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及其“外部”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在“市场”之外，还有叫作“家庭”的社会领域。

他们指出，“市场”覆盖了社会全部领域的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并且明确了“市场”有其局限，以及“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市场”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市场”论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认为，“市场”支配能覆盖社会全部领域。

激进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s），这带给我们许多启迪。“市场”的局限同样也是“近代”的局限。反主流文化运动以批判近代思想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展开，“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得到了证明，这也昭示了“市场”的尽头。

图1

他们在“市场”的外部发现了“自然”和“家庭”这两个领域。“市场”不是封闭的，其实质是开放的，例如近代经济学曾一直认为“市场”是封闭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市场”内部进行的交换游戏。然而只要是体制，就一定存在与之相关的外在“环境”。同理，“市场”这一体制一直不间断地从“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在环境中进行着对“人”和“物”的“投入”（input）与“产出”（output）［图1］。“市场”从“自然”这一环境中获得资源和能源而随之产出工业废物。这里说的“环境”（“自然”）就如同黑匣子，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其中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处理污水废气等废物的自净能力更是无限大的。但是，日本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后，无论是从环境到市场的“投入”还是“产出”都显示出了环境的极限。“投入”表现为资源和能源的紧缺，这就是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它唤醒了日本经济增长的美梦。而“产出”则具体表现为水俣病，工业废物造成的环境公害如梦魇般令人颤栗。这些事例无不向我们传达出了自然环境自净能力的极限。

女权主义者们所发现的“市场”之外那个叫作“家庭”的外在环境，居然跟“自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自然”与“市场”的关系，和“家庭”与“市场”的关系逻辑相似。首先，“家庭”以“人类的自然”——性为基础。“市场”从“家庭”将“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同时，将那些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当作“工业废物”“产出”。对“市场”而言，“人”不过是劳动力资源罢了，而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是有价值的“人”。如果说成年男性是军事工业型社会的“现役兵”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成员中，儿童则是“后备军”，“老人”则是“退伍兵”，病人及残疾人就是“伤残兵”。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她们同样在“市场”之外，被抛弃到“家庭”这个领域［图2］。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man）。在这样的近代思想中，儿童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对“人”这一词的定义，就是在创造“非人”并将其排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图2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涌现的家庭问题揭示了以下问题。那就是，家庭中“投入”一方即被作为资源的“人”（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偿的，且“人”不会自发工作。而在“产出”一方，接收“废物”的容量是有限的。支撑“市场”外部——“家庭”的成本重压几乎都落在女性的肩上，对此她们叫苦不迭，提出了抗议。

“自然”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人”和“物”的生产过程中，“市场”体制究竟支付给了我们什么（没有给我们什么）。“市场”的“外部”有“自然”和“家庭”，“市场”只有依存这样的“外部”才得以存在，为了维持这些“外部”环境，我们必须要付出成本。这些就是“市场”教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