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积极防御，以攻助守，力争作战主动权

如前所述，赤壁战后至曹操去世前夕，三国南北对抗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以孙、刘两家的扩张进攻为主流；曹操为了巩固后方、发展经济，对这两个敌手采取了收缩战线、内迁边民的退让防御对策，避免与他们进行决战。即孙资所称“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12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行单纯的消极防御，曹操在此期间多次采取过“以攻助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即采取主动攻势来挫败敌人的进攻图谋，并且收到满意的效果。曹操把孙权当作头号劲敌，先后率领中军主力四越巢湖，开赴淮南，可是如果仔细分析这几次远征，就会发现他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和建安十九年（214年）只是兵临合肥，分别停留了三五个月就挥师北还，没有与吴军濒江交战。曹操的另外两次南征分别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冬至十八年（213年）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至二十二年（217年）春，都是在进攻濡须口不利、战事胶着的情况下主动撤退，并未倾注全力破敌。笔者按：曹操在赤壁失利后焚烧剩余的战船，此后在谯县“作轻舟，治水军”(128)，多数船只体型较小，适于内河航行而不宜在大江作战。孙吴舟师不仅熟悉水战，其装备也远胜对手，“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129)曹军在水战上并无胜算，也没有能力运送大军和粮草过江，孙权只要避而不战，曹操的南征注定是无功而返。正因如此，有些官员在出征前提出异议，试图劝阻他的军事行动。如傅干谏曰：“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130)但曹操不为所动，坚持出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笔者分析，傅干的建议道理明显，身经百战的曹操焉能不晓？他屡次兵进淮南，却不与孙权持久战斗，其真实目的应是采取“以攻助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在敌人的主攻方向频频以重兵压境，令孙权时时需要紧张应对，借此打消其北伐行动，并非有渡江歼敌的决心。例如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131)。吴军全力准备迎战，就不会再去进攻淮南等地了。曹操两次进兵濡须，也是伺机作战。若是有隙可乘，就给敌人以杀伤，“攻破（孙）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132)；倘若无懈可击便收兵撤还，即使不能重创敌人，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多少损耗。如孙资所言，曹操的这些进攻是“见胜而战，知难而退”(133)；就是以主动出征来震慑孙权，使其不敢进攻，借以达到消除或减轻扬州前线防御压力的目的。上述作战意图，曹操不便泄露明说，傅干等人又缺乏远见，自然看不出其中蕴藏的深意了。

另外在战术层面上，曹操也力倡在局部防御战斗中实施“以攻助守”的策略，以阵前出击的积极进攻来打击敌人，并且获得奇效。例如建安二十年（215年）他远赴汉中，临行时给驻守合肥的张辽、李典等预留了作战方案。“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134)胡三省曰：“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135)众人畏惧敌众我寡，各怀顾虑，只有张辽充分理解了曹操指示的含义，决定出兵迎击。“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136)结果在强敌尚未完成攻城作战部署之前冲入其营，给予对方严重杀伤，重挫了吴军的锐气，孙权顾忌曹魏兵将的勇猛，不愿蒙受攻城的损失，只是在城下观望。“（孙）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张）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137)此番防御战斗的胜利，固然归功于奋勇杀敌的合肥将士，但曹操事先运筹帷幄，确定了“以攻助守”的作战方针，则是魏军能够以弱胜强的前提。孙盛对此评论说，合肥守军“县（悬）弱无援”，形势非常不利；可是吴军自恃众多，必有轻敌懈怠之心，这些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张辽等人乘其立足未稳主动迎击，应有获胜的可能，结果会使双方的士气和斗志发生转换，从而增强魏军坚守的决心。“且彼众我寡，必怀贪惰；以致命之兵，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他还称赞曹操精通兵法，料事如神。“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