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不要想着学，而要想着忘掉所学

离开始上班还有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人滋生各种不安的想法。我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我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读和写没什么问题，可应付得了用日语进行采访的工作吗？

10月，我顺道拜访了那位在读卖新闻社人力资源部负责招聘的假犹太人松坂，要他帮我安排一个就职前的实习工作，这样我就能开个好头。他听了我的话，表情有点吃惊的样子。

“我很钦佩你想为上班做好准备的愿望，”他说，“但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想提前上班的人。不过，你的情况有点特殊，我会尽量想办法。”他带我到三楼喝了杯咖啡，给了我一份为新晋记者准备的材料，就把我打发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他打来电话，说是给我安排了一周左右的短期实习，让我去几个新闻组转一圈。第一个短期任务就是去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

东京警察总部是一幢迷宫般的大楼，这幢大楼在政府办公区的楼群里是最高的。这里是东京警力的神经中枢，大约有4万人在这里工作。松坂在总部的大厅里跟我碰头，他是来把我交代给井上安政的。井上是个名记者，也是《警务记者三十三年》的作者。他现在是警方报道组组长，是《读卖新闻》帝国里一个让人又爱又怕又嫉妒的人物。他曾经证实了一个被判杀妻的大学教授是无辜的，这让他声名鹊起。他不仅曝光了警察机关和相关检察机关的过失，而且找到了真凶。这起案件成了一个陷入冷酷高效的日本司法制度轮下的无辜者可能被如何定罪的典型案例。

井上身高一米七过一点，瘦瘦的身材，蓬乱的长发耷拉在脸颊的两边。他身穿灰西服，系着黑领带，脚上的鞋看上去都快磨破了。他的眼睛藏在褐色眼镜的后面，显得有点呆板；但他一看见我，那双眼睛就变得炯炯有神起来。他好像对我的到来颇感兴趣。

“你就是我听说的那个老外了，”他热情地说道，“你会说日语，对吧？”与其是在问我，倒不如说是在问松坂，但我还是答话了。

“我会说，动笔就另当别论了。”

井上笑了起来：“你搞不好比那些帮我干活的人写得好哦。上楼吧。”

原则上，任何造访东京都警视厅的人，只要不是记者俱乐部会员、在职职员或通过了安全调查的人，在进入大楼之前都需要有警察的陪同，井上却可以随意走动。3年之后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信徒在东京地铁里散布沙林毒气的事件[13]，打那时起，整个城市的安检程序才变得更加严格了。

在电梯里，井上为我详细说明了警察的组织结构，但我大都记不住。我们在9楼下了电梯，这层楼上有东京都警视厅的公务部门和三间记者俱乐部，供全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和地方报纸使用。这里没有周刊或月刊杂志的位置，因为警察把它们看作是散布破坏性流言蜚语的媒体，官方记者俱乐部的名单里没有它们的名字。

这里也没有国外媒体的代表；日本的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对这种外国媒体的缺席状况提出过异议，今后也一定不会有。如果你已经成为垄断的一部分，结束你的垄断地位不符合自己的最高利益。

厨房边的开阔处摆着一张破旧不堪的办公桌，一些记者正围坐在那里玩牌消磨时间；靠里边还有一间阴冷的榻榻米房间，记者们可以在那儿铺上被褥，一边在宿醉后睡觉休息，一边等着下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到来。

记者俱乐部里的《读卖新闻》区基本上就是一个用警戒带围起来的长方形房间，有一面窗帘挂在那儿当门用。我和井上一起走进去的时候，记者们都围在一张桌子边上推敲着一本写真集。我四下打量了一番，这地方和我想象中的日本最大报社的记者办公室大相径庭：周围的围墙都被顶天立地的书架掩得严严实实的，长沙发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垃圾桶里塞满了揉得皱巴巴的传真纸、吃完的方便面盒和空啤酒罐。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文字处理机[14]。房间最靠里的位置上放着一台空调，宽阔的窗台上摆放着6台电视机和3台高高叠起的录像机。电视机都开着，一个调到消防署波段上的民用电台发出刺耳的声音。“门”边的高低床上有人睡着，鞋还穿在脚上，那天的早刊盖在他的脸上。

我和井上走到那堆记者旁边；原来他们正在推敲的是麦当娜刚出版的写真集《性》，记者们（都是男性）一边打量着她的胸脯，一边品头论足。井上给大家作了介绍，然后拿起那本书递给了我：“你认为这本书淫秽吗？”这是日文版的，图像上有很多部位（生殖器和耻毛）都做了模糊处理。

“我看不淫秽。”

“哼，如果他们出了这种版本，”井上从书架上拉出一本图像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美国版，接着说道，“警察就会搜查出版社，把印好的书全部没收掉。Santa Fe[15]的制作方因为展露了些许耻毛就差一点遭到拘禁，而美国的这玩意儿简直和色情没什么两样。也许可以叫作附庸风雅的色情吧，不过，这就是色情嘛。如果日本出版商不是脓包，我们本可以写一篇报道的。”

“警察会因为这个抓人吗？”

“最高法院在1957年做出裁决，任何给观看者带来无益的性刺激、有违正常公民的礼仪观念、猥亵下流、有违公众的性道德观念的东西都是淫秽的。正因为是淫秽的，这样的作品就是非法的，发行这样的作品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意味着什么？”

“嗯，对警察来说，这就意味着不能露耻毛。或者按过去那样处理，”井上窃笑道，“这个国家怪得很。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口交，性爱俱乐部老板在公开场合公然宣传他们的服务项目，警察是不会在意的，可他们就是受不了别人看人家性交。耻毛太逼真了。这种做法的寓意就是：自己干吧，别看人家干。”

“在美国卖这种玩意儿是合法的吗？”一个记者问我。

我们花了20分钟去讨论日本的色情和美国的色情有什么不同。这些记者了解到，美国的色情片里很少用章鱼及其他动物来遮掩生殖器，透过裤袜的性交并不流行，他们都感到很震惊，让我下次回美国时带一些录像带回来。

我们走出房间时，井上告诫我说：“什么色情的玩意儿都别给那些白痴带，忘了这码事。我们可不想看到你在海关被扣下。没有那些东西他们也死不了。”

他带我去了咖啡店，点了些绿茶，问我想在读卖新闻社干什么工作。

我说：“我对新闻调查感兴趣，对我还不太了解的日本的另一面感兴趣。我指的是阴暗面，黑社会。”我告诉他，我父亲曾经当过地方验尸官，犯罪新闻和警方采访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

他建议我争取到社会部的国内新闻组去工作，因为那儿就是负责警方采访的。井上是这样评价警方采访的：“那是报纸的灵魂。别的都只是充实版面的东西。真正的新闻，能改变世界的新闻，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向他讨教如何当好记者时，他沉吟了片刻。他开口说话时，我闻到了一点酒味，我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喝到那天早上的5点钟。现在才9点，我想，如果他的酒完全醒了的话，他就不会说得那么坦率了。

他说：“新闻报道不是研究导弹，它已经定型了。你记住各种模式，然后添砖加瓦，就像柔道一样，有‘形’让你去记，去反复练，那就是你要学的基本动作。做记者也一样，报道暴力犯罪事件有三四种基本形式，你只要能记住格式，填上空白处，把事实弄清楚，别的就水到渠成了。”

接着，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杰克，下面八项原则可以让你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

“一、不要出卖你的线人。如果你不能保护好线人，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独家新闻都基于一个共识：你会保护向你提供消息的人。这是报道的关键。你的线人是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爱人，你的灵魂。背叛你的线人就是背叛你自己。不保护好你的线人，你就不是个新闻记者，甚至可以说不是人。

“二、尽快把报道写出来。新闻的生命是短暂的。错过了机会，报道就过时了，独家新闻也就没戏了。

“三、不要相信任何人。人会撒谎，警方会说谎，甚至你的记者伙伴也会撒谎。假定别人是在向你撒谎，然后谨慎行事。

“四、尽量搜集各种消息。人有好有坏，但消息没有好坏之分。消息就是消息，不管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从哪里偷来的，都没有区别。其品质——消息的真实性——才是最重要的。

“五、牢记和坚持。人们忘却了的经历会重新回来困扰他们。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日后有可能演变成一篇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不断关注尚未了结的调查工作，了解它的走向，不要让川流不息的新新闻使你淡忘了尚未完结的新闻。

“六、让报道的政治立场保持中立，在报道不是出自当局的正式公告的情况下尤其要做到这样。如果你能通过3个不同的线人核实消息，可能性越大，消息就越准确。

“七、什么样的文章都按倒金字塔的形式去写。编辑是自下而上进行剪裁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写在前面，无关紧要的内容写在后面。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报道能够留到最后，就按便于剪裁的形式去写。

“八、不要在报道里加入你的个人见解，让别人替你去做这件事。专家和评论员就是吃这碗饭的。客观性其实是个主观的东西。

“就这些。”

这就是一个有存在感、能力出众、爱耍滑头的名人给出的坦率得令人吃惊的建议。要知道，井上得在一些很强硬的政策上作文章才能走到这一步。他曾经是个地方雇员，待遇和国家雇员截然不同。过去，地方雇员基本上属于二等公民，只能在地方事务所之间调来调去，根本没有机会到总部来待上几年。这样，他们就接触不到比较重要的新闻事件，也就谈不上在东京谋得发迹的机会了。井上一直和这种制度抗争，最终挤进了国内新闻组，在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占据了一席之地。

和所有读卖新闻社的员工一样，他心里很清楚，对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来说，国内新闻组是最合适的地方。要是说想进那儿很难，那么，想在那儿待下去就更难了。在报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国内新闻组的记者工作时间最长，喝醉次数最多，离婚率最高，死亡时间最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用统计数据验证过，但几乎所有现任和前任的国内新闻组记者对自己的地位都有着一种受虐狂式的自负。

在东京都警视厅待了三天之后，我被派到千叶警察本部新闻组去和其他记者共事两天。千叶新闻组组长名叫金子，是国内新闻组的前任记者，也是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采访组的前任组长。这个新闻组既整洁又新潮，里面摆着两个岛状的办公桌，好几台传真机装在搁架上，所有文件都按年代顺序整齐地排放在书架里。和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金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对我的犹太背景特别感兴趣。我们在新闻组一角的沙发上坐下来以后，他就不停地问这问那，最终还是转到了他十分想问的问题上：“你会不会说希伯来语？”

我不会。

他显得很失望，我便问他为什么对此有兴趣。

“是这样，我注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贩卖手表、珠宝和名牌货——当然是冒牌货——在车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说，“我认为他们都要向压酷砸支付保护费。”

当时，我真的对压酷砸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他们是恶棍，会使用暴力。但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太在意了。当然，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了。

他一边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一边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着，尽量不让自己咳嗽。

“这样吧，你是外国人，”他接着说道，“也许你可以跟他们谈谈，打听打听。我们想知道压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钱，是怎么成交的。怎么样？”

我说，我很乐意去打听，不过不会用希伯来语。

金子把一个名叫初甲斐的记者叫了过来，指派他当我的编辑。我拿到了一支笔、一个采访本和一台录音机，进新闻组不到30分钟就被送出门外了。

街头摊贩到处都是，尤其是在车站附近。他们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亚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儿卖他们从尼泊尔或西藏带过来的小物件。其中一些人还卖他们在泰国买来的冒牌名表和冒牌名包。我在一个摊贩对面的美仕唐纳滋店里坐下，开始观察起来。

我等了两天，消灭了不少甜甜圈，终于看到两个身穿白色宽松长裤和花里胡哨的印花衬衫、头发烫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个以色列摊贩走去。他们显然是恶棍，其中一个个头高高的，额头宽宽的，却让另一个身材矮小的家伙带路。我走出甜甜圈店，若无其事地在附近溜达着。

他们堵在摊贩桌的两侧，我听见那矮个恶棍对以色列人说了四五个词，其中一个词听起来像“地场费”，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那摊贩用希伯来语嘟囔着，从摊贩桌的抽屉里掏出一叠现金递了过去。矮个儿压酷砸把钱交给高个儿压酷砸，高个儿明目张胆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数起钱来，然后装进口袋走了，那摊贩又继续做他的生意。

我走到那个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宝打量了一遍，同情地摇着头说：“没听说过街头摊位还得交租金啊。”

那个以色列人把他的马尾辫甩到背后，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看我像是个外国人，才放松了警惕：“要是不想让警察或者那些家伙跟在你屁股后头转，你就得交。他们拿走我赚的30%到35%。”

“咦，他们怎么知道你赚了多少？”

“他们知道，”他说，“他们会先查看摊上摆出来多少，等他们转回来时再过目少了多少。你瞒不过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

“你一定是刚来这儿的，兄弟。我拿的是旅游签证，要是我去找警察，那还不得坐牢啊。压酷砸知道这种情况，我也知道。这就是在这儿做生意的代价啦，没办法。”

“真倒霉，”我说，“我自己也正打算干这买卖呢。教英语太没劲。”

“这有赚头，”他说，“周末卖得好可以赚到10万日元（约合1000美元）。这儿的生意还不错，但听说没有横滨好。”

我给了他几个甜甜圈，泡在那儿听他讲他的泰国历险记。大约过了30分钟，另一个以色列人开着一辆厢式货车过来了，还带着他的日本女友，他们便开始卸货。

原先的那个以色列人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来的那个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时机地带着浓重的以色列口音发起牢骚来：“这帮胡（混）蛋！我恨他们。我们赚得越多，他们拿得越多。我什么也不想给他们。可惠子说……”他说着，指了指他的女友，“那样会坏事的。”

惠子点了点头。她先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接着就聊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住吉会？”

我还是听说过住吉会的。他们是在东京圈内活动的规模最大的压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会动粗。显然，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持住生意。

我们谈着谈着，伊基开始显得烦躁起来，我不说日语了，改用英语跟这两个摊贩谈论了一下天气，然后便返回了新闻组。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金子，他喜形于色，这让我也感到很满足。

“‘地场费’是什么意思？”我问。

“这是‘场地费’的行话。压酷砸不说‘场地费’，而说‘地场费’。他们喜欢把一个词颠过来倒过去地念，这样，老实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是一般的行话，是用来勒索街头商贩的。”

金子接着对我说：“写篇文章吧。”

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文章的观点就是，压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国摊贩敲竹杠，这是有组织犯罪的一个新财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力，但还是觉得文章写得不太像样。我对这个国家新制定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法》还不是十分了解，也没有任何警方的人脉关系来加大报道的力度，结果看起来很像是Journalism 102网站[16]上的文章。

初甲斐把文章大致看了一遍，委婉地说道：“不错，这个出发点很好。我这就去和千叶警方谈谈，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再综合一下，争取刊登在地方版上。”

等我星期一来的时候，金子兴奋地跟我打招呼：“阿德尔斯坦，好消息！今天新闻不够数，你的文章准备上国内版了。晚刊的！”

他让我明白了，对一个地方组的记者来说，能让“独家新闻”刊登在国内版上算是一大成就了。我突然兴奋起来，他也几乎跟我一样兴奋。

头条新闻是这样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瞄上非日本籍的街头摊贩。压酷砸利用（无法寻求警方保护的）非法劳动者找到榨取‘租金’的新途径”。也不知为什么，这篇报道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足以保证它成为全国性的新闻，起码那一天是这样。没有署名，这是理所当然的——连资深记者都很少有机会得到署名，我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总之，这是一篇还算不错的新闻报道，井上也在同一天早上打来了祝贺的电话。我在国内版上刊登了一篇独家新闻，而我竟然还不是个正式员工！

我觉得多了一点自信，决定在进入工薪族生活前抽出一点时间去旅行。读卖新闻社有这样一项制度：允许新员工向公司无息贷款，在开始上班之前到国外去旅行。这是一笔慷慨的救济款，也足以让你变成为公司忠心耿耿地卖命的雇员；不过，我还是利用它订了一个在香港待上数月的计划，到那儿学我向往已久的中国武术咏春拳去了。不过好景不长，读卖新闻社很快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公司没能把我的工作签证办下来，他们说，我必须马上回日本去处理，否则我的工作就有可能泡汤。

老的入国管理局离《读卖新闻》总部不过三分钟的路程。这是一幢光线昏暗、破旧不堪的老楼，一、二层楼里总是挤满了愁眉苦脸的外国人。我接到一张明信片，要我到这儿来接受面谈，还得等上一个多小时。等候区里有两个小孩（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在横冲直撞地疯跑着，他们的母亲和她的经理正在因为她的签证跟办事员争吵着什么。我等在那儿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的人肉攀爬架。年纪小的那个小鬼5岁左右，正在用他的手指抓住我的鼻子吊在那儿玩，这时叫到我了。我哄着他放开手指，然后朝后面的那个房间走去。

跟我面谈的是一位老官员，满口金牙，灰白的头发用发蜡光溜溜地梳向两侧。他想用英语面谈，我就随了他。

“你准备从明年4月开始在《读卖日报》工作？”

“不，我准备从今年4月开始在《读卖新闻》工作。”

“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

“是的，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日文的那种。”

“那你是个摄影师咯。”

“不，我准备当记者。”

“记者？你用日语写文章？”

“是的，所以是去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而不是《读卖日报》。”

“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

“是的。”

“如果你用日语写文章，属于国际业务还是本地业务？”

“我不清楚。你是入国管理局的。”

“哦。你有合同吗？”

“没有。我将是正式职员，‘正社员’[17]。”

“正社员？你不是日本人吧？”

“应该不是。”

“那你要有合同。”

“我没有合同。我是正社员。正社员没有合同，是终身雇用的。”

他挠了挠头，从齿缝间吸了口气：“我认为你应该去要份合同。拿到合同后再回这里来。”

“什么时候？”

“你有了合同的时候。”

“好吧，到时我找谁？”

这个问题让他觉得有点不好办，他似乎意识到他可能真的要为我的签证申请负个人责任了。我看到他的眼珠朝左上方转了转，一定是在想办法把我移交给别的什么人，结果，他还是很不情愿地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走出入国管理局，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有点生气。我已经实现了日本梦——在大公司里正式就职，我可不想让什么破合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的头上。我想要的是这样的职业：终身雇用，享受公司的医疗保障，有吃香的名片，有干不完的工作，还有一个更风光的签证。

我到《读卖新闻》总部的接待处去找人力资源部的人去了。那个部门的一个要人亲自下来见了我。我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解释了和公司签订“合同”的想法并没有让自己感到非常兴奋的原因。[18]我以为他会敷衍几句像“哦，那就没办法了”之类的话，然后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而我还在等他们赶紧拟一份合同给我。

出乎我的意料，他一眼不眨地看着我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无聊的事情。我们已经聘你为正式职员，那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同事没有一个人拿到过合同，你不应该有任何不同的待遇。”

他从我手中要去了入国管理局那家伙的名片，让我回家去。“这个问题我会处理。”他说。

第二天早上，我正吃着一碗森永牌巧克力片，入国管理局来电话了。电话里的那位年轻女子问我下午2点方不方便过去填一下表格。我有点吃惊。在日本住了5年多，我从来没有听到入国管理局问过我“方不方便”。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好的，2点可以。”

当天下午，我一走进入国管理局的等候室，立刻就被人带到金牙先生的办公室去了。我刚走进去，他就站了起来。

“很抱歉给你带来了困扰，你的情况与众不同。你把护照带来了吗？”

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出去不到5分钟就回来了，护照上有一个3年的签证，允许我从事“国际业务与人文知识”领域的工作。他说了句祝我好运的话，便神经质地匆匆把我送出了门外。

我不知道是入国管理局接到了恐吓电话，或只是程序上的问题而已，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读卖新闻社背后的影响力。

那年的4月1日，在公司总部举办的仪式上，60名新人全体宣誓就职，成为读卖新闻社的员工。公司总裁讲了话，有人宣读了我们的名字，给我们照了相。我已经在就职前的活动中（包括在读卖巨人军的基地——东京巨蛋举行的垒球赛）结识了许多新员工。

仪式结束之后，那位曾为我的聘用游说过的上智大学毕业生松坂带我出去喝酒。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碰过酒。我们去了银座一家不大的一口干酒吧，埋在天花板里的扬声器传出约翰·柯川[19]的萨克斯风音乐，微光把大理石的桌子和成排的调酒量杯照得闪闪发亮。一看就知道是上等的去处，而不是读卖新闻社的记者们喜欢扎堆的普通酒吧。

我点了一杯可乐，开始高谈阔论起来：我多么希望被分配到一个警察本部新闻组去“学手艺”……

松坂把手挥了一下，打断了我的话：“不要想着学习，而要想着忘掉所学。你要想的是，中断一切联系，放弃拥有的一切，摆脱一切成见，忘掉你自认为已经知道了的一切。这就是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你就必须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你必须放弃你的自尊、自由时间、业余爱好、个人嗜好和个人见解。

“如果你有女朋友，你一旦不在她身边，她就会离你而去，而你也不可能一直围着她转。你必须放弃你的自尊，因为你自认为已经知道了的一切都是错的。

“你必须善待你并不喜欢的人，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上。你必须尊重资深记者。你必须学会不去评判人，而去评判他们为你提供的消息的价值。你必须削减你的睡眠时间、锻炼时间和读书时间。你的生活会变得很单调，只有读报、和线人一起喝酒、看电视新闻、核实自己的独家新闻有没有被别人抢走，还有就是赶稿。你将被如洪水般蜂拥而至的工作吞没，虽然那些工作看起来既毫无意义又很无聊，但你还是得去做。

“你要学会放弃你希望成为事实的东西，找出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去报道，而不是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报道。这项工作很重要。在这个国家里，新闻记者是监督权力的人。他们是我们日本拥有的这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的终极卫士。

“放弃你的成见、面子和自尊，把工作做好。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学有所成，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

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就像一段非常平静而沉稳的独白。我很清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他还没有说完。

“记住这句话——你必须谨慎行事，否则会失去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一切，还会迷失你自己。这种平衡很难掌握。有些人最终会因为工作而失去一切，从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要你有本事，这个公司就会对你负责，除非你犯了法，否则你决不会被解雇。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保障。但是，作为记者，你就是消耗品。当你变得年老无用的时候，你就当不了记者了，就得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个公司里，记者的半衰期是很短暂的。趁着身在其位，尽享其乐吧。一句话，放弃你不需要的东西，但一定要留下一些你值得拥有的东西。”

说完，他突然把话题转到棒球上去了。我除了知道这是一项美国的传统体育项目之外，对它真是一窍不通。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对读卖新闻社的人在新闻报道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感到吃惊了。日本记者常常被外国媒体视为是一群阿谀逢迎、娇生惯养的工薪族，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一边装着仔细听松坂讲美国消遣方式的精妙之处，一边还在咀嚼着他的那番话。这时，一个年轻女记者（几年前她就职时也得到了松坂的青睐）加了进来。她显得心烦意乱——从地方新闻组调上来之后，科里一直只安排她干排版的活儿，这样的日子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松坂向她解释道，这是每个想跻身全国性活动记者名单的人的必经之路，是一种入门仪式。

后来，他用租来的车送我们回家。读卖新闻社有自己的车队，专门用来接送记者去采访或参加新闻发布会，有时也送他们回家。我上车的时候，松坂拍了拍我的肩膀。

“杰克，你将被分到浦和新闻组，”他说，“这出戏可不好唱哦。那个新闻组既简陋又艰苦，地处埼玉县的中心。去那儿有一个好处：你有机会为国内版写稿，而且有很多东西可写。你会忙死的。”

“浦和？真的？那儿离东京近吗？”

“近在咫尺。但你到了那儿，东京就远在天边了。浦和是个让人闲不下来的地方，不过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别打退堂鼓，我们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松坂的女得意门生，我被分配到浦和去了。她的反应是“对您的不幸深表同情”——日本人在葬礼上表示吊唁的话。

埼玉是东京边上的一个半农半郊的大县，浦和是个巨大的卧房城镇[20]，面带倦容的公司职员们每天都从这里通勤到首都去。

埼玉——一个城里的日本人认为土得掉渣的地方，由此衍生出一个专有形容词“太菜”，意思就是“不机灵、无趣、古板”。

换句话说，我被分配到了日本的新泽西州[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