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形势的影响下，史学界开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等老一辈学者是探路者、先行者、开拓者。[1]1987年，史学界发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代呼唤，明确提倡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2]此后，中国史学界兴起社会史研究的新潮，古代史、近现代史领域都受到了深刻影响。

相对而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则显得滞后。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面临着理论、视野、方法等方面的困境，张静如先生率先提出以中国现当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使我们很难利用现成的东西深化党史研究。我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3]。后来，他主编了《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册），实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两部实证性专著修订、补充而来，研究时段限于近现代，并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随着研究环境的变化、研究重心的日益后移，他提出社会史研究要引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中共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4]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的构建日益得到学界重视。2000年左右，行龙师开始探索把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中国史，提出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史，在资料搜集、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5]2011年，张静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出版，延续了他过去“综合性”社会史的主张。同年，朱佳木教授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的意见，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内涵、外延和研究对象。他认为，“当代社会史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研究领域与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既相互并列，又相互交叉；与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6]。即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在指导理论方面，虽然要借鉴和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其最重要、最根本的指导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我们所要构建的当代社会史学科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史学科，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社会史学科；其研究对象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居于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史。

2012年以来，朱汉国教授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方面发表了诸多重要成果。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7]后来，他对社会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个部分的具体研究内容又有论述。认为社会建设是中国当代社会运行的特色和重点，但不是社会史的全部内容，就中国当代社会史而言，社会运行可分解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两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可具体概括为社会构成、社会建设、社会变迁三个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要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8]

2016年，李文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正式出版，该书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线，分为六个阶段，借用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点、规律进行研究，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线及分期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探索，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9]

农村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领域[10]，开展中国当代农村社会研究，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时间重心后移的重要标志，是一种自觉的学术行为。

对于像我这样的70后来说，幼年生活仍然处于人民公社的后期。相比80后、90后而言，当初那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却成为难得的社会体验。整齐连片的庄稼、满载的大胶轮车、高大的麦秸垛，可能因为年少而记忆尤深。我家位于巷子中央、挨着水井，夜晚的院子里，坐满了生产队开会的男男女女。每次生病了，都非常害怕去保健站看病打针；供销社的人来家里收购鸡蛋……1982年前后，生产队分队了，我家和远房叔叔三家合分了一头大犍牛，生活又发生了改变。可以说，集体化时代是我幼年生活的一部分。

2000年开始，我跟随行龙师读硕士研究生，开始进入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由于选题所限、术有专攻，最初从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侧重于水井、水池碑刻资料的搜集、利用。2003年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研究的是黄河滩地地权，侧重于地册资料的搜集、利用。在这一时期，在行龙师的带领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开始注意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十余年来，中心师生坚持不懈，除个人搜集资料外，采取“集体式调查”，先后对山西的潞城、昔阳、永济、浮山、绛县、岢岚等县市的所有村庄，进行了民间文献资料普查。迄今为止，通过搜集、受赠等形式，抢救性地搜集到山西省南北各地近300个村庄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档案搜集的过程、类型等，已有专文介绍，此处不赘。[11]与此同时，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始利用所搜集的农村档案，撰写学位论文，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逐渐成为中心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作为中心一员，我不仅参与了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也指导研究生尝试利用档案撰写学位论文，自己也利用档案做了一点研究工作。

曾经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知道，今天收藏在档案馆、学术机构、私人等处的农村档案，户口册、劳动工分帐、阶级成分登记表、个人交待材料等等，和每一位村庄成员的日常生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曾经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大体也有这样的共识，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记录村庄的资料。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嗜者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不是一种新材料的发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已经有学者利用这些档案开展了研究。[12]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虽未明言，其实也利用了集体化时代的村庄档案。[13]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则是系统地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研究人民公社的开山之作。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利用集体化时代村庄原始档案，采取微观史方法，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当代乡村中国的基本问题，如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关系、集体化时代的经济效率问题等。[14]

作为一种新材料，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需要新的学术组织形式。从学术组织形式来看，上述诸位先生搜集、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多属于“单干户”，处理的是个体村庄的档案，我们则属于“集体化”，面对的是多个村庄的档案。行龙师在《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新书发布座谈会上曾谈到，“它是长期的而非偶然的，集体的而非零散的（集体组织而非个人零散行为），靠辛勤劳动而非花钱购买得来。”对于新型史实的急剧增加，巴勒克拉夫早就指出：“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档案过分丰富，确实太丰富了，传统研究方法根本适应不了由此产生的情况，也无力适应这种情况。”[15]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和挑战。从档案资料的搜集、分类、整理、编目、归档，到扫描影印、电子化、建设数据库等，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人力、物力、经费，需要一代又一代师生的坚持不懈和努力。据我个人了解，学界一些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研究者或学术机构，采取了委托专业公司、代理人等形式，其实也并非凭借一己之力。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面对浩繁的档案资料，一个研究者即使穷其一生，也可能难以把全部档案阅读一遍。“累档成山”，身在此山，对此，我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因此，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对学术组织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有些研究领域，可以依靠个体的力量和才识，而在该领域，对集体组织、相互协作甚至是学术共同体的合作应该有着自觉的意识。

作为一种新材料，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需要有一套研读、处理的有效方法。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眼光向下”的学术追求，重视民间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积累了解读地方志、碑刻、家谱、契约文书、土地清册等资料的丰富经验和有效方法，但面对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时，处理上述资料的方法则不完全适用甚至可以说完全不适用。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衡量，亟需探索阅读、利用各类档案资料的可操作、具有示范意义的有效方法。例如，文件在档案资料中占有一定比例，一些上级来文，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包括决议、指示、意见、通知等，像《中国共产党章程（八大）》《农业四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如何研读？我的理解是，似乎可以从传统意义上的“典章制度”来认识，套用时代话语，只有“学好文件”才能“抓住纲”。贺照田则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必须重视那些曾经对国家运转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随着研究者注重新的事实性材料挖掘，却对那些中央曾经号召全体党员、全体人民学习的文件、文献等所具有的历史认知价值重视不足、下功夫不够的问题，从而影响研究的深化，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学术倾向。他特别强调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要注意摆脱“非历史”叙述的束缚，重新审视复杂的历史—思想—政治变化过程，包括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等。他指出：“直观看上去最少经验事实信息蕴含的那些当代历史文献，其实反而经常蕴含要深刻把握这一历史离不开的很多重要信息，关键在研究者是否找到了打开这些文献的钥匙。因为只有解读得法，近年被重视不够的这批文献才会向我们充分呈露和它们紧密相关的那些历史秘密。”[16]曹树基教授则强调地方档案与高层文件相结合，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注重“过程文件”的搜集，强调“细节分析”，而“数据分析”是细节突破的重要方法。各类账册是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历经艰辛搜集而来，整理归档耗费了大量时间，档案保存占用了大量空间。但如何解读、利用各类账册开展研究，现在确实还没有好的问题、好的办法、好的路子。但坚持着不能流失、抢救史料的真诚信念，怀抱着研究者总有一天能够“点石成金”的美好期望，虚心学习、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这些档案资料终会发挥出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种新材料，要注意调整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搜集的方向。这个问题与上一问题相关联。根据我们多年来搜集资料的经验，各类账册是农村档案主要部分，种类较多，数量庞大，占据空间大。如前所述，这些账册与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暂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真实，但是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则无疑。目前，研究者面对这些账册资料，不能说束手无策，至少是没有头绪，难以下手，因此，只能暂时存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反思，从枯燥无味的表格、数字中，如何还原历史，如何理解历史，如何开展研究。当时的会计最了解、最熟悉这些账册，他会带着时代的经验和感觉讲述数字背后的人和生命的故事。因此，访谈是最有效的办法。与此同时，要注意资料搜集方向的调整，换言之，就是资料类型的调整。一方面是个人日记的搜集，日记类似于口述。晚清民国时期，山西晋祠旁的赤桥村，有个举人叫刘大鹏，写了四十年的日记，后经乔志强先生点校，《退想斋日记》出版后，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同样，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的侯永禄（1931—2005），坚持写日记，记账本，长达60余年，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农民五部曲”：《农民日记》《农民笔记》《农民家书》《农民家史》《农民账本》，体量达260万字，反响甚好。根据我们的了解，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长年坚持写日记的人为数不少，只是有些人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未能公开。如果细心寻访搜集，还会有新的发现。另一方面就是访谈资料的搜集，或是进入村庄访谈，或是邀请老人过来。历史要活起来，要有一些故事，生命的故事，他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感觉是自然而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很难有那个历史感觉。

作为一种新材料，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研究需要新的问题。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同质性材料多。各个村庄因为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史进程，国家对于农村的所有制、生产组织、劳动分配、财务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干部等都有明确规定。同时，国家对于农村档案的建立、保管也一套严格的要求。以山西省为例，1963年中共山西省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普遍建立档案，“把各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本情况，领导骨干情况，以及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等，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整理记载起来”。[17]因此，每个村庄的实践虽然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材料的同质性特点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数据性材料多。基于自身生产、分配等的需要以及报告上级的各类报表、统计表，在档案中占有突出比例，已经出版的一些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也以各类统计数据居多，有些甚至不系统、不全面。“对于从统计角度来说极有价值的那些档案文件，从其本质来看未必重要，也未必能使人感兴趣而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处理，更谈不上分别出版了。”[18]三是细节性材料多。这类材料以文字类档案居多，例如《阶级成分登记表》里登记了土改前、土改后、高级社前、现在（四清）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记录了祖父、父亲、户主本人的三代历史，详列了因婚姻关系结成的主要社会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还有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干部、农民的交待材料，记录了他们的“错误言行”。[19]这些资料读起来有时感到很生动，有时觉得很有意思，但从这些细节性资料中能读出有什么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无疑对区域社会史研究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缺陷，是否就难以利用和研究了？显然不是。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在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时，问题意识似乎更为明确，材料解读也略胜一筹。例如，张小军通过福建阳村土地改革、阶级划分等档案，提出了阶级划分中“象征资本”的产生。[20]张江华利用广西立坡屯村的工分账，不仅对恰亚诺夫假说进行了验证和补充，还提出集体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21]黄英伟则从劳动配制的角度，研究东北里的账册，对集体化时期劳动效率低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22]不难看出，这些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利用中国本土档案资料回应西方学界提出的命题，有的涉及中国，有的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问题先行，从其学科背景、研究特点来衡量本也无可厚非。如果说这些研究可归为问题先行、发现材料一类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类就是从材料出发的问题意识。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问题，学界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历史本身的核心问题。我利用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进行初步研究时发现，相关研究可以回答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区域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对于中共在土改后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是土改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过去强调的是土地问题，有学者对此表示不同意见。我的研究则发现，土地问题诚然重要，但应该从农村社会经济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结构去理解，因为1949年以后的土改是和平土改，核心是发展生产，故而保留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传统结构，如果这一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乡村阶层分化的基本逻辑就仍然存在。[23]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还有一些。无论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还是“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档案资料都不是困累和束缚，而是自然而然、从其所来的方法、问题；因此，关键不在于档案材料是否有用，而是在于研究者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作为新材料，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研究需要新的技术手段。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各有其研究价值，彼此并不能代替。但是，目前多数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仍集中于个案性的微观研究，或者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在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细微精深的研究之外，对多个村庄进行宏观层面的把握和研究也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前述村庄档案的同质性就可能不再是问题了。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区域社会史团队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量化史学团队进行合作，建立“《阶级成分登记表》量化分析数据库”[24]，通过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从多个村庄的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推动“求是型学术”的发展。[25]这应当是一个新的探索。

我曾经指出，一些村庄研究基本把村庄看作同质性的、均质性的东西，或者是个案性研究的东西。对《阶级成分登记表》量化分析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发现村庄的差异性与丰富性非常大。研究者过去特别关注的是村庄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少留意生产队内部家户之间的差异、生产队之间的差异性，包括规模大小、人群关系、阶级成分构成、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26]关注村庄的丰富性、差异性，并非要通过典型性、个案性研究，去瓦解一般性、普遍性，而是在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中理解村庄的差异性。还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个案的村庄研究、多个村庄的研究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学术成果，从档案资料出发，从村庄的差异性出发，存在对已有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创新。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是自上而下推行各项政策的末端，同时也是自下而上反馈回应的起点，在上下两端之间，还包括中央、省、地区（市）、县、公社等不同层面，每一个层面所处的位置、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对此，研究者应当清醒认识，以避免村庄研究的局限性。

利用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开展研究需要长远的学术规划，坚持不懈，精耕细作。近年来，我们利用所搜集的档案从两方面开展研究，一个是山西区域的专题性研究，一个是村庄的专题性研究，还有村庄的个案性、整体性研究。在跨出研究的步子、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还缺乏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原因何在？我个人以为，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结合中心搜集档案中相对完整系统的几个村庄，或是有村志的村庄，由一些老师带着学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真正地沉下心来，扑下身子，以县为单位，或是以乡、村为单位，一县、一乡、一村，精耕细作，坚持不懈。阅读档案，田野考察，十年磨一剑，才可能取得成绩。

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实才刚刚起步。无论是村庄的个案性、整体性研究也好，还是专题性研究、多个村庄的宏观性研究；无论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其他学科，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也应该有强烈的学术自觉，思考它对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1]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载《百科知识》，第1期，1986；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载《光明日报》，1986-8-13，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载《光明日报》，1986-9-10，第3版。

[2]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载《历史研究》，第1期，1987。

[3] 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载《党史研究》，第6期，1987；《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载《历史研究》，第1期，1991。

[4] 张静如：《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载《阵地与熔炉》，第1期，1992；张静如、李一建：《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变革与社会现代化》，载《阵地与熔炉》，第2期，1992。对于张静如开展中共党史、现代社会史的学术史梳理，参见汪兵：《张静如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载《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2010。

[5]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载《近代史研究》，第1期，2006；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载《社会科学》，第1期，2010；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载《河北学刊》，第2期，2012；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载《社会科学》，第6期，2013；行龙：《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2016；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行龙主编：《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 朱佳木：《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2011。

[7] 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载《史学集刊》，第5期，2012。

[8] 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再认识》，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期，2018。

[9] 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10] 常利兵：《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相关研究回顾与思考》，见行龙主编：《社会史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 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12] 参见胡英泽、张爱明：《外来户、土改与乡村社会——以山西省永济县东、西三原村为例》，载《开放时代》，第1期，2017。

[13]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 [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5]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28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6] 贺照田：《历史中的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兼论常见文献的解读与当代史研究的深化》，载《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2015。

[17]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普遍建立档案的通知》，1963年1月19日。

[18]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301页。

[19] 陈春声：《侨批档案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挑战》，见陈荆淮主编：《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20] 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 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2004；《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2007。

[22] 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23] 胡英泽：《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载《近代史研究》，第6期，2018。

[24] 行龙：《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文本》，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2018。

[25] 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载《历史研究》，第2期，2015。

[26] 胡英泽：《集体化时期每个村庄都具有典型性：〈阶级成份登记表〉数据库初步研究》，载《开放时代》，第5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