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宗教争斗使得詹姆斯二世被废，挑起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冲突。这场源于十六世纪初的冲突在十七世纪达到了高潮。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也卷入了宗教纷争之中，就像它在为维护绝对君权极力而战一样。

直到十六世纪初，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信仰天主教的。犹太人建立了主要的非基督教组织，但也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东欧的胡斯、东正教和穆斯林控制的地区，对于十七世纪的欧洲艺术音乐的历史贡献不大。）这种欧洲相对简单的版图随着十七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播种下了宗教纷争的种子，那就会深刻地影响到宗教音乐甚至是世俗音乐，还有其他巴洛克时期的艺术。

天主教

十六世纪初，西欧所有的天主教徒实质上都认为教皇的宗教绝对权威是作为基督在人世间的代表和使徒彼得的精神继承人。西方的天主教世界被分成若干由大主教管辖的大主教管区。大主教管区又被分成若干主教区，每个主教区大概是一个城镇的大小，由一个主教管辖，他的教堂是主教堂。每一个主教区下设若干教区区域，由神父管辖。与这种结构相仿，主教管辖区域之外的是若干男女僧侣的修会，还有他们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每一个修会有它在教皇权威之下自身的层级关系。除了主教堂、教区教堂和修道会教堂之外，还有许多具有独立的捐赠方式或者私人资助的教堂，它们属于君主、贵族家族、世俗团体、教育机构、医院、政府或其他组织。因此，在一些意大利历史上重要的城市中心，一个区域就会坐落两到三所天主教堂。

天主教徒把教堂看作是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之中上帝用慈悲接近人，而人用崇拜接近上帝。人们希望通过慈悲获得救赎，否则就只能被宣判罪恶。人们相信这种救赎源于基督的化身和受难，因为这些都是神父通过信仰、圣事和七宗圣礼完成的：受洗、信礼、圣餐、忏悔、涂油礼、神圣修会、圣婚。崇拜和圣礼的施行（除了忏悔和涂油礼之外）都是通过教堂祈祷组织完成的，这些祈祷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由天主教礼仪决定的，并由教会阶层掌握和规定。天主教每天主要的祈祷仪式包括弥撒和日课。虽然弥撒是在领主仪式中达到顶点，但是它可以在任何一天施行，大部分信徒只在每周日和最重要的教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圣徒的日子参加弥撒仪式。日课包含了每天所做的八种祈祷，也常称为八个时刻：申正经（晨祷）、赞美经、晨经、辰时经、午时经、申初经、晚课经（晚祷）和夜课经（夜祷）。这些祈祷仪式大多只由僧侣完成；特别的教会成员只在周日晚间或者节日时参加晚课经和夜课经。虽然在天主教堂中也宣讲布道，但是这不足以构成拉丁语祈祷仪式的常规部分。

天主教与君主政体紧密相连是有很多原因的。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和神父的天主教层级是仿照封建政府设置的。天主教会的领袖大多数来自贵族阶层。另外，天主教徒通常不直接向上帝祷告，而是经常诉诸于圣母与圣徒，这就好像他们不寻求贵族的意见而是有求于封建领主。因此，君主政体是天堂世界的一种反映，并且被认为是个体赎罪的必要条件。许多天主教神学家甚至认为君主是沟通他的子民与基督之间的媒介，国王的自身和权威是神圣的，他的力量来源于上帝，因此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的确，尤其是在巴洛克时代，欧洲天主教国家和英国的君主利用了宗教的赞扬与仪式，把它作为不断谋求更多权威的有力工具。

路德教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而言，第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来自马丁·路德（1483—1546）。作为一位奥斯定会的修士，路德于1511年被派往罗马，在那里罗马高级修士的行为使他的理想幻灭。他对于赎罪券的交易感到非常不满，这种交易使得富人通过捐钱给教会就能免除他们的罪行。1517年，路德把一份文件钉到了维滕堡主教堂的大门上，上面书写了九十五条神学论纲质疑教皇的权威。他的这种大胆的行为使得他于1520年被驱逐出教会，随后被囚禁。但是，路德的思想传播开来；很快，很多贵族和修道院也活跃起来。地方的王侯们转而接受路德教派——毕竟它削弱了教会的权力，也便于他们征用修道院的土地——而且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市民和农民完全倒向它，因为它代表的是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价值观。

路德教徒相信赎罪的关键是在福音中重生，这就意味着，在圣经新约中找寻基督的生活和教义，并且赎罪是通过圣灵祷告仪式实现的。这种途径其实就产生了由悔恨开始最后由喜悦结束的一系列强烈的情感过程。因此，对于路德教徒来说，阅读圣经并且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解释显得尤为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他们的教会祈祷仪式中，布道的情感乞求和鼓舞人心的音乐起了很大作用。十七世纪的路德教徒们崇尚马丁·路德的话：“真正的布道是福音的真实语言，同理，真正的音乐也是福音的真实语言，音符使得福音的语言成为现实（《桌边谈》，第2545b）。”

圣礼仪式对于路德教徒来说是次要的。路德教徒也没有修士、修女、修道院或者女修道院。因为他们相信天堂，也同样相信人间和生活中的一切，他们都反对天主教式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他们没有中心权威，没有标准化的仪式，只是倾向遵照各个地方的传统。十七世纪，路德派神学还没有完全成型，只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有部分清晰的解释。一个路德派传播者的布道是否得到认同取决于那些会众。

其他新教组织

十六世纪，路德受到很多其他的宗教改革者的追随，最具影响力的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1541年，加尔文受邀成为瑞士日内瓦的宗教领袖，成为领导伯尔尼教会审议会的新教派别。在整个十六世纪之中，加尔文教催生了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苏格兰和新大陆的长老会、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尼德兰的归正教会和德国部分地区的加尔文教会。

加尔文教徒与路德教派的信仰相似，但是他们认为个体的赎罪是上帝预先设定的，人类的行为不能改变命运。然而，人类注定要赎罪展现出了基督教徒的严格的举止行为。尽管如此，加尔文教徒也把他们奉献给了上帝旨意中与现实世界的抗争之中。这些特点连同赋予神职人员相当大的权力，使得很多加尔文教组织成为清教徒主义的模式，他们拒绝奢华和入世的行为，拒绝宗教画像，拒绝教堂音乐的复杂形式。

英格兰教会虽然受到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但是脱离罗马教廷远非宗教原因而是政治原因。当亨利八世不能劝说教皇克莱芒八世让他迎娶阿拉贡的凯瑟琳的时候，亨利八世于1534年废除了教皇对于英格兰神职人员的掌控权，成立了英格兰教会，英格兰的君主作为教会首领。英格兰的修道院被镇压了，他们的土地被国王收回，教堂祈祷仪式不用拉丁语而改用英语。然而，英格兰教会保留了很多天主教派的特点，例如在仪式中采用神父司祭的形式。

英格兰教会包含了倾向新教的派系，其中吸收了大量议会中有政治诉求的议员，还包含一些更加正统的贵族和皇室政治的代表。只有那些极端的英格兰新教徒——清教徒、长老会会员、公理会会员、浸礼会会员、贵格派教徒——有兴趣建立自己独立的教堂。十七世纪，这些新教独立派不赞成在教堂仪式中使用复杂的音乐，所以在随后的章节中很少谈论他们。

对应宗教改革

从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罗马天主教会集中了很大的力量用于回击新教改革的传播。天主教改革或者说对应宗教改革最主要的行动当属特伦托公会议（1545—1563）。这次会议重申了很多天主教教义，明确区别了天主教和新教信仰的不同。会议也带来了重新修订的与节庆和仪式相对的教义与讲道。许多新成立的神父修会被任命去完成这些新的教育和启发性的目标：重要的有戴蒂尼会（1524年创立）、耶稣会（1540年创立）、奥拉托利会（1612年被认定）、耶稣与圣母奥拉托利会（1613年创立）。这些修会之中，尤其是耶稣会和奥拉托利会运用了很多的教诲方式——神学化的传道、戏剧与壮观场景、音乐的新的戏剧化风格和视觉艺术，这些都充斥在他们的教诲之中，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贵族。虽然耶稣会士大多仰仗于他们在新大陆、东亚、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传教活动，但当他们遇到新教作为一种精神革新挑战他们的情感时，他们仍然使用艺术保持和加深那些原本就是天主教徒人们的信仰。与此同时，新教徒为捍卫他们的教派也做着同样的努力。十七世纪中的这些相互竞争绝非小范围的，在巴洛克时代的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遗憾的是，天主教与新教的竞争和冲突绝不仅限于艺术。十七世纪见证了欧洲历史上最为密集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最大规模也是最残酷的。英国内战（1642—1649）更多是源于宗教而非政治。虽然法国的主要宗教战争出现的比较早（1562—1598，三亨利之战），但是1628年拉罗谢尔战役中新教徒击败胡格诺教徒付出了惨重代价。半个世纪之后，法国人废除《南特赦令》，剥夺了法国新教徒的信仰和公民自由，使得大量人口迁移国外。与此同时，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经常与其他主要天主教君主联盟——展开了与东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延续整个十七世纪的战争。巴洛克时代结束时欧洲开始了最后一次宗教武装冲突：1745年7月，查理二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又被称为邦尼王子查理），他与一个仅有十二个人的武装力量在苏格兰西岸登陆，挑起了苏格兰高地的动乱。他的力量推进到了英格兰的德比，并在1746年4月16日被击溃，他随后逃到了法国。

在专制主义政治混乱的高峰期，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和长期的战争使得十七世纪的欧洲人经历了经济的大萧条、严重的饥荒、瘟疫的爆发和极端气候的折磨，这种社会的病态像被施了巫术，又像是受迫害的妇女。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和激烈转变的世纪。在整个巴洛克时代，这个危机的气氛又发展为夸张的表现和激进的实验，并且在音乐和其他艺术上经常体现出劝勉和修辞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