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装腔作势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近代历史的主要角色。由于法国贵族和君主政体在大革命中被推翻，因此在大革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任何阶级，以至于“法国”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被合并成一个概念：法国资产阶级（la France bourgeoise）。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获得了自信，他们不再渴望进入旧有的等级制度，而是寻求如何将它替换掉。资产阶级发展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经济理论，并形成了一个精神统一的开创性阶级。[1]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历史上最激烈的联合攻击、讽刺和仇恨。这些年的历史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称为资产阶级时代，这个概念包含多种含义。任何对法国研究的第一步都必须澄清其意义，并评估其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价值。
理解“法国资产阶级”这个词有两种方式。它首先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态度的支配力量。从这个定义来看，资产阶级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或更早，他们的崛起不是借助于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力量，而是因为其与宫廷、贵族和教会所鼓吹的理想观念相左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按照这一观点，大革命后的法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盛行，这种思想不仅在富人中，而且在工匠、店主，甚至农民中普遍存在。资产阶级统治——那些完美地体现、实践并提倡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统治——长盛不衰的秘诀源于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中的美德的认同和拥护。资产阶级的胜利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并不涉及根本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政权可以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更迭交替。非常富有的资产阶级只有在试图成为老一代的贵族而不再是普通大众的理想典范时，才会遭遇反对和抵抗。在本章，我们要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做一种界定，以研究这些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令法国人团结的某种共识的基础，我们也会更加仔细地分析这种共识的概念。
理解法国资产阶级的第二种方式涉及政治分析和经济决定论。有观点认为，在君主和贵族的旧政权被推翻之后，资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赢得了政治权力。而《人权宣言》不过是民主和平等的伪装：虽然贵族特权被废除了，但金钱特权却依然存在。资产阶级统治代替了贵族政治。他们买下了被没收的国家土地；他们在议会上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即使普选权名义上把主权赋予了民众。他们所宣扬的机会平等是假的，因为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中等教育费用，而中等教育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与教会的斗争，声称教会用神秘主义和迷信禁锢人们，但也有人说这只是他们用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转移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这一理论已经被那些区分在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之不同类型的人完善，他们认为，每一种政治体制都建立在一个新的“新兴阶级”的基础上。因此，路易·菲力浦被大资产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掌控着，拿破仑三世由大企业主掌控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由中等资产阶级、科学院校的毕业生统治的。[2]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有迹可循的逐渐民主化过程是一种幻觉，法国在根本上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那些在国家所有重大活动和成就中掌握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控制的。甚至有人据此曝光说，当时的法国是由200个巨头家族控制主导的。出于对奥尔良派的憎恨，保王党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文献，这些文献展示了在法国大革命中变得声势显赫的家族，如何在随后的每一次政权更迭中都牢牢地把持着政权。他们甚至改变自己的政党标签来适应政治潮流，并通过联姻来积聚新的权力。如此种种作为使这些巨头家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封建王朝，从而成功地阻碍了真正民主的发展。[3]这种观点在法国人民阵线时期尤其普遍。莱昂·布鲁姆认为这些巨头组织应对革命的失败负责，他宽泛地使用了“资产阶级”这个词，并写道：“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相反的，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统治法国的是资产阶级。”即使人民群众在议会中表达他们的意愿，资产阶级也总能够与之对抗。资产阶级控制着地方议会、高级行政部门、新闻界、金融界、商界，以及第三共和国统治下的参议院。“法国资产阶级一直掌握着权力，拒绝放弃或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直到1940年，他们的自大盲目及保守主义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才显现。人们最终认识到资产阶级是堕落的、无能的、过时的、墨守成规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想象力应对当时发生的危机。[4]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研究这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阐释方式，并回顾一下这种阐释方式产生的原因。但在研究金融寡头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它与其他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以及这个阶级有多大的凝聚力。有人认为，人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的人手里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正是这些分裂的小世界能够共存，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相互独立，才使得每一个小世界的弊端可以被许多只受其轻微影响的人接受。
没有什么比资产阶级更难以定义的了，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950年，在法国和美国进行的询问受访者属于哪个阶级的民意调查中，5.4%的美国人回答自己属于上层阶级，45.2%的人回答自己属于中产阶级，10.6%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工人阶级，0.8%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农民阶级，4%的人回答自己属于下层阶级，6.5%的人回答自己属于其他阶级，而27.5%的人没有做出回答。但在法国进行的相同调查中，7.9%的人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22.5%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27.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13.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阶级，7.5%的人认为自己是贫困阶级，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其他阶级，19%的人没有做出回答。正如法国的政党变幻莫测，法国人的社会地位也一言难尽，他们对调查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在受访的专业人士、商界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员中，32.3%的人称自己是资产阶级，57.6%的人称自己是中产阶级，5.3%的人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同样，在受访的工匠和技工中，5%的人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36.4%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52.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5]资产阶级是法国特有的阶级——和法国农民一样，因为美国或英国的农民基本上不会仅仅因为自己以农业为生就否认自己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劳动阶级。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具体说出这个阶级有多少人：资产阶级是指选举出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20万个男性选举人吗？但从他被赶下台的方式可以看出，这种区分方式是武断的，它把很多类似的社会阶级排除在外。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有仆人的人吗？1900年的法国大约有一百万个仆人，但是20世纪他们人数的减少是否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规模的缩小呢？资产阶级是指那些继承了一些家产或有一些收入的人吗？这类人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15%，但我们应该记住，1900年，巴黎的平均遗产价值大约是阿列日省的17倍（但到1934年跌至仅为阿列日省平均遗产的4倍），因此，个人收入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到20世纪，遗产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有足够资金承担葬礼费用的人吗？在19世纪40年代，巴黎人口中有17%可以做到这一点。
1925年，里昂大学的哲学教授埃德蒙·戈布洛对资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做了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探索。他的分析与在1950年被调查的五分之四的法国人的观点吻合——决定阶级的主要标准是生活方式。戈布洛认为，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财富的获得方式及财富的使用方式。所以，有些富人不属于资产阶级，也有些穷人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定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在衣食住行方面来保持一定的礼仪，但这笔费用并不是很大。资产阶级在食物上花的钱应该比工人阶级少，他们的区别在于吃饭的氛围不一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会在餐桌上对称地铺着桌布的餐厅里用餐，而不是在厨房里。他应该有一间客厅，客厅里面有钢琴、油画、烛台、时钟和其他一些小摆设，这间客厅用于接待客人，同时表明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还有富余的财富可以使自己过上讲究的生活。他房子的其他部分可以是斯巴达式的简朴，而且通常确实如此，因为他不得不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以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须支付孩子们接受中等教育的费用，让他们能够从事脑力劳动，保持资产阶级的身份。如果他们日后成为工匠，他就会失去自尊。资产阶级必须穿着表明本阶级身份的服装工作，所以手工劳动和肮脏的体力劳动是不被他们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亲自为顾客服务的店主和从不碰自己的商品的批发商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社会差别：从不碰自己的商品的批发商可以自称资产阶级，而前者却不能。确实有批发商拒绝在他们的家里接待零售商。[6]这一切表明资产阶级为了把自己与其他阶级的人区分开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培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一种特殊的礼仪，并注重给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不得不表现自己的品位，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因此而倾向于保守和低调。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把黑色制服穿那么久，只在剪裁和布料的细节上表明他们的等级。他们的目标不是超过阶级内部的其他人，而是跟上他们：中庸和传统美德是他们的向导。跟随潮流是他们想努力达到的状态，而不变得平凡则是他们必须维持的标准。
教育和家庭是资产阶级最关心的两个方面，他们在这两个方面花了很多钱。他们必须支持儿子取得学士学位证书，为女儿准备嫁妆。他们强调家教礼仪的培养，这是他们有别于机械师和工匠的地方。到20世纪，他们可能已经忘了拉丁语，但至少一定会说古典法语。[7]在1914年之前，他们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的，但他们培养妻子的美德，来使自己引以为傲。他们把道德与贞洁、忠诚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宣称自己独立于教会的时候，他们与教会的争吵也只会与政治有关，而与伦理无关。[8]
但是，对资产阶级的这种定义方式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可以花钱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花钱遗弃这个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清晰的。那些成为资产阶级时间够长又够有钱的人，都选择和贵族联姻，而贵族也很乐意接受他们丰厚的嫁妆，所以最富有的实业家和金融家——比如施耐德，他把四个女儿都嫁给了贵族，他的孙子娶了一个奥尔良家族成员——都很快就融入了贵族阶级。那些迫不及待的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头衔——变成贵族，这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变得容易多了。1789年之后，贵族的数量反而增加了。在20世纪，虚报自己拥有贵族头衔的人数大约有真正贵族的三倍。有2000人声称拥有教皇授予的头衔，但在1831—1906年，教皇只授予了300个头衔。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许多所谓的真正的贵族也是在革命前通过买官合法地获得他们的头衔的。[9]资产阶级和贵族曾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阶级之间的流动更容易、更迅速。两个阶级间的区别没有那么坚不可摧了，但资产阶级因此也更容易遭到贵族的鄙视。对贵族而言，和资产阶级保持界限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身份，正如资产阶级努力建立自己与其他阶级的区别一样。资产阶级接纳了贵族阶级的许多理念。虽然他们称赞工作，但他们也渴望靠私人收入生活，在乡下有一所房子，然后像贵族一样在乡下生活一段时间，再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虽然他们一开始是革命者——就像18世纪的贵族一样——但到19世纪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因为这是一种体面的标志。他们对待商业的态度是贵族式的，他们对待社会地位的态度也是贵族式的。对贵族群体而言，他们并不轻视资产阶级中公务员的工作，财政、司法和军事部门的工作尤其受欢迎。贵族在工商业方面也加入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在银行、保险、铁路、采矿和钢铁行业，这些行业的董事会通常由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贵族组成。[10]1830年之后，贵族大量进军农业，但许多资产阶级人士也有农场。贵族声称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素质叫作英勇，并把英勇——而不是资产阶级奉行的中庸态度——作为他们特殊的理想。他们声称英勇的品质无法靠自身努力获得，只能靠继承得来，但是资产阶级也很重视家庭的素质。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痴迷于缔结美满的婚姻，他们的礼仪也区别不大，就如同他们的衣着打扮一样。因此，那种声称19世纪的资产阶级所培养的理想与贵族截然不同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贵族阶级的前身是正在努力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到达顶峰之前，致力于攀缘的时候，他们和贵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在登上顶峰之后，就接纳了贵族的许多价值观。
还有很多社会地位在资产阶级之下的阶层采纳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界限同样是模糊的。一般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但这一区别更明确地体现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身上：有许多外省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高中文凭，却成功地管理着自己的财产，在商界有着一定影响力。同样地，也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尤其是城镇里的工人和小店主的儿子，他们所受的所谓独特的资产阶级教育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进入了商界或加入了公务员队伍，但却只能与出生自同一阶级的人结婚。尽管小学老师的儿子经常可以顺着社会等级的阶梯成功地爬上去，但是阶级和教育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不是必然如此的。学校并不是专门的资产阶级机构，事实上，一些资产阶级人士拒绝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学校，因为他们担心女儿会被下层社会的女孩带坏。民众不像大学教授那样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区分得那么清楚，在文盲眼里，一丁点儿的学习都能使人变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大众的想象里代表着美德的胜利，但他们很快就开始像贵族阶级那样以钢铁般的决心来巩固自己的家族特权。农民和工匠都喜欢节俭，热爱财产，只有工厂工人会因为绝望而拒绝这个理想，而他们绝望的程度可以根据他们的饮酒量看出来。[11]对文化的爱好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事实上，资产阶级正是因为其虚伪的兴趣和保守的庸俗作风而受到攻击的。虽然资产阶级会去看戏，但工匠、职员，甚至工人也会去看戏，而蜂拥到画室去欣赏油画的可能正是后面这些人。资产阶级会把妻子留在家里，请一个仆人来做家务，而工人直接称呼自己的妻子为“资产阶级”，因为她们通常不出去挣钱。除了贫民阶层，女儿嫁人陪送嫁妆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直到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嫁妆的数量才开始慢慢减少，这种改变从社会的底层阶级开始蔓延到中上层阶级。1900年以后，女性也不是必须有嫁妆才能嫁给军官了。官员过去有各种各样的强制手段来维持他们作为社会精英的地位——他们被禁止去便宜的咖啡馆和餐馆，以及在剧院或火车上坐便宜的座位，他们的妻子也被禁止出去工作。（比如，一位中学的女校长嫁给了一名上尉，她就不得不辞职。）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得到委任状（1904年以后，得到委任状的军人的数量超过了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的数量），资产阶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差别更像是工头和工人之间的差别。许多过着工人阶级生活的工头都有仆人，不过，不同之处也许在于，资产阶级的仆人从不和主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工人们开始去乡下度假，有些人在自己的家乡有房子，即使海滨度假胜地是按阶级划分的。尽管资产阶级在上层社会模仿贵族阶级，但在底层社会和某些圈子里，他们模仿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在1914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人士就开始坐三等座旅行了，而那些装腔作势、不懂世故，甚至并不是特别富有的店主竟然坐二等座或一等座旅行。交不起学费的资产阶级学生会从事手工劳动。[12]
因此，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其他阶级也可以声明其中一些价值观是属于他们的。如果贵族和工人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阶级间的冲突就会比现实中激烈得多。但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意味着，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大众的共同目标。因此，“法国资产阶级”这个复合词是一种一再重复的说法——法国和资产阶级指的是同一回事，因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就意味着要支持最普遍的民众的愿望。工人绝对不是这些民众愿望的敌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难题是在应对经济矛盾时产生的，因为这时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自称代表统治阶级，而不是美好生活的愿望。
19世纪中叶，有人强烈反对法国被划分成了数个阶级这一说法，[13]他们的理由是革命废除了这些所谓的阶级。甘必大拒绝使用“阶级”这个词，并称之为“社会阶层”。[14]资产阶级逐渐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被不同的人用来给他们的敌人分类：它是社会党人眼中的剥削者，仆人眼中的主人，士兵眼中的平民，艺术家眼中的庸俗市侩，穷人眼中的资本家。[15]里昂信贷银行创始人亨利·热尔曼的孙子出版了一本名为《煎熬中的资产阶级》的回忆录。1953年，莫里斯·布代写了一本书，书名为《资产阶级的上诉》，仿佛那时的资产阶级已经受到了谴责一样。[16]作为回应，保卫资产阶级的联盟和社团诞生了。[17]有些人主张，共产主义的威胁只有在资产阶级放下自私自利的成见，恢复它在革命中所拥有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18]里昂的安塞尔主教为资产阶级辩护说，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确实焦虑不安，但有文化和能力来进行统治。他说，他们是革命胜利者的继承人，也是长袍贵族的继承人，他们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意义重大。”[19]他写道。也有人抗议资产阶级已经毁了这个国家的说法，他们用如下这些话语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们，诚实的资产阶级，传统优良，知识和经验丰富，我们用自己强大的头脑单枪匹马就能拯救文明，可我们却选择靠智慧的力量和刚正不阿的道德去执行法律。”这些人并不认为那些拥有一间客厅或部分资金的人就可以被定义为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定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标准是个体身上表现的杰出素质。他们引用了盖洛普的一项调查结果——70%的法国人更愿意生活在第三共和国的美好时代——以证明资产阶级理念的胜利和法国人对维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20]
在如何描述资产阶级近些年发生的变化，如何解释资产阶级的职业变化及地区差异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例如，在一些地区，资产阶级热衷于购买土地，而在另一些地区则不是；在一些地区，资产阶级相对更脱离群众，而在另一些地区则不是；在一些地区，社会更新得比其他地区快。[21]在原始地区和贫困地区，资产阶级这个词有特殊的意义。朱尔·西蒙讲述了19世纪20年代布列塔尼的一位退休海军工头娶了一个农民姑娘的故事。她和女儿们每天都打扮成农民的样子，在农场里从事劳作。而这位海军工头却被视为资产阶级，因为他总是戴着圆顶礼帽，穿着长礼服，从不穿木屐。他通常一整天都在读报纸。他被称为弗雷洛先生，以微薄的薪水从事市政厅图书管理工作（当时在拉莫尔没有教师），并且每天下午都和拉莫尔的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一起踢球。他的儿子和他一样是资产阶级，注定要成为神职人员。正午时分，弗雷洛先生会吃一顿饭，如果是在假期，他的儿子会和他共进这顿资产阶级的午餐——肉或鱼配蔬菜。这两位先生由这个家庭中的母亲和女儿们照料，她们只有在男人们吃完后才能坐下来吃煎饼，喝牛奶，有时能吃上一块猪油。这位父亲是个无神论者，尽管他全家都去教堂做礼拜，他的儿子也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在这里，加入教会是脱离农民阶级的最好办法。神学院里满是读几年后辍学的男孩，他们在离开神学院后一般会去当公证人、办事员或家庭教师。他们虽然几乎没有足够的钱生活，却被允许戴大礼帽，穿破破烂烂的长礼服，被人称作“先生”。一个成功地将儿子培养为神职人员的家庭会自诩高贵，并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在这些偏远地区，只有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才会讲法语，尽管前者讲法语就像讲外语一样，生硬而教条。[22]
由于概念上的模糊性，资产阶级理想的至高无上并不能帮我们理解互相交织的各种法国社会力量，至少在对这些理想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之前，我们毫无头绪。本书将通过依次探讨生活的不同方面和它们所体现的价值来尝试对资产阶级理想进行更深度的分析。同时，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统治法国的程度，也许最好可以通过一些详细的个案来研究。本书将对六种职业进行调查，以显示简单地将社会影响力或凝聚力归因于这些职业是多么难以令人信服。每个群体内部的冲突，以及每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孤立无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群体可以和平共存。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又是如何与法国这个国家联结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
[1] Charles Morazé, La France bourgeoise (1946), 65. See also Régine Pernoud, 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en France (1960-2); Elinor G. Barber, The Bourgeoisie in 18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J., 1955); B. Groethüysen, Les Origines de l’esprit bourgeois en France (1927).
[2] Charles Morazé, La France bourgeoise (1946), 149.
[3] E. Beau de Loménie, Les Responsabilités des dynasties bourgeoises (1943).
[4] L. Blum, A l’échelle humaine (1945).
[5] Natalie Rogof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France and in the 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1953), 347-57. Cf. N. Xydias, ‘Classes sociales et conscience de classe à Vienne-en-Francc (Isère)’ in Trans.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ondon, 1954), 2. 246-51.
[6] Cf. Hugues Le Roux, Nos Fils (1898), on his grandfather, 65-82.
[7] Raoul de La Grasserie, Des Parlers des différentes classes sociales. Études de psychologie et de sociologie linguistiques (1909), 区分了资产阶级公开使用的语言、资产阶级在家中使用的语言、大众的语言和犯罪分子的语言。详情参见我即将完成的对该作者的研究。
[8] Edmond Goblot, La Barrière et le niveau. Étude sociologique sur la bourgeoisie française (1925).
[9] Vicomte de Marsay, Du temps des privilèges (1946), chapter 27; Jean de Bellefond, La Ménagerie du Vatican (1906); Le Crapouillot (1937), issue on ‘Vraie et fausse noblesse’; Woelmont de Brumagne, La Noblesse francaise subsistante (1928). See bclow pp. 393 ff.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nobility.
[10] Jesse R. Pitts, ‘The Bourgeois Family and French Economic Retardation’ (Ph.D. Harvard, unpublished thesis, 1957), 235 n.
[11] D. Poulot, Le Sublime (1870).
[12] M. L. Ferré,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936)中有对戈布洛较为全面的评价。
[13] A. Vavasseur, Qu’est-ce que la bourgeoisie? (1897).
[14] 对该词的解释参见Zeldin, Politics and Anger, chapter 7。
[15] Pierre Sanbert, Notre Bourgeoisie (Nancy, 1931); and cf. Jean V. Altier, Les Origines de la satire antibourgeoise en France (Geneva, 1966).
[16] André Germain, 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 (1951); Maurice Boudet, Boungeoisie en appel (1953); cf. Pierre Lucius, Déchéances des bourgeoisies d’argent (1936).
[17] R. Aron, Inventaires III: classes moyennes (1939), 287-340.
[18] Just Haristoy, L’Heure de la bourgeoisie (1937), 229.
[19] Alfred Ancel, La Mentalité bourgeoise (1950), 70.
[20] Felix Colmet Daâge, La Classe bourgeoise. Ses origines, ses lois d’ existence, son rôle social (1959). Cf. Georges Hourdin, Pour les valeurs bourgeoises (1968).
[21] La Bourgeoisie alsacienne (Strasbourg, 1954, published by the Société savante d’Alsace). Abel Chatelian, Les Horizons d’une géo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lyonnaise (Lyon, 1950, extract from the Revue de Géographie de Lyon).
[22] Jules Simon, Premières Années (1901), 39, 91,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