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育时期
夏商周时代是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也是纪传体文献的孕育时期。客观事实昭示后人，在纪传体文献尚处于相当原始的这个“孕育”阶段，当时的整个文献资源明显存在着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史料奇缺
夏商周时期距今太过久远。当时文献原本有限，加上保管不善之人为因素，尤其是不可抗拒的战争动乱和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导致流传下来的典籍少之又少，今人能够直接目睹者何止百不及一、千不及一，甚至于万不及一。譬如《左传》里记载：楚国史官倚相博览群书，曾经读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何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呢？它们全都是相当遥远的古代文献，遑论21世纪的今人，即使与司马迁同一时代的西汉学者，也并不一定都能亲眼目睹过。好在经过后世学界研究后，有一种渐趋一致的说法：所谓《三坟》者，乃“三皇”时期之书；《五典》者，乃“五帝”时期典籍；《八索》者，乃远古“八卦”书名；《九丘》者，系大禹时期文献。无独有偶，在古文献《尚书·多士》篇里，也出现过周公于新都洛邑训示殷商旧臣的场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句话表明，殷商时代不仅已经存在“册”和“典”那样的历史文献，而且还有殷商推翻夏桀的相关记载。以上所涉之种种文献，对于那些极欲目睹遥远古代著作的后人来说，大抵只能是唯闻其名而不见其书地抱憾终生了。
根据近现代以来诸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可知，古代业已存在、今人仍然可见或可知的各种“文献”，依其基本载体形式，主要可区分为以下三大类。
其一，甲骨文献。这主要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遗物，也是反映殷商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经过后人认真研究整理的甲骨文成果，现在已为数不少。早期以来比较有代表性者，例如刘鹗的《铁云藏龟》，商承祚的《殷契佚存》，胡厚宣的《甲骨六录》，尤其是号称“甲骨四堂”的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的相应研究成果，以及胡厚宣的《甲骨文与殷商史》、潘岳的《三千未释甲骨文集解》等一大批学术专著。
其二，青铜文献，又称“金文”文献。这种文献同样是反映古代历史的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在金文文献系列中，属于商代者较少，多系两周遗物。其中极具代表性者，当推“后母戊鼎”（即本世纪以前曾长期称为“司母戊鼎”者）。由于后人的不懈整理，古代金文史料研究成果业已陆续问世。其中早期较为知名研究成果，例如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现代以来陆续问世的代表性成果，例如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殷周金文集成》、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及与《十批判书》并称为姊妹篇的《青铜时代》等一批学术著作。
其三，竹木简牍典籍。与甲骨文、金文相比，“竹木简牍”这种文献优点明显，一是易于记录，二是具有一定伸缩性的容量。但是，难以长久保存则是其致命弱点。在长期使用这一点上，竹木简牍倒不如甲骨与金文之恒久。《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所遗憾者，古代条件太过简陋，先秦距今又相当遥远，彼时之“竹木简牍典籍”实难再现。当年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的故事，理应是探索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虽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仍会有极少量典籍，历经极为特殊的形式保存下来。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再现战国时代《孙膑兵法》的摹写本，尤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大批反映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有关秦律的竹简，即属“万不有一”的幸运例证。
当然，除了以上三类“文献”外，出现时间较晚、使用范围有限之帛书，大体亦应列于这一时期文献中。
然而，就总体而言，反映这一漫长时期的史料毕竟少之又少，是故一直成为困扰后学探究古代历史的一大憾事。
（二）内容极简
夏商周时期的各种史料局限性很大。不止是数量少，其内容也突显出简略晦涩特点。难得一见的简牍典籍固然如此，后人仍可目睹之甲骨文、金文更加突出。
首先是甲骨文。这种文字自从1899年被国子祭酒王懿荣确认为殷商文字后，后人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成就颇为可观。迄今已有甲骨文10多万片，其中不同之单字达到4500多个，可以明确识别者已超过1700多字。然而，所有这些以甲骨文书写的内容全都极其简单：少则一字、数字，多则数十字，最多者不过百字左右。
其次是金文。试以周代为例，无论是侧重记言的器物盂鼎、毛公鼎、大克鼎，还是侧重记事的器物宗周鼎、散氏盘、舀鼎等，其文字内容虽然比甲骨文已有较大进步，但是依然存在诸多缺憾。譬如其中最负盛名之毛公鼎，这是目前已知西周时期青铜器皿中铭文最多的国之重器。检点其文，无非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周王，一是毛公。文中既无细节描绘，更无形容夸张成分，前后唯记一事：周王忧国，寄望毛公辅佐，毛公铭文以纪之。这篇铭文虽然叙述了事由梗概，但是具体问题实难考证。此鼎尚且如此，至于其他青铜器皿中的文字，其记载之简、辨识之难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著名史学家杨翼骧先生认为：“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殷代是已经被认定为确有文字的朝代，所以中国史学的初始时起码“应当从殷代开始”（《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其实商周时期不但是中国史学的初始时期，也是纪传体文献的孕育阶段。所遗憾者，由于存在诸多不利因素，要想看到这一时期所谓的纪传体文献自然是不可能的。
关于历史记载的基本常识，史学领域素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所谓“四要素”说。这里所说的“四要素”，既是撰写纪传体文献的基本要素，也是编写一切史籍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就曾明确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1页）由此可见，“四要素”对编纂历史文献、特别是对编纂比较复杂的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文献是何等的重要。
在中国史学这个“初始”时期里，由于受到周围文化土壤的滋润，纪传体幼小种子亦渐渐显露出胚胎之形。放眼当时零星的多种多样的史料，不仅能够显示出“四要素”的存在，而且还能够明显地呈现出日益完善的发展态势。
1.时空概念
关于时间概念，自然要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排列组合的干支纪时法。这种传统的纪时法历史久远，在以往陆续发掘的殷商甲骨文里并非罕见。例如“甲午卜，其又岁于高祖乙，三牢”（《殷契粹编》163），又如“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殷虚书契前编》4·29·3）等等。当然，在甲骨文的这些传统纪时法里，为后人熟知的年、月、日、时的排列顺序，乃是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单就商代的干支纪时法而言，则主要是用以纪日。从甲骨文之甲子日到癸酉日十天为一旬，从甲子日到癸亥日是六旬，“与此有关，商王多有日名，如上甲、太乙之类，名甲就在甲日受祭，以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夏代的王，据文献记载，也有用日名的，如胤甲、孔甲、履癸（桀），因此，在夏代很可能就已经存在干支了”（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关于地点概念，情况也大抵如此。如果说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不少具体的地名，在两周金文中的反映就更为普遍了。例如大克鼎铭文中所谓“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渒”，“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溥原，易女田于寒山”云云，这里的“野”、“渒”、“康”、“匽”、“溥原”、“寒山”等等，皆是当时的地名。
很显然，时间和地点概念的逐渐明晰，为以后纪传体文献中反映各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规定了明确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2.历史人物
殷代甲骨文中固然已有人物的记载，但多系笼统的泛指，而少见特定的个体。例如其中每每出现的“王”，许多时候并未特意指示具体是哪一个“王”。再如其中涉及史学领域里的“作册”、“史”、“尹”等名词，这些概念仅仅是指当时记录史事、起草公文、掌管某事的一批官员的职业和官位，也并未准确显示出是张三或是李四的具体人物来。
至周代，有关文献中不仅表明了具体的人物，而且还揭示出人物的身份地位、个性特点乃至语言风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例如《尚书·康诰》：“（成）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其大意是，成王这样说：康叔，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又如《尚书·康王之诰》：“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意是说，太保召公和芮伯一起走向前，互相作揖。共同向王叩头说：恭敬地禀告天子，伟大的上帝更改了大国殷的命运……阅读上述这些文字，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相关人物表面上的言行动止，甚至还可以由此体会到他们的内心感情来。即此可见，由于这种文学色彩的出现，实为以后纪传体文献中的人物描写开启了先河和模式。
3.历史事件
从目前可知的商代甲骨文献中，极少有历史事件的记述，即或有，亦极简略。至周代，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已有明显进步。例如，在以上所说具有497字的毛公鼎铭文中，叙述了周王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免遭亡国之祸，昭示重臣毛公努力辅佐朝廷，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了感谢周王，特铸此鼎以纪之云云。
至于《尚书》里的记载，就更进一步了。例如其中的《金縢》篇，以“金縢”（周代金属档案柜）为线索，记述了周公赤诚报国的事情：武王重病，周公祈祷上天保佑他早日康复，随后将悼辞放入金縢中。后因“三叔”叛乱而是非混淆，年幼成王一度听信谗言，周公由此蒙受不白之冤。然而当成王发现金縢中的祷词后恍然大悟，周公的忠诚终于大白于天下。
在《尚书·周书》里具有类似性质的文字记载，起码还有《顾命》和《康王之诰》诸篇。《顾命》篇叙述了周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事宜，《康王之诰》则是康王即位后宣示的第一篇诰词。这两篇内容相连，曲尽其意，所叙内容实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始末。从事件的记述情况看，虽然还远不及以后史书叙事之详备，但记史不离记事，记事则首尾兼具的思想意识和写作技巧，为以后纪传体文献记述诸多历史事件提供了经验，指示了具体途径。
毋庸置疑，夏商周时期的史料散佚严重，少之又少。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留存下来的以及当时尚存的其他宝贵史料，不仅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形成提供了一方热土，也为纪传体文献胚胎雏形的培育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