女儿跟她说。也许事情真是这样，但她还不能在她孩子跟前承认这么多。

“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亲爱的，目前还是这样，有了上帝帮忙，这事以后会弄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至少是清楚的，那就是你爸爸没存心干过任何坏事。”

“当然我们对这点是蛮有把握的，妈妈。”

克劳利太太在接下来的四五天中遇上的烦恼是很多的，其中最要命的，也许，是星期天的礼拜式，因为这天正好夹在她走访西尔弗布里奇那天和那些治安官开庭之间。到了星期六，他应该准备他的布道；他在星期天要宣讲两篇，尽管他的听众不过是些农场主、制砖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他们还不愿意省掉第二篇。克劳利太太提议要罗巴茨，一个相邻的牧师，找个副牧师来代替一下。罗巴茨是克劳利家的一个热心的朋友，遇上这样紧急的情况，没准儿会自己来的；但是克劳利先生不听这个建议。星期六早上很早就商量这件事，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因为这位可怜的女人为丈夫的麻烦事没日没夜地想；这下倒产生了这种好效果：早餐刚完，他就坐到他的办公桌前，埋头干他的事情，好像他已经忘掉这世界上还发生过别的什么事。

到了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做礼拜那一时刻以前，他到学校里去了，这是他的习惯了；他在那里上课，仿佛他的一切一如往常。一部分孩子没有来，因为听说了他们的老师的不幸，也许还听人说他不会来上课了；对这些旷课的孩子，他十分生气地叫他们来了。这些可怜的孩子是蹑手蹑脚走进来的，因为他这个人仅靠自己的规律就能让学生不顾他自己的贫穷而服从他的命令。星期天，他向他的教民讲了道，一如他惯有的作风一样；紧凑，明快，一种能抓住这样的听众的心的口才。在那个场合，没有人会从他的语调和姿势以至表情猜测到他会有任何错误——除了有哪个观察者仔细辨别，才看得出他所使用的更大的注意力和特别紧凑的语言，恰恰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心境。

然后，当这些教堂的礼拜式结束时，他又坐回椅子上，直到那个痛苦的日子到来，就一直没有动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