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放眼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极其鲜明的重要性，而且有极其鲜明的特殊性。所谓“重要性”，系指无论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宏观文化概念中，不论是“两大文化”、“三大文化”也好，还是“四大文明古国”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赫然其中的重要成员。例如在“两大文化”体系中，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双峰并峙；在“三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与古印度文化、西洋文化三足鼎立；在“四大文明古国”序列里，中国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并驾齐驱。所谓“特殊性”，系指在以上任何宏观文化概念中，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连绵不绝的五千年记载外，其他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或地区，无不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即它们或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或是由于外部势力的入侵，都曾由此导致了历史上大幅度的文化断层。例如美洲地区的“玛雅文明”，堪称文化断层的一大典型。玛雅文明在公元前已经高度发达，从9世纪便开始衰落，更令人惊讶的是，自10世纪以后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于茫茫丛林之中了。又如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建国于公元前3000年，后来灭亡于波斯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建国于公元前18世纪，后来灭亡于亚述帝国；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建国于公元前2500年，后来灭亡于雅利安族入侵，近代则沦为英属殖民地。是故今人提及史上诸国，无不加一“古”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唯独早在公元前30世纪之前即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虽历经艰难坎坷而一以贯之，是故世界人民无不认同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而并非所谓“古中国文明”。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岂止是系统地记录了炎黄子孙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的社会实践，同时也系统地积淀了中国历代先哲先贤们的文明和智慧。例如在人与自然层面，关于“天人合一”的先进理念；在人际关系层面，关于“和为贵”、“仁者爱人”的思想；在治国理政层面，诸如“民惟邦本”、“居安思危”的悠久传统；在人文素质层面，例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类的至理名言等等。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宝贵思想和智慧，堪称是一座含金量极高的巍峨大山。

当然，若从更深层次说来，连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并不单单体现于那些举世瞩目的物质文化。例如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气势恢宏的明清故宫，动人心魄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美轮美奂的苏州园林，名扬四海的孔府、孔庙和孔林，以及被今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代兵马俑……

连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也并不单单反映于一般层面的精神文化。例如中国的汉字，既是全世界唯一一种由古至今一直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还是具有“古今对话”功能兼具书法魅力的神奇文字；又如传统哲学领域，次第涌现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六座高峰，这些高峰无不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又如传统文学领域，从先秦诗歌、诸子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可谓五彩缤纷，星汉灿烂；再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除了“四大发明”泽及全球外，算学、天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领域也曾长期走在古代世界最前列……

连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还深刻地渗透并表现于揭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史学园地中。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度，古代史学家前赴后继，角力争先，拓荒不止，屡辟新绿。根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著录，中国最常见的历史文献就有正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大类。

放眼种类繁多的中国史学园地里，最惹人瞩目的要数自成体系、被誉为“三大史体”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大史体”中的任何一种体裁的文献，都可以由远而近地原原本本地反映中国数千年历史，而纪传体文献位居“三大史体”之冠，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独领风骚、腾誉学林，具有最大的典型性。因此，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史上，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将纪传体文献的辉煌成就大书特书一笔。

纪传体文献有悠久的历史。汉人司马迁（前145—约前90）是纪传体的创始人，他的泣血之作《史记》成书于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也就是说，当东方这位史学巨匠完成了他的中外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著作40年左右，西方的风云人物、一代史家儒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1—前44）写于公元前52年的八卷名作《高卢战记》（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才杀青。而当罗马帝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李维（Livy，前59—公元17）于公元前29年开始编写西方第一部通史《罗马史》的时候，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业已问世大约60多年了。《罗马史》上起罗马建城初期的公元前742年，下终公元一世纪初叶的奥古斯都时代，反映了前后约800年的历史。而《史记》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将3000年历史冶于一炉。纪传体文献的悠久还在于，两汉以下，代不绝书。从《史记》到《清史稿》，每一朝代都有相应的纪传体文献来反映。“二十六史”问世时间各异，上下相比，距离遥远。最后一部史书《清史稿》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而第一部正史《史记》的撰写，距今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纪传体文献有丰富的内容。无论是纪传体通史，还是纪传体断代史，都有极其广泛的涉猎。它既不像编年体那样内容错综杂陈而主线难觅，也不像政书体、纪事本末体仅仅侧重于特定文化领域那样顾此失彼，而是多角度、全方位透视，把以往的社会当作一个立体的历史舞台来研究。可以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纪传体文献中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相比之下，与《史记》大体同一时期的国外历史著作就并非如此了。西方的名著，无论是稍在其前的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前200—前118）的《通史》，还是稍在其后的罗马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抑或是李维的《罗马史》，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反映的内容往往集中于战争，而并非及于社会全貌；重视政治、军事，而忽视经济、文化；强调个别英雄人物，而忽略不同层面的典型。两相对照，纪传体文献广博的内容更显得可贵。

纪传体文献有严谨的体例。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皇皇巨著，体大思精，五种体例，各有区域。至班固《汉书》，体例更为严谨。故而，史事虽然纷乱如丝，反映在纪传体中却是井然有序。如果说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史记》体例堪称难能可贵的话，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系统反映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二十六史”，悉以纪传体同一体例上下相接，浑然一体，有如一气呵成。纵观人类世界之古代史林，像中国纪传体文献这样体例严整而又始终如一者，绝无仅有，委实是举世罕见的一大奇迹。

纪传体文献有惊人的规模。从留存至今的著作来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不乏鸿编巨制。纪传体通史如司马迁《史记》有130卷，郑樵《通志》有200卷。“二十六史”中的断代史除姚思廉《陈书》仅有36卷外，其余起码在50卷以上。如《旧唐书》、《新唐书》、《元史》、《新元史》、《明史》等都在200卷以上，《宋史》则有496卷，更有《清史稿》多达529卷。至于洋洋大观的整个“二十六史”系列则有数千卷之巨。如此规模的历史文献设若出自现代，当然说不上什么“之最”，而出自中国古代，特别是出自两千多年来有条不紊、默契配合的连续编纂，其中有些史书的编纂还是出自当时条件下的个人之手，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纪传体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正史）在古代史学领域中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因为无论是历朝的组织编纂，还是各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抑或是历代的大力宣扬与流传，所谓“正史”无不突出于其他史书之上。就历代的组织编纂而言，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对这种文献可谓高度重视。他们绝非一般地停留在史书具有“垂训鉴戒”作用的理解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动员国家人力、物力，认真组织编纂。特别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是，历代封建帝王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如此，并立的政权也如此；立国长久者如此，短命王朝者也如此；诸如汉、唐、宋、明等汉族建立的政权如此，有如北魏、元、清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亦如此；治世安邦如唐太宗一代雄主者如此，卑躬屈膝如后晋石敬瑭甘当儿皇帝者也如此。出现这一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表明了“国可灭，史不可灭”（《金史》附录《进金史表》）的共识，早已像参天大树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来。就各个时期纪传史书的研究而言，不仅代不乏作，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有文字注释，有资料增补，有内容考证，有篇章辑佚。近代以降，各种各样的工具书更是为正史的研究再辟新径。就社会的宣扬与流传而言，纪传体文献也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自唐代以降，《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纪传体文献一直以“正史”名义雄居诸史首位；在引人注目的科举考试中，测试内容也每每与正史有缘；治国安邦，正史是封建王朝“明得失”的一面镜子；学术研究，正史是学者引经据典的重要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纪传体历史文献的流传版本之多，也是其他类型的史书无法相比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社会上究竟有多少种正史的手抄本流行于世，现已无法查考。印刷术发明以后，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竞相镂版印行，就中尤以官刻活跃，则是有案可稽的。正史的版本，除最早的宋刻本外，诸如明代南监、北监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以及影抄本、活字本、影印本、石印本等等，不胜枚举。正史的版本之多，数量之大，在传统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

纪传体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正史，有很多影响深远的名著。《史记》和《汉书》，堪称其中最突出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不仅是古代史苑上空的两颗巨星，也是古代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古代文化领域中颇具影响的大家。仅就文学成就而言，便很有必要将其卓越贡献略述一二。

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揭开了封建文学的新篇章，堪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块永不磨灭的里程碑。司马迁在叙事文学上的伟大成就，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他的皇皇巨著是历代文人竞相阅读、欣赏和研究的典范。作者表现于《史记》中非凡的文学天才和文学造诣，可谓遗泽历代，是滋养后世文坛的重要源泉。汉代以后，数不尽的文学名著都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受到过启迪。唐代以来的传奇文，乃至后世的《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便极易发现《史记》的余痕和影响。即便一代代著名散文和论著的写作，也大都受惠于司马文风。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十分钦慕司马迁，在他的眼里，《史记》乃是作文的最好榜样：“汉朝人莫不能文”（《答刘正夫书》），而“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他甚至直言不讳地介绍自己习作文章的成功之道：“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进学解》）。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章，便是由《史记》人物传记中脱胎而来的作品。与韩氏并称的柳宗元，也颇与《史记》之文有缘。柳氏论议事物的峻洁特点便可导源于司马迁。犹如他自己所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书》），“峻如马迁”（《与杨凭兆书》）。至于宋代散文大家欧阳修，其文笔简炼酣畅，雍容闲雅，素有一唱三叹，韵律和谐的特征，溯其源头，同样会追踪到《史记》文章的神韵。特别是欧公的《新五代史》，其中许多传记的序论，刻意追求司马文章的风范。例如《伶官传序》，其格调韵味，与《史记·伯夷列传》相比，何其相似乃尔！无怪乎苏轼说其“记事似司马迁”（《宋史·欧阳修传》），方苞也指出其碑志铭文“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方望溪先生集·集外文》）。要之，《史记》对于唐宋文学诸大家的重要影响，有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论：“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迂徐，故引绪乃觇入妙。”为司马迁文学匠心所驱动，明代以下，直至民初，临摹、研究《史记》文章者前赴后继。诸如归有光、方苞、林琴南辈，均以不懈努力而登堂入室，最终都领悟到了一代文宗的神韵。

无独有偶，《汉书》在古代文坛上也有崇高地位。班固是东汉最杰出的辞赋家之一，他的《两都赋》、《幽通赋》、《答宾戏》不胫而走，许多警句脍炙人口。《汉书》文章详赡严密，凝炼简净，句多排偶，典雅高华。魏晋六朝以来，社会上的文章崇尚整饬华藻，追根溯源，班固文章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从一定意义上说，《汉书》实为后世骈体文之滥觞。班固也善于描绘和塑造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形象不独成为封建社会民间景仰和崇拜的英雄，也是文人学者经常讴歌和描写的题材。以文笔相比，“《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林纾《春觉斋论文》）。《汉书》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婉而成章，纡徐有致。自从问世那天起，《汉书》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特别是从东汉到南北朝阶段，由于这一时期骈文之风日渐流行，故而以近骈对偶见长的《汉书》适逢其会，一时间成为封建文人竞相习颂的楷模。而以近散、单行见长的《史记》则因不合时宜，地位反而屈居其下。隋唐以后，随着文风改革，《史记》的影响逐渐扩大开来。虽然如此，《汉书》也像《史记》那样，一直是后世文人们喜爱、必读的佳作。唐代文学家独孤及、梁肃都曾醉心于《史》、《汉》而推崇班、马，他们以为荀（卿）孟（轲）之文质朴无华，屈（原）宋（玉）之文华而不实，后世能取长补短者，当数贾谊、司马迁和班固（梁肃《毗陵集后序》）。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等一代文学巨匠，也无一不推尊班固而精读《汉书》。恽敬评《司马公神道碑》中明确指出，苏东坡为文，“变化则窃取子长，严正则窃取孟坚”（《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黄庭坚对《汉书》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以为，《汉书》乃是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阅读班氏文章堪称真正的精神享受。倘若久不读此书，必定会滋生俗气。“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代以降，人们常以《史》、《汉》并称，以“迁、固”或“班、马”连举，这是对两位文史大家辉煌成就的高度概括和赞扬。

纪传体文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它固然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编写中国的历史书籍，已经再也用不着纪传体了。但是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毋庸置疑，研究纪传体文献显然起码具有以下四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领略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和“两河”文明出现大块“文化断层”不同，华夏文明就像孕育、滋养它的黄河、长江之水那样，一泻千里，奔腾不息。中国文明这一悠久的特征在纪传体文献中有系统的体现。“二十六史”以《史记》的《五帝本纪》为先导，由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拉开中国文明序幕，直至《清史稿》反映宣统朝廷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并不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其间轰轰烈烈，气象万千，展示了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从涉及的社会形态看，纪传体文献重点反映了封建社会由萌芽、形成、发展、兴盛、衰落，直到灭亡的全过程，同时也以一定篇幅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状况。从揭示的民族成分看，纪传体文献不仅描述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记述了历史上的匈奴、契丹、回鹘、女真、鲜卑、蒙古、藏、满、苗、彝等少数民族，以及后来完全与汉族融合的其他古老民族的情况。正因为如此，纪传体文献反映的政权既有中央王朝，又有地方割据政权；既有汉民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两千年前的《史记》和稍后的《汉书》中，就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历史是“人史”而非“神史”的基调。在纪传体文献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农工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虚无缥渺的“神”，这与西方情况相比大相径庭。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4）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在他的代表作《希波战争史》中，神话传说充斥其间，全书九卷，卷名悉以女神缪斯名字命名。由古代到中世纪，西方史学一直没有离开神学迷信的怪圈，总以为有一个超越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的命运，甚至以为历史是上帝旨意的体现。当然，中国纪传体文献中也不乏宗教色彩和冥冥世界的幻影，但其分量毕竟是极其次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生机勃勃的人的社会。或许正是基于此点，与人事大有关系的时间概念在纪传体文献中显得非常重要，并且呈现出日益明晰、精确的趋势。“三代”以前，人事渺茫，“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而到夏商周三代时已有世系可查（《史记·三代世表》）。至周代，以共和行政（前841）为分水岭，共和以后、战国以前发生的一切大事均有准确纪年可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代以后更是逐月可详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第二，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纪传体文献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文献，它通过本纪、世家和列传，不仅再现了历史伟人的丰采，还反映了他们对当代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著述或业绩。他们中有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那样的政治家，有像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那样的思想家，有像孙武、孙膑、曹操、诸葛亮那样的军事家，有像张衡、蔡伦、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科学家，有像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那样的文学家，有像司马迁、班固、范晔、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纪传体文献还通过“书志”这一体例，使古代许多有关自然和重要的典章制度尽收眼底。例如看《地理志》，可以了解古代政区的宏伟及沿革变迁；看《河渠书》，可以洞悉重要的河防水利工程；看《食货志》，可以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看《礼乐志》，可以了解中国礼乐制度的丰富；看《选举志》，可以了解古代“审官取士之方”；看《百官志》，可以了解职官制度和官僚体系的严密；看《兵志》，可以周知历代军事组织变迁之迹；看《天文志》，可以了解当时自然现象及节令时序的变化；看《舆服志》，可以了解古代车马服饰的概况；看《艺文志》，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和伟大……

第三，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了解中国先人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既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有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的美德。如果说这些卓越的思想和优良传统在各种类型的史书中都有所反映的话（例如诸子百家的精彩学说、历代先哲先贤关于人伦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理念，以及古代中国在国际领域不尚暴力、“协和万邦”的思想和实践等），那末，纪传体文献则通过大量人物传记的立体形象，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揭示得更为充分。试看：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的伟人志士。为了追求光明和正义，他们顽强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屈原虽死犹生，他的品德与《离骚》一样长驻人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中的苏武光彩照人，为后世树立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形象；谭嗣同虽然只活了34岁，但他与刘光第、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致力事业、百折不回的杰出楷模。司马迁曾无端遭受腐刑摧残，“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所以能坚强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史家的天职（欲使其作品“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为达其目的，“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汉书·司马迁传》）唐代的杜佑“位极将相，手不释卷”，为了资治当代，用3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通典》（《旧唐书》本传）。明代李时珍研讨医学、执着其间，“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明史·方伎列传》）。上述这些人物固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目标，他们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执着精神永远令后人感奋。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由于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迫使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农民举行多次起义。这种为推翻地主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总计不下数百次。中国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固然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其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使后人震惊。陈胜、吴广“揭竿为旗”，浴血奋斗，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不可一世的暴秦（《史记·陈涉世家》）。唐末农民军领袖黄巢藐视封建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一举攻入长安，毅然建立大齐政权（《新唐书·逆臣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与清廷对峙10余年之久，沉重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外农民起义斗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清史稿·洪秀全列传》）。当然，纪传体史书的大多数作者出于敌对的立场，多有污蔑不实之辞，但农民起义的宏伟场面和斗争锋芒依然在字里行间清晰闪光。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为反抗其他民族征服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爱国英雄。例如名将岳飞“尽忠报国”，矢志抗金，虽屡遭奸人暗算，后有种种酷刑加身，仍念念不忘收复河山，至死无改初衷（《宋史》本传）。又如文天祥兴兵抗元，进行一系列殊死斗争，兵败被俘后，坚贞不屈。面对软硬兼施与百般利诱，他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当元人索要招降书时，他递过去的竟是掷地有声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本传）当然，由于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局限，岳飞、文天祥式的人物不免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在历史条件下，其斗争精神依然伟大闪光，应该给予辩证合理的评判。

在此尤需提及一点，中华民族自古有崇尚和平的美德，即使在国力强盛时也不炫耀武力。例如万里长城的修筑，并不是为了侵略而是出于防御；又如郑和下西洋的要义，其基本宗旨仅限于宣扬中华文化。然而，历史上的中华国门一旦出现了外来侵略势力的威胁，国内便不乏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例如明代嘉靖间，倭寇肆虐于东南沿海，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戚继光身先士卒，率领“戚家军”大小80余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明史》卷二一二本传），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保卫了中国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又如清朝道光间，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残害中国人民。林则徐大义凛然，置各种威胁利诱于不顾，毅然收缴“烟土二万余箱”，并“亲莅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本传）。不止如此，他还亲自布防，组织战备，沉重打击西方强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上述英雄人物尤其是各个领域中熠熠生辉的时代伟人，堪称为古代中国的脊梁。诚如文学大家鲁迅先生所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忽然想到》）如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早已今非昔比，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仍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第四，研究纪传体文献，还可以加深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中外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很早以前，中国文化就通过种种渠道输往世界其他国家，西域、南洋及周边邻国都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姑且不论西方文明如何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仅以东方两个近邻日本和越南为例，即可略窥一斑。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但海洋隔不断中国文化的频频东传。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唐代“开元初，（日本）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日本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云云。至于越南，影响更深。越南独立前，人材选举同于中州，独立后仍仿中国科举制以诗文取士。据《明史·安南传》记载：越南黎太祖“置百官，设学校，以经文、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典制之外，诸如医学等科技亦复如此。《明史·安南传》中还记载：直到明代时，越南的药物仍靠中国供给。黎仁宗曾委派使者百余人来华，请求用土产香料换取中国的药材和书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输出的同时，其他民族文化亦输入中国。在物质方面，诸如玻璃、琥珀、香料、水晶、石榴、葡萄、苜蓿、蚕豆、胡萝卜，以及天马、驼鸟、狮子等等，皆来自域外各国。在纪传体文献中，从《史记》中的朝鲜、大宛等列传为起始，直至《清史稿》中的缅甸、暹罗、阿富汗，设立了数以百计的“外国传”。我们可以从中查到有关外国文化输入的具体记载。试以大宛（古代中亚国名）、大秦（罗马帝国）、缅甸为例。《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中国的葡萄、苜蓿源于大宛：“宛左右以蒲陶为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大秦国“有夜光璧、明玉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秈、朱丹、青碧”。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在《清史稿》中记载，乾隆五十二年，缅甸王孟云派使来华，携带“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毡、洋布四种”等等。与物质文化输入的同时，精神文化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印度文化为中国输入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并对中国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以史学园地为例，即使堂而皇之的“正史”中也不乏印度寓言和传说的痕迹。如果说《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记的郭宪、樊英喷酒灭火酷似当年佛图澄行事，《三国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亦雷同印度故事；那末，《三国志·蜀书》中的刘备双手过膝、两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的形象，以及《晋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宋史》等史书中所写的开国君主的一系列超常的生理现象，则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夸大其辞的影响。当然，影响不止于史学，例如《新唐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了唐太宗派专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云云。

人类的生命在于运动，文化的生命在于发展。人类没有运动就不可能生存，民族文化没有纵向传递固然出现“断层”，而没有内外交流则意味着失去活力。中国古代文化能够由古而今地纵向传递、继承发扬，与不同区域的内外交流、取长补短有重要关系。从纪传体文献反映的情况看，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文化输入”，文化交流本身都是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彼此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试看我国正史等文献中的中、印两国：中国文化因为移植了印度文化而注入了活力，而佛教从中国的倒流，特别是中国纸和中国丝绸的输出，亦使印度获益匪浅。研究古代纪传体文献，目睹历史往事，对于当下自觉维护和执行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加深理解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乃至努力参与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倡导的“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惟其如此，以“二十六史”为代表的中国纪传体文献，不仅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引以为傲的一座文化大山，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座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金矿”。

亦惟其如此，面对这座极为罕见的“文化大山”，不独应该引起炎黄子孙的高度重视，也应该引起海内外一切有识之士的格外珍惜。我们不仅应该对其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更应该通过持之以恒的研究和探讨，最终能够充分发掘和利用蕴含于这座深山之中的各种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