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家乡，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个刚开始写的剧本《扫罗王[4]》，还有一叠诗稿。想到这里，我就有股奇妙的感觉。我们这群人都曾从事过文艺创作。有好些夜晚，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却变得非常不真实，简直都无法去想。

来到这里后，我们不知不觉就切断了过去的生活。有时，我们试着看清全局，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却没有任何答案。对克罗普、米勒、莱尔和我来说，也就是坎托雷克嘴里所谓的二十岁钢铁青年，所有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年长一点的人跟过去的连结比较强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有老婆、孩子、工作和兴趣。这些东西的力量坚固到战争无法摧毁。我们这些二十岁的人只有父母，也许有几个人有女朋友。这两样东西的力量不大——父母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影响力最小，女朋友也没多重的分量。除了这些东西，我们有的也不多了，我们的生活还没拓展到其他领域，只有一些幻想、一点玩票的爱好和学校。如今，连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了。

坎托雷克也许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命的临界点。没错，我们的确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们的根还没扎深。战争就把我们冲走了。对于其他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战争只是打断了生活。他们可以想象战争往后的事情，我们却被战争抓个正着，不知结局如何。我们眼下只知道，自己以一种忧伤的、莫名其妙的方式成了野蛮人，虽然我们也不是时常都处于悲伤之中。

虽然米勒很想要克梅里希的靴子，却不表示他比别人缺乏同情心。其他人不过是因为悲伤不敢说出口，而米勒只是能清楚区别状况罢了。如果克梅里希还用得上这双鞋，那米勒肯定宁愿赤脚穿越带刺的铁丝网，也不会打这双鞋的主意。现在克梅里希根本用不上这双鞋，米勒却非常需要。不管是谁拿到这双鞋，克梅里希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难道米勒不该想尽办法拿到鞋？他可是比任何一个救护兵都有资格得到这双鞋！等到克梅里希死了就太迟了，所以米勒只好现在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盯着鞋子。

因为其他相关性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对它们的意义已经没有了感觉。我们只看重事实，事实才是真的。而事实是，好的靴子在战争期间是稀世珍宝。

过去情况可大不相同。我们去区军役处报名时，班上有二十个年轻人，当兵前兴高采烈地集体去刮胡子，有些人还是生平头一遭。我们对未来没有特定的计画，极少数人已经对工作和职业有了想法，实际上它们代表的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我们的想法还很模糊，在我们眼里，这些想法把生活和战争理想化了，甚至还为它们蒙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我们受训了十个星期，接受的改造比十年的学校教育还具决定性。我们学到，一个擦得亮晶晶的钮扣，价值高于四本叔本华[5]的作品。尽管一开始很震惊，后来变成恼恨，最终我们还是不痛不痒地接受了事实。事实是精神没有刷子重要，系统比思想更有决定性。与自由相比，操练更紧要。我们心怀善念、热情来从军，但是所有人都在设法扼杀我们的理想。三个星期后，我们完全体会到一个穿镶边制服的邮差在军队里更能支配我们，他的权威甚至高过父母、老师和整个从柏拉图到歌德的文化。我们用年轻的慧眼观察到，老师说的传统的祖国概念，在这里就是要你抛弃自我。连地位卑下的仆人也用不着做到这样的地步。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辱骂和上千百种整人的伎俩。这些和我们当初想像的任务差太多了。我们发现自己被人当成马戏团的马一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可我们很快就适应了，也了解有些东西是必要的，也有些是多余的，士兵很清楚尺度在哪里。

我们班级三四个人一组，被分到不同的班里。班里有佛里斯[6]来的渔民、农人、劳工和工匠，我们也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克罗普、米勒、克梅里希和我被编在第九班，我们的班长是希默尔施托斯。

他算是军营里最狠的魔鬼班长，非常擅长折磨士兵，他还为此感到自豪。此人矮小结实，红色胡子卷卷的，原本是个邮差，当了十二年的军人。他隐约可以感觉到克罗普、恰登、威斯特胡斯和我内心老跟他唱反调，所以看我们特别不顺眼。

有一回早晨，我把他的床整理了十四次，他总能鸡蛋里挑骨头找出点小毛病，然后又全部弄乱叫我重来。还有一回，我擦了二十小时的鞋——当然休息时间也算进去了——把一双硬得跟石头一样的旧靴子擦得跟黄油一样软，这回连希默尔施托斯都无话可说。还有一回，他命令我用牙刷把班里的小房间刷干净。他也曾经下令要克罗普和我用洗手的刷子和铁畚箕把练兵场的雪铲干净。那一次要不是有个少尉出现拯救了我们，还臭骂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到冻死为止。可惜这次事件让希默尔施托斯怀恨在心。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我都被排到星期日站岗，还做了四个星期的寝室勤务。我曾经背着全套行军装备和步枪，在刚翻耕过的软趴趴又湿答答的田地上练习“起立、快步走、前进”再“卧倒”，直到我脏得像坨污泥，不支倒地为止。四个小时后，我还得把所有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给希默尔施托斯检查，当时我的双手已经磨到流血。我曾经和克罗普、威斯特胡斯和恰登在天寒地冻的时节，没戴手套，裸露的手指贴在冰冷的枪管上，练习“立正”十五分钟。此时希默尔施托斯在我们四周晃来晃去，不时偷窥我们，就等我们不小心稍微一动，好给我们安上抗命的罪名。我曾经半夜两点穿着衬衣从兵营最上层楼跑到院子八次，只因为我把内裤摆在那张所有东西都得叠好堆放的凳子上时，超出了边缘几厘米。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值班时，常跑到我身边乱踩我的脚趾。练习刺枪搏斗时，我总被分到跟希默尔施托斯一组。他拿的是轻便的木枪，我拿的却是笨重的铁器。他轻轻松松就能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有一回我真的火大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朝他冲过去，猛撞他的肚子，把他撞倒了。他正想抱怨时，连长忽然大笑，对他说要留点神。他很清楚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我就这样练成了攀爬柜子的高手，也擅长蹲下的动作。我们以前只要听见他的声音就会发抖，但是这匹疯驿马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屈服。

有个星期天，我和克罗普在营区用一根竿子当作扁担，挑着尿桶经过院子时，希默尔施托斯正好经过，打扮得光鲜亮丽。他正准备出门，经过我们面前时还停下来问我们喜不喜欢这份差事。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假装跌倒，把他的腿上泼得都是尿。他大声狂吼起来，可我们也受够了。

“小心我关你们禁闭。”他大叫。

克罗普受够了。“那得先调查，我们可是会全盘托出的。”他说。

“您怎么可以跟士官这样讲话！”希默尔施托斯尖叫道，“您疯了不成？您等着受审吧。您想干什么？”

“抖出士官的底细！”克罗普一边说一边把手指贴到裤缝上。

希默尔施托斯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言不发地走掉了。他走之前还扯着喉咙叫嚣说：“这笔账我会跟你们算清楚的。”——但是他大势已去。后来他又用在翻耕田地“卧倒”、“起立、快步走、前进”的招数整了我们一次。我们照着命令做动作，毕竟命令就是命令，不服从不行。不过，我们用低速慢动作来执行指令，搞得希默尔施托斯都要绝望了。

我们不慌不忙地慢慢蹲下，然后慢慢用手臂撑住，接下来的动作也都慢半拍。希默尔施托斯恼火得不得了，又下了更多其他指令。我们还没流汗，他的嗓子就已经哑了。

后来他也懒得整我们了。虽然他还是叫我们猪猡，但是比以前尊重我们多了。

其实理智的班长也很多，正派人甚至占大多数。不过每个人都想在家乡尽可能久地保有这个好饭碗，所以他们必须对新兵严格一点。

因此我们接受了各种可能的军事操练，经常气得哀号连连。有些人练到生病，沃夫还死于肺炎。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屈服，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无情、爱猜疑、没有同情心又凶残，而且脑中只有复仇。其实这也不算坏事，因为这些特质正是我们没有的。要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训练就上战场的话，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发疯。我们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迎接我们即将面对的事实。

我们没有就此崩溃，而是适应了环境。二十岁的年纪在某些方面也许有所欠缺，适应环境的能力却特别强。最重要的是，这里唤醒了我们内心一种坚定的、适用的团体意识，也就是战场上产生的最可贵的生死与共的情谊：同志之情！

我坐在克梅里希床边。他越来越衰弱。我们周围乱哄哄的，因为有列运送伤患的列车到了，伤势不重的会被挑出来转走。医生经过克梅里希床边，正眼都没瞧一下就走了。

“下一回吧，弗兰兹。”我说。

他起身，把手肘撑在枕头上。“他们把我的腿截肢了。”

他毕竟还是发现了。我点头回答：“你应该高兴点，你可以离开战场了。”

他一句话也没说。

我继续说：“弗兰兹，没有两条腿都截肢算是万幸了。维格勒更惨，他失去了右手臂。更何况你可以回家了。”

他望着我。“你这么认为吗？”

“当然。”

“你真的这么认为？”他又问了一次。

“当然了，弗兰兹。你得先休养一下，你才刚动完手术。”

他挥手示意要我靠近一点。我弯下腰靠近他，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我不这么想。”

“弗兰兹，别胡说八道了。过几天你就明白了。一条腿截肢也没什么大不了。这里还有更严重的伤势都可以治得好。”

他举起一只手。“你看我的手指。”

“那是手术的缘故。吃多一点就会好起来的。你们这里的伙食还可以吧？”

他指着一个还有半碗剩菜的碗。我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弗兰兹，你要好好吃饭。吃饭最重要了，其实这里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啊。”

他没吭声。过了一会他才慢慢地说：“我一直都想当森林管理员。”

“你还是可以当啊，”我安慰他说，“现在假肢做得很好，接在你的肌肉上，你根本不会感觉自己少了什么。有些手的假肢甚至连手指都能动，能工作，甚至还可以写字。更何况新产品还在不断开发出来。”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你可以把我那双绑鞋带的靴子拿去给米勒。”

我点点头，不断思索还可以说些什么鼓励的话。他的嘴唇完全没有血色，嘴巴变大了，牙齿露了出来，看起来像是石灰做的。他的肌肉萎缩，额头突出，颧骨也更高了。他正一步步成为骷髅，他的眼睛已经开始下陷，看来再过几个小时，时辰就到了。

我并非第一次见到临终的人，但我们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情况又不一样。我以前抄过他的作文。他在学校时总穿着有腰带的棕色外套，袖口磨得发亮。他是我们这群人里面唯一可以在单杠上做大回旋动作的人，每回做这个动作时，他丝般的头发总会盖住脸。坎托雷克非常以他为荣。不过，他不喜欢烟，他的皮肤非常白皙，倒有些像女孩子。

我看着我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重，裤子塞在鞋管里。我们站着时，宽大的靴统让我们看来魁梧又雄壮。不过等我们洗澡时把衣服脱下来，顿时腿就变得很细，肩膀也变窄了。这时我们一点也不像军人，几乎像是小男孩。一般人可能不会相信我们背得动行军背包。一丝不挂对我们来说是个奇妙的时刻，只有不穿衣服时我们才能当普通人，也觉得自己像是普通人。

弗兰兹·克梅里希洗澡时看着跟孩子一样又小又瘦。现在他躺在那里，为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把全世界的人都带到这张床边瞧瞧，对他们说：“这是弗兰兹·克梅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想死。拜托别让他死！”

我的思绪纠结混乱。这种石炭酸和坏疽混合的气味把肺都塞住了，就像把人泡在浓稠的浆糊里一样，令人窒息。

天快黑了。克梅里希的脸越来越苍白。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脸色苍白到几乎在发光。他的嘴轻微地动着。我靠近他。他小声地说：“如果你们找到我的手表，把它寄回家。”

我没有反驳，这样做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办法骗过他，我因为无助而觉得痛苦。那太阳穴已经凹陷的额头、那只剩牙齿的嘴、那尖尖的鼻子！还有家里哭泣的胖妈妈，我还得写信给她。要是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该多好。

救护兵带着瓶子和水桶走来走去，其中一个走过来，打量了克梅里希一下又走了。看得出来他在等什么，可能是需要那张床吧。

我向弗兰兹靠得更近，跟他说话，好像这样我可以拯救他一样：“说不定你会去克罗斯特贝格的疗养院，都是别墅呢。弗兰兹，你可以从窗户眺望田野，视线可以延伸到地平线上的那两棵树。现在谷物成熟了，是最美的季节。黄昏时，夕阳照着田野，看起来像珍珠母一样。还有克罗斯特河旁边的白杨树林荫大道，我们以前就是在那里一起抓棘背鱼！你可以再弄个水族箱，养几条鱼。你可以出去散步，不用问任何人；甚至你想弹钢琴都行。”

我弯腰看着他在阴影里的脸，他还在呼吸，很轻微。他的脸湿湿的，他在哭。我的蠢话看来弄巧成拙，反而让他更难过了。

“可是弗兰兹，”我抓着他的肩膀，我的脸贴着他的脸，“你现在想睡觉吗？”

他没回答，眼泪沿着双颊流下。我想帮他擦掉，但是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在那里，仔细观察他的表情，也许他还有话要说。要是他能张开嘴叫喊就好了！但他只是在那里侧着脸哭。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什么也没说。我想这些他老早就想过了，现在的他正单独面对渺小的十九岁生命。他哭泣，是因为这渺小的生命正在消逝。

这是我见过最无奈、最悲伤的离别。虽然提特恩那一回也很糟，一个长得跟熊一样壮的家伙哭天抢地地要找妈妈，还惊恐地瞪着双眼，拿着刺刀，不让医生靠近他的床，直到他瘫软下去。

克梅里希突然开始呻吟，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我跳起来，踉跄着跑到外面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呢？”

我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马上抓住他。“快来，不然弗兰兹·克梅里希要死了。”

他挣开我，问一个站在那里的救护兵：“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二十六号床，大腿截肢。”

他怒吼道：“这样我能知道什么。我今天做了五台截肢手术。”他一边推开我，一边对救护兵说：“你去看看状况。”然后奔向手术室的方向。

我气得发抖，跟着救护兵走。那个人看了看我说：“他从今天早上五点开始，手术一个接一个。真是疯了，我告诉你，今天一天就死了十六个人。你这一个是第十七个。肯定会超过二十个人……”

我忽然觉得好虚弱，我撑不住了。我不想再责骂任何人，那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只想永远倒地不起。

我们来到克梅里希床边。他死了。他的脸被泪水弄得湿答答的。他的眼睛半开半阖，蜡黄的颜色像旧的牛角钮扣。

救护兵撞了我一下。

“你要拿走他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

他继续说：“得马上把他移走，我们需要床位，外面已经有人躺在地上了。”

我拿了他的东西，取下克梅里希的名牌。救护兵问我他的军人证在哪，他没有找到。我跟他说应该在文书室里，说完就走了。在我身后，他们已经把弗兰兹拖到了一块帆布上。

我走到门外，感受到黑夜和晚风，忽然有种得救的感觉。我用尽全力地深呼吸，感觉脸上的微风从来没有如此温暖柔和过。我忽然想到女孩、花开遍野的草地和白云飘过的情景。我的脚穿着鞋子前进，我越走越快，开始奔跑。士兵们从我身边经过，尽管我没听懂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谈话仍让我激动不安。大地充满力量，这力量流经我的脚底，充满我的全身。黑夜像闪电般咯吱作响，前线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好像在举行鼓乐合奏。我的肢体灵巧地移动，我感觉到自己的关节强劲有力，我大口喘气，发出呼呼的声音。夜晚活着，我也活着。我觉得饥饿，但更甚于腹中的饥饿。

米勒站在兵营前等我。我把鞋子给他。我们走进门去，他把鞋子穿上试了一下。它们非常合脚。

他在他的存粮里东翻西找，给了我一条可口的塞尔维拉特香肠[7]，还有一杯加了朗姆酒[8]的热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