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要挟——新晋记者的好帮手

当了几个月的警方采访记者，和一些警察成了朋友，但我连一个独家新闻都没有亲自挖到过。

独家新闻一般是很难弄到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先得听到轰动性事件的风声，然后去找正在调查这个事件的级别较低的警探，获得他的信任和他手头上掌握的消息，最后把消息传到食物链上去，还不能让上面的人知道你的材料是从底下收集来的。

你可能得费上好几个小时去等你的线人回家，希望他在简短的交谈中能吐出一点点消息来。不过，如果遇上大案子，你的线人有可能好几天都不会回家。1993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手机，要取得联络可比现在困难得多了，你不得不凭运气才能在他们上班的地方、他们家里或者他们上下班的途中抓住他们打听一点消息。

你掌握的事实都必须得到第三方的认证，而且，你必须说服你的编辑，让他觉得发这篇报道是安全的，不会再有官方新闻稿发布。有时，你还必须亲自到犯罪嫌疑人的家里去确认他是不是已被逮捕了，因为在日本，逮捕记录是不公开的。常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已经做好写报道的准备，而且通知了探长；这时，警方突然冒出来，匆匆发布一份新闻稿，你的独家新闻连同你付出的一切努力随即化为乌有。

不过，我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怎么做到的？老办法：要挟。

每天晚上，我都会利用平常的体育赛事、出生公告、讣告等烦琐的输入作业和为资深职员订晚餐之间的空隙，骑着自行车跑到大宫派出所去和那儿的警察闲聊。大多数时候，如果他们不忙，我就坐下来和他们胡乱侃上一阵子。我们喝着绿茶，谈论政治、过去的案子或电视上的话题。我会带上一些甜甜圈——我认为这并不是日本警察常吃的东西，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他们可能正是因为平常很少吃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一个线人告诉我说，他们数星期前逮回来的一个专业扒手供认了他作案的数量，数目相当庞大。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个扒手每天都穿西服打领带去“上班”——是个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日本的新闻中反复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这类报道，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没听说过有比他更出色的扒手了。

经过对这条线索进行多方验证之后，我做好了写这篇报道的准备。除了他供认不讳的作案数量之外，我收集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但作案数目对这篇报道来说至关重要。铁路部门的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数目。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大宫警方的高层人物谈谈，他们现在正办着这个案子。

探长名叫富士。众所周知，他非常擅长讯问，是个出色的警察，但他不喜欢跟记者打交道。他又高又瘦，戴着老套的厚眼镜，总是穿着皱巴巴的灰色西服，那一脸刮了就长的胡须是出了名的。

我心想，他对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只是把我看成讨厌鬼——又一个终究会被另一个新人（最好是个日本人）替换掉的既烦死人又不起眼的记者。我决定出其不意地去求他让我写这篇报道，但他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

“如果你认为你知道很多了，那就写吧，写你的报道去吧。但我敢肯定你不知道他被我们抓到之前行窃了多少次。10次？100次？200次？”

“不止100次，对不？”

“你不知道吧，对不？”

“不知道。”

“嗯，那我想这就不是你该写的报道。为什么不等一等呢？只要等上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你会把这个独家新闻给我？”

“不，”他说，“我们会在一个星期内公布这起案件，到时候你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可那就不是独家新闻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只作总结，警探做调查，所有的事实都齐了，我们就公布这个案子。你们把案子报道出来。结案。”

他叫来一个女警员，指着我说：“你能不能给阿德尔斯坦先生倒杯茶？他的工作很辛苦，看来都快累脱水了。”他把我晾在他的办公桌前坐着喝茶，自己跑到楼下找副队长谈话去了，可能是要提醒他我在到处打听消息。

如果我是个警察，我觉得自己也会这样做。我的独家新闻报道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我没有任何地位或权力能够向他保证这会是一篇采访到位的报道，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作为交换条件提供给他。不过，话说回来，把这篇报道让给我写有什么害处呢？我很努力，这篇报道会提升警方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最起码不会毁坏他们的形象。

在案件公布之前，我还有一周的时间。警察就喜欢让我们翘首以待，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所以，那天晚上9点，我发现自己又和大宫派出所的警察们在一起喝茶、看电视，一点一滴地消磨着时间。这时，我偶然发现布告栏上贴着一张画。那是一张小偷的综合素描像，他盗窃了城市主干道边上的数家大型电子产品商店和服装专卖店。这种告示——有时称作“通缉令”——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身体特征、犯罪手段和他盗窃的所有商店。

“嘿，我能不能拍一张派出所的照片？”我随口问一个嘴里塞满了果冻甜甜圈的警察，“我爸爸是密苏里州的法医，他很好奇，想看看日本的派出所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家伙都非常钦佩我父亲的准警察身份，一边摆着拍照的姿势，一边向我打听他的工作。我让他们站在布告栏旁边，在拍照的时候顺便拍了一张综合素描像的特写。

我11点回到事务所，吃了些留在冰箱里的凉批萨饼后就去冲洗胶卷（当时还是使用胶卷的黑暗时代，冲照片真是件麻烦透顶的事情）。我把告示放大、裁剪后做成几张模模糊糊的复印件，再把那几张复印件揉成一团，然后挑了最皱的一张带回家去。我要把它弄得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受害者或当地的店主那儿得来的，或是在垃圾桶里掏到的。我不想让人揣测到那是我在派出所里转悠时拍到的，否则就可能断送了我进出派出所的机会，还会让我的甜甜圈朋友遭到训斥。

第二天，我去了失窃商店中的一家，向那里的经理询问了有关盗窃犯罪的情况之后就问他知不知道有类似的情况。他把手头的那张警方告示拿给我看了，但就是不肯把它给我。下午2点左右，我走进大宫派出所，要求他们让我上楼去见富士。

富士示意我坐下，双肘杵在办公桌上，手指做成一座寺庙的形状，闹着玩似的透过指缝看着我。

“那篇重大报道进行得怎么样啦？”他问。

“我已经对那篇报道失去信心了。”我说。

“放弃了？”

“是的，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题材。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大宫地区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沿路盗窃案的公益报道。我想我还会把这张综合素描像放进去。”

我拿出那张复印件给他看，但没有把复印件给他。

“你从哪儿得来的？”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已经和一些受害者交谈过了。”这不是回答，也不是撒谎，但这是误导。

富士阴沉着脸：“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项调查。如果你发报道，就会把他吓跑，那样我们就再也逮不到他了。”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说，“我的工作就是收集新闻，写出来，然后尽快发表，这是对社会有好处的。我可以写你正在调查的案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要写这篇报道。”

“我是记者。我必须写点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为了谋生去做调查、抓罪犯一样，我调查各种事件，把调查结果登在报纸上。如果我不写，就等于我没在干活，而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可写啊。”

富士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去写。也许要比一条关于一个悬案的不起眼的公益通告好。”

“比方说什么？”

“我给你有关扒窃案的资料，其他报社都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那倒挺不错，不过，我只对完整无疑、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有点得意忘形起来。

“我们不会那样做。如果我们把独家新闻给了你，负责采访这个派出所的其他记者都会跑到这儿来，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让他们抱怨去吧，我必须在30分钟以内告诉我的上司我会交什么报道给早刊。眼下我手头上有的就是这个连环盗窃案。”

“等一下，”他说，“给我30分钟。”他示意女警员过来。她端着一杯绿茶走了过来，正准备放在我的面前，富士示意她别放：“你还是喜欢喝咖啡吧？”

“不，不，绿茶就行。”

“不过你更喜欢咖啡，对不？”

“喂……”

富士对她点了点头。

“奶还是糖？”她问。

“请都放一点。”

“好，在这儿等着。”富士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朝楼下走去。

咖啡真难喝，速溶的，不过还是比绿茶好喝。

富士20分钟后回来了：“好了。明天中午到练功馆去找我。我会把你想要了解的有关扒手的事情都告诉你。事先把你要问的问题都想好，因为这样的事我只做一次。”这下妥了。

当天晚上，我在记者俱乐部里跟山本说了我做的交易。他很满意，同时又有点失望。

“你为了这篇报道要挟了探长？”

“我没有要挟他。我用一个报道换了另一个。”

“你要挟了他。”

“我威胁他了吗？”

“嗯，没有。”

“好了，那就不算要挟。”

“阿德尔斯坦，你这家伙了不得，真有手腕。不过你也够卑鄙的。”

“我做错什么了吗？”

“既然如此，你干吗不从他那儿弄到一篇更好的报道来，那玩意儿算什么。你就只能弄到一个差劲的扒手么？”

“别的没有我想要的啊。”

“好吧，”他说，“把这篇报道搞到手，打成定稿，我会尽力让值班编辑把它弄成独家新闻。”

第二天，我来到练功馆时，富士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了。他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膝上放着一叠资料。我脱下鞋子，踏上榻榻米，坐在他的对面，用的是“正坐”的姿势——膝盖并拢跪着，两只脚底冲上压在屁股下面。

富士摘下眼镜，放在他的膝盖旁，然后抬头望着我。我拿出采访本和钢笔。

“阿德尔斯坦。”

“在这儿，富士先生。”

“你的袜子不成对吧。”

我低头一看，果然如此。我穿的是一只灰袜子和一只黑袜子。我没有想到要脱鞋。“很抱歉，今天早上太匆忙了。”

富士摇了摇头：“你是个怪人。我以为你一无所知，不过你竟然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却连自己的袜子都配不对。”

“的确如此。”

“8年来我一直是个警探，我从来没有把独家新闻给过哪个记者。”

“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把这起案件告诉了你。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搞到这个独家新闻的，你会怎么说？”

“我敢肯定不会有人在乎的。”

“唉，他们会的。我了解你们这种人。”

“我们这种人？”

“记者。那你会说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我会说，有人从总部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我的上司，结果我不得不写了这篇报道，因为这属于我的采访范围。”

“回答得很好。”

说罢，富士就简要地叙述了导致扒手被捕的一连串的事件、这起案件的看点、扒手的出生日期和他供认的作案数量，然后还耐心地回答了我问的其他所有的问题。

在我负责采访大宫警方的整个时期里，他再也没有给过我独家新闻。尽管如此，每次我去找他聊天的时候，他都会问我是想喝绿茶还是喝咖啡。

9月下旬，这篇报道在《读卖新闻》地方版的“新闻内外”专题里登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篇专题报道，我真的得到了署名的机会。

在犯罪年鉴中，关于专业扒手的记载属于次要的内容。不过，我打算将这篇报道放在这里，作为日本罪犯的职业精神的一个样本。

佐藤浩辅，45岁，在火车上行窃时被大宫警方拘捕。这种抓捕行动很难执行——除非扒手是在作案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否则在法庭上很难证明他的罪行。常规的辩护是，被告“发现了钱包并打算尽快地把它交给警方”。意图是难以反驳的。

据佐藤自己交代，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行窃420起。可能还不止这些，但他显然没有做精确的记录。

他生活在新潟县的一个小渔村里。他平日都不在家里；他告诉妻子，他在东京帮朋友照看一间酒吧。他每逢周末都会回家，支付账单，还一个星期交给妻子1000美元左右。

他每次都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离开家，然后乘火车去东京、大阪或其他10个县中的某个地方作案。白天，为了打发时间，他去玩“扒金库”[25]或者待在桑拿浴室里睡觉。夜间，他就登上他看中的火车（通常是深夜的特快列车）去操练他的手艺。他一般找喝醉或困得睡着了的上班族。让他得心应手的原因在于，许多日本人都觉得在火车上睡觉很安全。

他坐到目标的身边去，用公文包掩盖自己的动作，然后偷窃下手对象的钱包。他只拿现金，别的什么都不碰，然后还把钱包还给主人，这一连串的动作都不会把那个倒霉蛋唤醒。不过，“打秋千”——从他座位旁边的钩子上挂着的西服上装里取出钱包——是他的专长。他声称，他的这个技艺是无与伦比的。不论车上人多还是人少，不论他旁边或者对面是否有人可能看见，他都可以把钱包从西服上装里掏出来。毫无疑问，他擅长的是装睡行窃。

在日本，一切（甚至盗窃）都是艺术。连斗殴也是——柔道、合气道和剑道，所有这些功夫不仅仅是为了学会如何把你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握自己。从许多方面来看，佐藤就是他那种艺术的大师。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能多花一点时间去精通功夫；我发现，要作为《读卖新闻》的记者活下去，体力要求有点超出了我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