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以“不平等与社会再生产”为核心关切的教育社会学是一个令研究者泄气的领域。学校教育并非20世纪美国民主神话中的社会平衡器，西方批判视角的理论家早已雄辩地揭示：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场域与社会统治的工具，往往更有力地维系了现有社会的不平等，它将这种不平等合法化、神秘化，以获得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的认同。

鲍尔斯与金迪斯立足于宏观视角，指出资本主义美国的大众教育对不同阶级的学生具有差异化的期待与培养，最终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Bowles & Gintis，1977）。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将“决定论”扎在了工人阶级所孕育的惯习之中，这种惯习使得工人阶级子弟在中产阶级文化为主导的教育系统和学业评价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学校教育发挥了掩盖阶级强制性和任意性的神秘化作用（钱民辉，2005）。伯恩斯坦将“再生产”理论引入更为精细和微观的层次，他指出工人阶级子弟在家庭社会化中被导向含混的、局限于具体社区关系和经验的限制型符码（谢小平，2011）。相比使用精致性符码的中产阶层子弟，工人阶层子弟的语言惯习更难适应学校要求，最终两类语言实践成为了未来劳动分工之技能要求分化的预演。

以上西方学者的结构性解释为中国乡村教育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但如果完全借助以上理论视角分析中国乡村子弟的教育经验，我们勾勒出的常常是劣势累加、无力回天的绝望图景。

在宏观层面，1990年代以来的务工潮以及随之而来撤点并校的浪潮加快了乡村人才的社会侵蚀进程。在义务教育阶段，来自乡村中上家庭的优质生源流向城市，而滞留的农村子弟逐步展现出劣势聚集的局面，集体效能感严重降低。面对流失的生源，教师群体的士气走低，教学质量下降，乡村教育系统逐渐恶化。另一方面，义务教育资源的市场化供给逐步扩张，经济资本的差异越来越能左右教育资源的分配，这使得教育的城乡差异被进一步放大。教育的城乡差距越来越体现为城乡两大身份群体在社会地位与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的普高与职高的教育分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筛选分层作用，将新一代导向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分工位置。在这场分流中，农村地区接受义务制教育的学生们无疑站在绝对的劣势地位，大多被导向处于劣势的职教学轨。我国当下分层的文凭系统经由体制内外组织的招聘选拔制度，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乡村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劣势被再现在劳动力市场之中。

在中微观的教育竞争中，教育领域的“拼爹”不仅拼的是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比拼着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见识。在这个层面，乡村学生的劣势是无法通过父母在外打工提供足够的金钱支持得以弥补的。相比城市中产家庭父母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对子女教育事无巨细的参与和精细的规划，农村家庭粗疏的教育参与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西方理论家所揭示出的“再生产”图景仿佛加诸我国乡村学生的魔咒，在教育与地位获得的角斗场上为他们预定了必输的命运。

面对令人窒息的“社会再生产”结构性现实，我们无法逃避社会工作者和乡村教育者常常面对的问题：到底是该帮助乡村学生们接纳自己的处境，心安理得地实现“再生产”的预言？还是坚信逆袭神话，孤注一掷地超越自己的阶层和处境？前者让乡村子弟恬淡知命，但无助于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后者却是对具体的乡村孩子不负责任，很可能导致其遭受理想和现实的强烈碰撞。

为了回应这个实践的难题，为了探索突破“再生产魔咒”的策略与机会，我们不能拘束于诞生于西方社会语境中的结构性解释，而应该进入我国的广袤田野。本文试图在一项质性研究中探索乡村学生及其家庭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希望客观地评价在我国制度场域中，处于不利境地的农村学生及其家庭的能动性体现在哪里，这种能动性到底能发挥到何等程度。借此，本文试图讨论偏重结构的“再生产理论”在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解释力度；教师、家长和学生如何面对和理解场域中的“再生产魔咒”？他们是否有突破“再生产魔咒”的希望和动力？如何才能萌发起这种动力和希望？其中关键的结点在哪里？

本文试图探索农村子弟突围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始终只属于寥寥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