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大有裨益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通常相当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例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往往会将这种看法强加于我们）。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又是为什么连在一起的。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这个企图是否成功读者必须自己判断。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虽然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参考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实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中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了一门为期13次的演讲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星期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苏珊·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瓦妮莎·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詹娜·帕克博士（Dr. Jenna Park）。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艾伦·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帕特·塞恩（Pat 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了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安德烈·希福林（André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的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