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

下一步，中国要想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首先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77%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80%以上。显然，中国要达到如此高的城镇化水平，还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距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约差26个多百分点。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达到51.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在25278万个农民工中，有15863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市文明，又“被城镇化”。如果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下降到39.5%，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几乎相差一半。

我国实际城镇化难以向前推进，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全国各地聚集发展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制度，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和转移中获取工业化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承担农民进城落户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成本。由此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利用城乡二元制度推进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因为，在过去，农民进城数量还不太多，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将农民同城镇居民割裂在两个天地里，农民既享受不到也看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种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而现在以及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他们亲眼看到了城镇居民享受着比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必然引起群体性心理失衡，甚至产生对立情绪，由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由远距离割裂变为近距离对立。今后，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进城农民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两大群体，一个群体是3亿~4亿农民工，另一个群体是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既享受不到又能看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优越福利制度安排时，这种心理失衡和二元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就可能会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族群”事件。今后，农民工进城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就越强烈，形势变化留给我们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时间就越不足。因此，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然而，改革面临的难题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优越，发展机遇多，但人满为患；中小城市（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差，发展机遇少，缺乏吸引力。怎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我们既需要时间安排，又需要总体设计和细致化的执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