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秦汉
秦朝
秦朝改革措施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将自己尊号定为“皇帝”，自称“始皇帝”，意即自己有三皇五帝的功勋。此外，秦始皇还命令博士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堂礼仪和文书制度，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平定天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开始调整和扩充官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新的政府机构。他在朝廷设立三公、九卿的统治机构辅佐皇帝，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他用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把全国分为36个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即官僚制度。它将原本分散的各项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加强了各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这一制度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为我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
文化方面，秦始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标准文字小篆，命文官编写课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为增进交流，秦始皇又发展交通，修建由咸阳至燕齐和吴楚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到九原的道路，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他又将车轨一律定为六尺宽，这样，各国的车辆就可以通行全国了。此外，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规定全国只通用两种货币，一种称上币，为黄金铸造，重二十两；另一种称下币，为铜铸的圆形方孔钱，每枚半两。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以及交通的便利，都促进了秦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加强和维护了全国的统一。
焚书坑儒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话，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被秦始皇所采纳。当时所焚之书包括《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禁书籍都必须在30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把希望寄托在方士寻觅仙药上，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后来，侯生、卢生无法继续行骗，便以始皇贪于权势、不可为求仙药为由，相约逃亡。秦始皇得知后非常愤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受株连的儒生达460余人，最后都被活埋于咸阳。
沙丘之变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李斯、胡亥、赵高等随从。次年，秦始皇一行从江南返回，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北），秦始皇崩逝。弥留之际，秦始皇曾留下长信给长子扶苏，叫他立刻回到咸阳，继承皇位。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为了避免消息传出而招致祸乱，秘不发丧，将秦始皇的尸体放在辒辌车中，照常送水送饭，一面抓紧时间往回赶，一面让赵高尽快派人把秦始皇的遗诏给扶苏送去。
然而，深得胡亥宠信的赵高可不愿意让扶苏继承皇位，他和胡亥两个人沆瀣一气，所以赵高为了保证自己的富贵和权势，一心想立胡亥为帝，胡亥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两人商量后，在沙丘夜访李斯合谋发动政变。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他深知李斯贪权，便对他说：“丞相，皇上的遗诏被胡亥公子扣下了，恐怕扶苏不好继承皇位了，您看怎么办呢？”李斯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忙说：“这种亡国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赵高又说：“丞相与蒙恬相比，如何呢？”李斯说：“他是三世将家，我怎么能和他比呢？做臣子的应该恪守本分，凡事也只有听天由命了。”赵高听出了李斯欲保权位的私心，于是胸有成竹地说道：“那好，现在权力掌握在胡亥手中，违反他的旨意，立即斩首。何况扶苏登基后，君侯的地位定会受到蒙恬的威胁，不如君侯和我一起做个顺水人情，从而长保富贵。您看如何呢？”李斯叹了口气说道：“唉，我李斯既不能追随先帝而去，还管得了什么国家命运啊。”就这样，赵高成功地说服了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诏书，立胡亥为皇帝。为了将反对势力彻底扫清，他们还以秦始皇的名义说扶苏监军北方“无尺寸之功”，又说其“为人子不孝”，令其自杀，同时将蒙恬赐死。接到诏书后，扶苏、蒙恬自杀。回到咸阳后，赵高辅助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
子婴杀赵高
公元前207年，章邯等率兵攻打巨鹿，楚将项羽率领军队援救巨鹿。这年冬天，宦官赵高杀死了李斯，当上了丞相。后来，章邯等作战多次失利，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非常恐慌，就让长史司马欣前去请示。赵高既没有召见他，也没有给他传过任何话。司马欣心里极度恐惧，就逃走了，赵高派人前去捉拿他，但没有捉到。
司马欣去见章邯，对章邯说：“赵高现在权倾朝野，将军您不立功会被杀，立了功也会被杀。”这时项羽正加紧进攻秦军，将秦将王离俘虏了，章邯等人也率兵投降了。没有多久，赵高图谋作乱，但又担心大臣们不听他的命令，便先做了一次试验。他派人把一只鹿牵到秦二世身边，告诉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弄错了吧？这怎么是马呢？明明是鹿嘛。”随后二世转过头去问身边的近臣，这些近臣都知道这是赵高在搞鬼把戏，因此有的附和赵高说是马，有的沉默不敢说话，但也有些耿直的大臣说是鹿，结果这些说鹿的大臣都被他暗中派人杀了。没过多久，赵高施计杀了二世，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将二世当作平民来埋葬。要子婴齐戒，以便入太庙祭祖，接掌传国玉玺。
当齐戒进入第五天的时候，子婴与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丞相赵高杀了二世，怕臣子们杀他，就假装依道义来拥立我登基。我听说赵高竟然与楚国相约要灭秦朝皇室，然后在关中称王，现在要我齐戒，以便入太庙，就是希望借此在太庙中杀我。为了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我想届时装病不去，那么赵高一定会自己来找我，你们事先设下埋伏，等他一来就杀了他。”
到了要入太庙的时候，赵高派人去请子婴等人，子婴佯装生病，无法前去。赵高果然自己前来，说道：“宗庙之事，非常重要，大王为何不去呢？”子婴趁此时命令手下的伏兵在齐宫中杀了赵高，并灭了赵高三族。
破釜沉舟
秦末农民起义，烽烟四起。秦军困赵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赵王歇向楚怀王心（陈胜遇害后，项梁、项羽等便拥立原楚怀王之孙心为王，仍号楚怀王）求援，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北上救赵。宋义率大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畏缩不前，项羽便杀掉宋义，领军继续前进，当部队渡过漳河后，项羽命令把所有的船只凿破，沉到河里；再把做饭的锅也全部砸碎；每个士兵只带三天的干粮，向秦军进攻。项羽带领部队以宁愿战死也不回来的决心，与秦军进行了九次激烈的战斗，大败秦军，解了巨鹿之围。这就是著名的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的成语由此而来。
秦始皇
秦始皇是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他出生时，其父子楚正在赵国作人质，因此，嬴政出生在赵国。公元前259年，嬴政刚出生，秦赵两国就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后来，赵国战败，想杀子楚，子楚在大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回秦国，吕不韦又四处活动，使子楚当上了太子，赵姬后来也偷偷回到了秦国。
秦孝文王去世后，子楚继承了王位，即庄襄王，立下大功的吕不韦被封为相国。但好景不长，即位不到三年的子楚就因病不治，早早归西。当时嬴政年仅13岁，虽即位成为秦王，但大权却落在了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后来假宦官嫪毐利用太后的宠信，很快成为与吕不韦并列的又一大势力。
嬴政渐渐长大，不甘心听任吕不韦和嫪毐的摆布。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叛乱，被嬴政察觉，当即下令车裂嫪毐，软禁了太后，并以嫪毐是吕不韦一手引荐为由，借机免除了他相国的职位，将权力收归自己。随后，秦王政举行“加冠”大典，从此独掌大权。
国内形势安定之后，秦王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首先于公元前230年灭掉韩国，然后于公元前222年灭掉赵国，同年，灭燕、魏两国，此后，于公元前223年将楚国拿下，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嬴政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时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自称始皇帝。
中原地区稳定以后，秦始皇又着手军事。公元前215年，他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又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收复地设置了九原郡，移民实边，进一步稳固了北部边防。征服了南部的百越地区之后，秦始皇设立了桂林、象郡等郡。
然而，在他的辉煌功绩之外，秦始皇也做了不少蠢事，有过许多暴虐之举，他崇尚严刑苛法，租役繁重；为了钳制思想，他烧毁诗书图籍，活埋议政的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多人，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文化。到了晚年，秦始皇竟然寻仙访道，以求长生不老，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到东海拜神求仙，耗费巨资，一无所获。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游中突然病倒，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病死。
李斯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早年做过郡小吏，后成为荀子的门生。战国末期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后来当上了秦王政（即秦始皇）的近侍，由于能够经常接近秦王，李斯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王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封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在得到秦王重用后，李斯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辅佐秦王建立统一大业。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便相继吞并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李斯被升为丞相。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李斯追随赵高，合谋伪造了遗诏，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李斯以“谋反”罪被杀，夷三族。
陈胜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秦二世大举征兵，陈胜和好友吴广被任命为屯长，带领被强征的900名壮丁一起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当队伍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刘村集）时，一连数日，大雨滂沱，行军的日程被耽误了几日，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期赶到渔阳。但按照秦朝当时的法令，延误日期就是违反军令，是要判死刑的。
陈胜等人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他和吴广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带头起兵反秦。吴广杀死了两个将尉。陈胜趁机对戍卒们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又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900名戍卒听到陈胜的一番话后，纷纷振臂高呼，坚定地表示愿意随陈胜一起起兵反秦。
次日，陈胜、吴广便带领900名戍卒揭竿而起。他们顺应民心，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热烈响应。旬日之间，起义军连克数县，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随后，陈胜和吴广在陈郡治所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并推陈胜为王。
政权建立之后，陈胜开始调兵遣将，与其他各路义军会合后，兵分四路，一同向秦国进军，获得一系列的胜利。然而，形势很快就对起义军不利：政治上尚未成熟的吴广军队中发生了内讧，将军田臧因不服吴广的管制，竟然伪造陈胜的命令杀死了吴广。章邯轻易将吴广军队攻破。接着秦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逼进了张楚政权的中心陈县，由于在兵力和武器上，都与秦军相差甚远，义军节节败退，将领蔡赐、张贺先后战死，陈胜率领残存义军向东南撤退，准备等待时机再度攻秦。公元前209年12月，起义军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次年车夫庄贾叛变，将毫无防备的陈胜杀死。
虽然陈胜领导的这次起义仅仅持续了6个月就失败了，但在这之后，反秦起义却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全国各地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使秦王朝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小篆
也叫秦篆、玉箸篆。通行于秦代，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秦国旧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了统一的小篆字体。小篆的出现是我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秦篆一般铸造镌刻在铁器及度量衡器、符印、货币、诏板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结字端庄，分行布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其传世代表作有《泰山刻石》残部，仅存10字。另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真迹拓片存世，《会稽刻石》《峄山刻石》（现藏西安碑林）后人摹刻本传世，据传上述刻石皆为李斯所书。小篆从出现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如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又因其笔画复杂，奇古，可以随意添加曲折，所以在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均采用篆书，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封建王朝覆灭，新的防伪技术出现。在《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隶书
隶书也叫“佐书”“史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相传，隶书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他去繁就简，将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即“秦隶”。“秦隶”是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的简化，它将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相比于烦琐的篆书，隶书更便于书写和推广。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到了东汉，隶书进一步发展，撇、捺等点画被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运笔风格也更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隶书在汉代开始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无论是在帛画、漆器、画像、铜镜中还是写作石刻与简牍，都尽现精美绝伦的风貌。魏晋以后，由隶书派生出的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由于本身变化不多，开始经历长时期的沉寂。到了清代，由于碑学复兴，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何绍基等著名书法家，对汉隶加以创新改造，隶书开始大放光彩。
秦筑驰道
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并便于政令军情的传送和商旅车货的往来，下令在全国各地修筑驰道。
筑道工程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向各地辐射，东至燕齐，南达吴楚，北抵九原，西通陇西，形成较为完整的交通网络。驰道宽50步，路基均用铁锤夯实，较为坚固。道中央宽3丈，为车马专用道路；驰道两旁辅以小径，为百姓行走之途。驰道的修成，极大地方便了整个国家的陆路交通，促进了全国的联系。
最早的船闸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船闸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由于五岭逶迤，秦军的行军和运输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决定在山岭间开凿一条运河，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他命令史禄开灵渠，路线选定在湘江和珠江支流漓江的分水岭上，渠长60公里。因为灵渠处在高山之上，湘江和漓江的水位相差很大，最高处的比降达1/160，超过适于航行比降的20倍。为解决这一矛盾，当时发明了斗门。斗门，又称陡门，就是现在的船闸的闸门。在运河水位比降较大的地方筑起一个个斗门，控制河段水位。每过一个斗门，船就进入水位较高的河段。这样，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运河就出现了。
阿房宫
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后，从公元前212年起，在渭水之南的骊山脚下，修建了规模巨大、气势恢宏的阿房宫。阿房宫规模极其宏大，《史记》上说：“始皇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汉书》也有记载：“东西五里，南北千步。”秦始皇命70万劳力造阿房宫，可他还没有等到这个工程完工就死了。相传公元前206年，项羽攻占咸阳后，这座伟大建筑被付之一炬，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现尚存夯土台基，长约1000米，高约7米。
秦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5千米，南靠骊山，北临渭河。1974年，在秦陵东侧约1.5千米处发掘出大批兵马俑，轰动世界。这些兵马俑分布在3个坐西向东，南一北二，呈品字形排列的坑中。一号坑长230米，宽62米，为步兵部队；二号坑长124米，宽98米，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组成的多兵种部队；三号坑面积约520平方米，呈“凹”字形，周围有几十个武士俑，为统领一、二号坑的指挥机关。3个坑中共有近8000件陶俑、100余乘战车、400多匹战马和数十万件兵器。秦兵马俑同真人、真马一般高大，武士俑高1.8米，面目各异，神态威严，制作细腻精致，形神兼备。陶俑人物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陶马更是细致至极，匹匹劲健有力，形象逼真生动。出土的金属兵器有青铜剑、戈、矛、戟等。其中经过铬盐钝化防锈处理的剑，至今仍寒光闪闪、锋刃依旧。另有两组铜车马令人惊叹，每组有车一辆，马四匹，驾车俑一名。华丽的车盖，镂空雕琢的车窗，鞍辔上还有金银错纹饰。
西汉
汉初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土地荒芜，国库空虚。为此，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统治，恢复生产。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秉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采用郡县制和20等爵位制；在秦律基础上制定《九章律》和礼仪制度；实行“强本弱末之术”，鼓励农耕，压抑商贾，避免以商害农；将六国君主的后裔和豪族大户迁至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大批士兵退伍回家，减免他们的徭役，以恢复经济和生产；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赋十五税一”，即按人头征税，每个成年人每年120钱。这些举措都为恢复生产、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对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率军南下，与叛汉的韩王信联兵围困晋阳。刘邦亲自带领军队迎击，被匈奴骑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之久，后来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身边的人，汉军才得以从匈奴的包围圈中脱身。刘邦鉴于汉朝初建，国力并不雄厚，一时没有能力将匈奴征服，就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且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了。
韩信之死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韩信在军事上的不断成功。韩信的军事才能令人叫绝，但是政治斗争方面却相当幼稚。在楚、汉相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错过了乘势建立个人势力的时机。而在刘邦建立汉朝以后，被封为楚王的韩信却又表现出独占一方的意图，给刘邦削弱他的势力制造了很好的借口。公元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曾与刘邦讨论过领兵打仗的话题。刘邦问韩信：“你说我能指挥多少士兵？”韩信说不会超过10万。可当刘邦问韩信能指挥多少士兵时，韩信自负地说：“我是越多越好啊！”刘邦笑着反问道：“既然你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要受制于我呢？”韩信说：“那是因为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却擅长使用将领呀。”这场对话的表面意义很清楚，可背后的对立与斗争，却很少受人重视。刘邦的江山已定，能多多益善带兵打仗的将帅，已不是国家之福，而是帝王之祸了。
到了这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豨的造反时，要求韩信随军行动，韩信称病不从。而在私下里，韩信却与陈豨联络，想里应外合，企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结果，消息不慎走漏，韩信被吕后诱杀（公元前196年）。临死之时，韩信才后悔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被人杀掉了。
诸吕之乱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乐宫病死，同年，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为汉惠帝。惠帝即位时，只有17岁，加上生性仁弱，结果使得朝中大权都被太后吕雉把持了。
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惠帝病死。惠帝无子，于是吕后立少帝，并由吕后临朝称制。4年后，少帝被废，吕后立恒山王刘弘为帝。
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于是立侄子吕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吕释之子禄为赵王，吕台之子通为燕王。（《汉书·外戚传》）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都封了王，吕家势力不断壮大，刘邦“非刘不王”的限制被打破。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临终前下令由吕产掌握南军，吕禄掌握北军。
吕后死后，为了永绝后患，诸吕打算诛杀功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刘家人决定抢先下手，于是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产派大将灌婴迎击，灌婴到荥阳以后，按兵不动，准备和刘襄及诸侯联合，共击诸吕。同时，在长安的陈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动，从而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可是南、北军依然被吕氏集团控制着，太尉周勃用计假借符节，进入北军，从而夺得统军大权。朱虚侯诛杀了南军首领吕产，并且遣人将诸吕不管男女老幼一并处死，从而把吕氏集团彻底消灭。
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使刘家政权万世长存，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王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威胁到了中央政权。文帝时，著名政治家贾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向文帝提议采取措施，文帝将一些大国分成若干小国，但没有成功。至汉景帝，御史大夫晁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削藩”的主张。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成了诸侯王反叛中央的一个借口。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六个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之初，景帝顾忌各诸侯国的强大势力，于是将晁错杀掉，以安抚各诸侯王。但刘濞“清君侧”是假，“篡君位”是真，不但不就此罢兵，甚至自封为“东帝”。刘濞的做法使景帝看清了当前的形势，于是下决心平定叛乱。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平定了七国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景帝乘机将诸侯王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政权。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年—前180年），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无为思想。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个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对刘邦时期这一政策的延续，同时又有所调整。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下诏对田租进行全免；景帝元年（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粮价，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又取消过关用传制度，这项举措对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十分有利。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副业生产。
文景二帝提倡节俭。皇帝尚节俭，对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此外，文景时期，对待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以和为贵，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对强敌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委派张骞为特使，率100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以期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张骞的使团出了阳关不久，便遭到匈奴的骑兵袭击，一行人全部被俘并被辗转押到匈奴王庭，张骞在被关押了10年之后，终于找准机会逃了出去，到了大宛国，然后再从大宛到了康居国，最后历经艰辛到达了大月氏国。可是大月氏已迁徙，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张骞只得再从大月氏国到大夏国。在考察了大夏国后，张骞启程回国，途中再次落入了匈奴人之手，又被他们关了一年多，后于公元前126年回国。
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但却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通商之路。对于他的表现，汉武帝非常满意，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经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三次胜利。张骞率领庞大的马队，带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特产，从西域各国换回了毛毯、貂皮、骆驼，以及葡萄、黄瓜、芝麻等商品。此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乌孙，虽与乌孙联抗匈奴迟迟未定，但乌孙王曾派使者随张骞回访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张骞开拓的从长安到西域各国的通商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三纲五常
董仲舒最先提出了束缚中国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显然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的发展。其目的是要把所有阶级统治秩序化、合理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更是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试图让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服务，倍受压迫而毫无知觉。他还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是天意，而要实现大一统，首先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于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要罢黜。皇帝受命于天，王侯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所有这些都是天的意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三纲五常”实际上也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工具。
推恩令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实行“推恩令”。
汉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中央政府力量有限，一下子又找不到稳定局势的方法，就部分沿用了周朝的分封制。可到刘邦晚年，异姓王已被各个击破消灭。到景帝时，同姓王中势力较大的已全部被铲除，余下的只是些力量有限的王侯。但是，汉武帝还是担心这些王侯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就在这一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开始推行“推恩令”。具体规定是，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要在原封国内受封为侯。新封的侯国直接受各地郡的管理，而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这样一来，地盘本来就有限的封国，就更加支离破碎，势单力孤了。所以，这个“推恩令”，看上去是把王国的恩泽推及更多的人，其实是为全部消灭王侯做准备。
为了防止王侯们结党营私，网罗人才，武帝又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为官的，绝不能再仕于王朝。同时，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相互串通，发展势力。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逐个剥夺诸侯的爵位。比如在公元前112年的一次宗庙大祭时，武帝就以诸侯的献祭物品数量不够、质量不好为由，一次剥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汉初因军功封侯者有140多人，而到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年），已经所剩无几，只有5人了。
刺史制度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郡国的管理，把全国除了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成了十三个部（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刺史的治所并不固定，每年八月对所辖区域进行巡视，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虽然当时在国家的官制中刺史并没有多高的地位，但是在地方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也可以监督诸侯王，刺史权责虽重，但并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制度的确立，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
西域都护府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对西域实行全面的管理。
这一年九月，匈奴日逐王率其众投降汉朝，骑都尉郑吉率西域诸国5万人迎之。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郑吉在西域，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因此号称都护。郑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置都护府，对乌孙、康居等36国进行督察，使汉朝的号令更好地在西域得到执行。
王莽改制
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后，为了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公元9年，王莽下令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能进行买卖，各家土地超出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一妻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第二年，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筦。在全国的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由国家经营，私人不许经营。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变更。王莽的改制，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绿林、赤眉起义
天凤四年（17年），荆州一带发生严重饥荒，新市人王匡、王凤聚众起义，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因而被称为“绿林军”。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绿林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七八千人。后来，在人心思汉的情况下，绿林军在宛城南面的淯水之滨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更始三年（25年），刘秀即皇帝位，改元建武，东汉开始。
绿林起义的第二年（18年），琅邪人樊崇率众在莒县起义，樊崇英勇善战，青、徐各地的起义部队都归顺他。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农民，他们都是为饥饿所迫。为了在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就在眉毛上涂上红色，所以称作“赤眉军”。赤眉军多方转战，后来西攻长安，起义在建武三年（27年）春宣告失败。这两次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推翻了王莽政权，但最终还是充当了改朝换代的铺路石。
刘邦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众起义，全国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刘邦在其家乡沛县拉了几百人，在萧何、曹参、樊哙等的支持下，攻下县城，自称沛公。但由于势单力薄，他曾依附于当时声势浩大的项梁、项羽起义军，与项羽结为把兄弟，从此并肩作战。但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失败，项梁因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偷营战败而死。于是，楚国群臣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关中。楚怀王忌惮项羽残暴，便令他率主力北上救援河北，派刘邦进攻关中。并与群臣约定：“先入关者为王。”
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同时出发，由于项羽军队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主力，因而刘邦并未遇到强劲抵抗。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顺利攻破咸阳，秦王子婴捧玉玺投降。进入关中后，刘邦召集咸阳的百姓宣布废除严刑酷法，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偿命，伤人及盗抵罪。此举不仅安定了民心，而且也争取了民心，关中百姓无不期盼刘邦为王。
同年，项羽攻破函谷关，进入关中。12月，项羽听说刘邦要称王，遂要率40万大军攻打刘邦，而刘邦只有10万兵马，无奈只得在项伯和张良的斡旋下，来到鸿门向项羽求和。项羽的大谋士范增认为项羽称霸天下的最大对手就是刘邦。于是设下鸿门宴，想除去刘邦。但由于项羽的优柔寡断，加上张良与樊哙的机智勇敢，刘邦最终逃了出来。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依仗无人能敌的强大势力，背弃“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故意把刘邦封在了偏僻的汉中。由于实力悬殊，刘邦只得忍气吞声前往汉中。
此时，中原局势混乱，刘邦趁项羽征讨造反的田荣之机，率军一举攻破了关中，大受百姓的欢迎。自此拉开了刘邦与项羽间长达4年的楚汉相争。虽然刘、项实力相差甚大，但刘邦善于用人。公元前202年，刘邦30万大军在垓下将项羽层层围住，项羽军队兵疲粮绝，绝望之余与虞姬自刎乌江。随后，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刘彻
刘彻自小有胆有识，机智过人，深得汉景帝的喜爱，4岁时就被封为胶东王，7岁时，又被景帝改立为太子。
公元前141年，景帝驾崩，年仅16岁的刘彻登基，史称“汉武帝”。汉武帝招贤任能，使得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这一时期人才辈出。
国内政治、经济安定后，汉武帝便开始反击匈奴扰边，武帝曾15次出兵匈奴，其中，元朔二年（前127年），与匈奴交战河南，夺取河南地，建立了朔方郡；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在河西交战，大败匈奴，并将匈奴赶出河西走廊；两年后，汉武帝乘胜出击，与匈奴在漠北进行了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举歼灭了匈奴主力；此后，汉武帝将疆域扩充至西域葱岭。继而，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又派大将唐蒙开西夷，并两越，疆至海南，大展汉家雄风。
但晚年的汉武帝，却挥霍无度，祀仙求神，迷信神鬼。然而后来他又能够认识与检讨自己的过失。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东巡至泰山明堂时，对天地神灵、文武百官乃至天下黎民深切忏悔。同年，汉武帝下轮台罪己之诏。汉武帝及时醒悟转变危局，不仅避免了蹈亡秦的覆辙，也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仅巩固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奠定了中国地大物博的基础，大致确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他的锐意改革、尽心求贤造就了大汉的鼎盛之世，与唐朝并称“汉唐盛世”，使大汉扬威万里。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一说前135年），司马迁出生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的一个官宦家庭，但当时其父并没有做官，而是生活在农村，因此，司马迁从小耕读于故里。他自幼聪明懂事，每去放牛，也总会带上一卷竹简，边放牛边读书。
公元前135年，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虽然官职卑微，但司马谈始终对历史论著抱有宏愿，并寄希望于儿子司马迁。此时的司马迁虽年幼，但却能诵读古文，通晓诸多历史，后来，父亲又费尽周折，让司马迁拜师于儒家大师孔安国和董仲舒，使得司马迁年纪轻轻就已通晓了诸多学问。
司马迁20岁时，张骞出使西域成功返回，这使父亲萌生了要司马迁游历各地的念头，司马迁也正有此意，于是他开始游历大江南北，网罗了很多史料。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父亲司马谈去世，临终前一再叮咛司马迁要完成他修订通史的志愿。元封三年，司马迁继父职。
然而，公元前99年的李陵事件却让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年，李陵率兵进攻匈奴，但终因寡不敌众，又未得到李广利将军的支援而吃了败仗。汉武帝大怒，于是，司马迁进言汉武帝说，李陵以5000兵杀敌2万，虽然被俘，不能算败；而李广利将军以3万杀敌1万，也不能算胜。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汉武帝竟偏袒李广利，将司马迁关进监狱，受尽非人的折磨，最后受到腐刑。司马迁忍受着身心的巨大伤害，毅然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
桑弘羊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的名臣，洛阳人，生于公元前152年，死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即聪慧过人，善于心算。十三岁时，桑弘羊进宫担任侍从。其时，武帝刚刚继位，他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损耗巨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的支出及皇室的浪费，使得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财富锐减，财政危机严重。此时，大商人们纷纷趁机牟利，并不想为国家排忧解难。
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卖武功爵，还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由国家垄断经营一些重要经济物资，以此谋利，增加收入。除了提出建议，桑弘羊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官员。从公元前120年开始，一直到武帝去世，他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要职，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盐、铁、酒全部实行了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所谓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获利；平准令即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购入，第二年粮价高时再低价卖出，以平抑物价，维持社会稳定。算缗即按照财产多少来向商人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多隐瞒不报或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如此一来，经济危机得到了缓解，百姓也减轻了负担，而抑商政策的周密施行也打击了商业经营，如告缗令施行后，几乎有一半的中等商人破产。
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升为御史大夫，和霍光、金日磾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到长安商议国家经济要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派人士猛烈批评盐铁官营及均输、平准等措施，认为这不符合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是在与民争利，因此力主变革。桑弘羊则坚持实行这些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最后，除了酒类由专营改成征税外，其他经济措施照旧。第二年，桑弘羊和权臣霍光在国家政策方面发生了分歧，后来又受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划废昭帝立燕王之事牵连被杀。
《汉仪》
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以后，布衣将相在朝廷上毫无规矩，饮酒争功，大声喧哗，有的甚至拔剑击柱，全不成体统。刘邦对此深感头疼，儒生叔孙通知道后，就乘机向皇上进言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现在皇上要安天下了，是用儒生的时候了，我想让鲁国儒生同我的弟子一起制定一份朝廷礼仪给皇上，不知妥否？”虽然刘邦一向瞧不起儒生，但当听到这番话后，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便让叔孙通试着去做。叔孙通召集百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斟酌古今，化繁为简，终于编出一部比较实用的《汉仪》。看过演习后，刘邦比较满意，于是便下令群臣照此操练。长乐宫建成后，诸侯群臣齐集朝贺，在礼官监督下，严格依礼仪进行，朝堂上一片肃穆。接着举行宴会，群臣坐于殿上，没有一个人敢随便吭声，他们低头屈膝，按照尊卑高下依次向皇上敬酒。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谁也不敢失礼。
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出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一些具体形式做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五道之三纲”取诸阴阳（天）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三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金缕玉衣
1968年夏，在河北省满城县（今保定市满城区）陵山上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大型汉代墓葬。两墓系并穴合葬墓，在石质山体中开凿而出，墓主为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的庶兄刘胜和其妻子。在这两座墓内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在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汉代珍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胜和其妻窦绾所穿的殓服——金缕玉衣。这两件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相似，它是用正方形、长方形或梯形的小玉片，四角穿孔，以金丝缀连而成，因此称为“金缕玉衣”。如果把金缕玉衣分解开来，可以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个部分。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仅金缕就重700克左右。
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
中国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出现在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日中有踆乌。”不过，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是西汉河平元年（前28）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现象，载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而欧洲人直到1610年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才观测到太阳黑子现象。
独轮车
独轮车出现于西汉末东汉初。四川成都杨子山汉墓的画像石、四川渠县燕家村、蒲家湾汉代石阙上都有独轮车的形象。独轮车的特点是：中间只有一个车轮，一般只一人推动，既可坐人又可载物。不论平原、山地或狭窄的路上都可使用。它在当时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是交通史上的重要发明。
东汉
光武中兴
刘秀当上皇帝以后，便镇压和收编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削平割据势力，经过近十年的奋战，统一了全国。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精简地方机构，惩治贪官污吏。在刘秀统治的这一时期，政局渐趋稳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外戚、宦官专权
东汉的皇帝从汉和帝开始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殇帝即位的时候还不到半周岁。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11岁即位。冲帝即位时两岁。质帝8岁即位。桓帝即位时15岁。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当然还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大事。就由他们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处理政事。外戚指的就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皇后的亲戚们。外戚把持朝政在历史上叫“外戚专权”。年幼的皇帝长大后，想夺回外戚手中的权力，就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指的是宫中伺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宦官得到皇帝的信任，同样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这样外戚又会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就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十分黑暗。这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首都洛阳的太学生们，利用太学这个阵地讨论政治，抨击宦官，声势极大。他们的活动得到官僚的支持。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蔑太学生和官僚结成朋党，要对朝廷不利，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在公元166年，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通告各郡，逮捕“党人”，牵连了200多人。第二次开始于公元169年，有六七百名党人牵涉其中，他们或被杀死，或被流放，或被监禁。接着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关押起来。所有党人和党人的学生、父子兄弟，以及亲戚，一律免除官职，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次党锢之祸持续的时间达十多年之久。
十常侍专权
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将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十常侍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面对他们的剥削、压迫，人们终于无法忍受，纷纷起来反抗。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戚争相专权。灵帝亲政以后，更加荒淫无耻。他公开标价卖官，大兴土木。他事事依赖宦官，宦官们大肆搜刮民财。他们给自己修建的宅院不亚于皇宫。上层统治者为了享受奢侈腐败的生活，无限度地加重农民的负担。甚至宫殿失火重建，也要向人民加税。在这样的压迫摧残之下，农民破产，无以为生。此时，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全国28个郡同时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农民头裹黄巾，烧官府、杀长吏，一路势如破竹，势不可当。
黄巾军是利用宗教的形式发动起义的。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南50里）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他们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轻视天道、不愿积德、贱道养恶、聚敛财富等“六罪”。太平道还用“符水”等办法为贫苦无靠的农民治病。这些，都从思想上动员和组织起了农民。
张角还派八个信徒分赴全国各地传道，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来投奔太平道。经过十几年的传播，道徒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及各地。他把信徒们组织起来，以“方”为单位，分为36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各设立渠帅。
太平道的首领们还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他们以《太平清领书》作自己的教义，还在布道时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还派人到各地，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以鼓舞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政治危机严重，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宦官、宫廷卫士也都信奉起太平道，并表示愿在起义时作为内应。
组织条件、舆论条件都已成熟，张角通知各方，准备在中平元年，即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发动全面起义。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叫唐周的信徒叛变，向朝廷告密，泄漏了起义计划。东汉王朝立即逮捕并杀害了几位太平道领袖，仅洛阳遇害的道徒就有1000多人。
在这危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派人骑快马分赴各地通知：起义时间提前。于是，全国八州28郡、36方、30余万道徒“一时俱起”。因为他们头裹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军”。他们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官府称他们为“蚁贼”。
黄巾起义的爆发速度很快，东汉王朝顿时慌了手脚。面对勇猛的黄巾军，东汉军队节节败退。年仅34岁的汉灵帝又气又急，一命归天。可惜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和配合，逐渐被各路官府武装各个击破。但黄巾余部还是不断活动。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王朝受此打击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曹操献刀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在朝中争权夺利。外戚为了除去宦官，把董卓召进京城。结果董卓乘机控制了朝政，将少帝废去，立陈留王为帝，滥杀朝中大臣，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
一天，司徒王允以做生日摆家宴为名，把朝中大臣秘密召集到家里。三杯酒下肚以后，王允忽然掩面大哭。众人感到非常吃惊，不禁问道：“今天是司徒生日，为什么这样悲伤呢？”
王允说：“我的生日并不是今天，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免得董卓这个老贼怀疑。如今董卓掌握了朝政，干了许多大奸大恶的事。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他的手中！”说完又哭，众人也一齐大哭。这时，独独一人却拍掌大笑道：“满朝文武官员，明哭到夜，夜哭到明，能把董卓哭死吗？”王允一看，原来是骁骑校尉曹操，便生气地说道：“你曹家也受朝廷俸禄，不想报国，反而讥笑我们吗？”曹操忙解释道：“您别误会，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我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却愿意刺杀董卓，取其首级，悬挂在京都城门，以告慰天下。”“你有什么办法吗？”王允离席悄悄问道。曹操说：“董卓对我比较相信，我可以借此机会接近他，然后再寻找机会将他杀死。听说司徒有一把七宝刀，愿您借给我让我进入丞相府去刺杀董卓，即使我死了也是在所不辞。”王允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曹操佩带宝刀前去丞相府。他径自来到小阁，只见董卓坐在床上，吕布侍立在旁。“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董卓问。“我的马非常瘦弱，走得很慢。”曹操答道。董卓对吕布说：“我有西凉进贡来的良马，你去马圈选一匹好的送给他吧。”吕布便出房去了。曹操心里暗自高兴，准备拔刀，又怕董卓气力大，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董卓由于身体过于肥胖，经不起久坐，于是便躺到床上，侧身休息。曹操慌忙抽出腰间的宝刀，正准备动手杀他，不想董卓在床上穿衣镜内看见曹操在背后动刀，慌忙转身道：“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把马牵到小阁外边。曹操十分惶恐，情急之中突然有了主意，他双手捧着刀跪在床前道：“我有宝刀一把，今天想把它献给丞相，以报答您的恩德。”
董卓接过一看，只见刀背用七种颜色的宝石嵌入作装饰，长一尺有余，既锋利又珍贵，果然是一把世间罕见的宝刀。董卓大喜，欣然收下刀，交给吕布保管，曹操便把刀鞘也解下交出。于是，董卓领着曹操出房看马。曹操牵马一看，谢恩道：“果然是一匹好马，不知骑上去的感觉会是怎样的。”董卓便命手下人备好马鞍。曹操牵着马走出相府，跃上马背，加鞭朝东南方向逃去。
曹操刚走不远，董卓想起宝刀的事顿时醒悟过来，立即命手下去捉拿曹操，可是，曹操策马奔驰，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王允巧诛董卓
董卓自从废少帝、立献帝后，变得更加残暴了，经常滥杀无辜。一日又给司空张温定了一个谋反罪，命养子吕布砍去其头颅，百官大惊失色。
晚上，司徒王允独自在家中后园叹气，一位名叫貂蝉的绝色歌伎听了，忙上前询问其叹气的原因，并表示：“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万死不辞。”王允心中顿时有了一个计策，于是对她说：“董卓危害朝廷，而吕布作为一员骁勇大将却认贼作父，他俩有很强的势力，难以铲除。不过，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色。我想运用连环美人计，将你嫁吕布又献董卓，让他们反目成仇，促使吕布杀掉董卓。”貂蝉说：“大人待我如同亲父，我当以死相报！”王允拜谢。
第二天，王允给吕布送去金冠和明珠，吕布亲自到王家致谢，王允摆下酒宴款待他。宴会中，王允让貂蝉为吕布斟酒。吕布见她长得貌若天仙，被迷得魂不守舍。王允即提出将貂蝉嫁于他为妾，吕布大喜而去。过了几天，王允请董卓到家中赴宴，董卓满口答应了。席间王允又叫貂蝉载歌载舞，以助酒兴。董卓见貂蝉是一个绝色佳人，禁不住连声赞叹。王允当即命人备好毡车，将貂蝉送至相府服侍董卓，董卓称谢不已。王允亲自把董卓送回府中，返回途中，吕布一把揪住他衣襟质问，王允解释道：“这是董卓太师将小女聘回，给你做媳妇呀。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嫁妆，等到小女到你家后即刻送上。”
吕布听了非常高兴，忙向他道歉，拜谢而去。自此，吕布来到相府中打听消息，却总是看不见貂蝉人影。实在忍受不住了，便来到堂中，询问董卓的侍女。“太师与新来的小姐正睡在床上，至今未起。”侍女答道。吕布又惊又怒，偷偷进入董卓卧房后窗窥探。貂蝉正在房内梳头，见了吕布，便紧锁眉头，做出忧愁悲伤的样子，并用香罗帕频频拭泪。两人眉目传情。董卓见了非常生气，将吕布喝退。董卓被貂蝉的美色迷住了，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出去。
一天，董卓入朝议事，吕布执戟相随。见董卓与献帝说话，便离宫来到相府，找到貂蝉。貂蝉见了吕布，哭着说道：“我自从见了将军，就已经对您产生了爱慕之情，能嫁将军是我的心愿，谁料太师顿生邪念，将我奸污。我已不洁，愿死在将军面前，以明我爱君之心！”说着就要跳下荷花池，吕布慌忙将她抱住，两人偎依难分。董卓在朝不见吕布，心中产生了怀疑，忙向献帝告辞回府，见吕布与貂蝉抱在一起，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抢了画戟就要杀吕布，吕布忙逃走。貂蝉向董卓哭诉道：“吕布调戏我。”董卓发誓要将吕布杀掉。公元192年，王允见时机成熟，便埋伏了一些精兵，唆使吕布将董卓杀死。
杨彪巧除奸邪
东汉末年，董卓扰乱朝政，后来大臣王允采用美人计将其诛杀。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继续作乱，再次攻进长安，将王允杀死，并纵兵大肆掠夺，其罪行超过了董卓。太尉杨彪等大臣迫于无奈，只好装作顺从的样子，暗地里却在思索着怎样除去这两个祸害。
经过多打听，杨彪得知，郭汜之妻狭隘多疑，嫉妒心极强，而郭汜与李傕往来议事，一般选择在夜间，因此，可以从这两件事里做一做文章。于是杨彪派人私下里去告诉郭汜的妻子，说郭汜与李傕夫人有染，所以经常夜里到李傕家去。郭汜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恼怒，大发雷霆，再不准郭汜到李傕的府中去。郭汜非常了解妻子的脾气，但李傕却被蒙在鼓里。有一次，李傕在府中摆下酒席，准备请郭汜到府中饮酒，见郭汜不到，为表诚意，就让人将酒菜送到郭府。
郭汜的妻子受嫉恨的驱使，同时也为了阻止郭汜与李傕往来，乘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李傕送来的菜中下了毒药，等郭汜准备畅饮时，郭妻又忙加阻止，说为了小心起见，把饭菜先给狗吃，狗吃后立刻倒地而死。郭汜非常吃惊，认为李傕想要害死他，但转过头来一想，不知是否有人在送酒菜时暗做手脚，因此没有贸然反击，但对李傕多了一层戒备。
几天以后，李傕又请郭汜饮酒，郭汜本来心存疑窦，偏巧喝完酒后刚到家中又腹痛不止，多亏郭妻给他灌了一些粪汤，使他大呕了一阵，才止住了疼痛。其实李傕并没有下毒，可能是郭汜的心理作用，也可能食物不干净，产生肠道过敏反应，这下子他便深信李傕要加害于他。于是，郭汜带兵直扑李傕家中，李傕以为郭汜是来杀人夺权，于是两人便厮杀起来，虽然后经人劝阻，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李郭之间的联盟随之瓦解。后来，诸将之间又发生了混战，李傕与郭汜均被除掉。
文姬归汉
蔡文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生活在东汉末期。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受父亲的影响，蔡文姬从小就开始读书、学习音乐。长大后，蔡文姬不仅能够写很精彩的诗歌，而且还精通音乐。
当时社会秩序非常乱，战争接连不断。人民生活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不仅生活艰难，而且时时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而这种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在了蔡文姬身上。有一天，乱军洗劫了蔡文姬的家，并将其家人都无情地杀害了。目睹家人的惨状，文姬悲痛欲绝。
乱军见文姬年轻貌美，没有杀她，而是把她劫持到了很遥远、很荒凉的匈奴。
蔡文姬被迫嫁给了南匈奴左贤王为妻，并生了两个孩子。虽然蔡文姬每天穿的都是匈奴衣，听的都是匈奴语，可她的心里，却没有一刻不思念遥远的故乡。就这样，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整整12年。
在这12年中，曹操平息了东汉的战乱。由于曹操和蔡文姬的父亲曾经是朋友，他听说了蔡文姬的悲惨遭遇后，就命人带着贵重的金璧来到匈奴，将蔡文姬赎回，使她重返故乡。
蔡文姬虽然回到了汉朝，可她心灵经受的苦难和创伤是难以磨灭的。于是，文姬就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由张道陵创建。
张道陵，原名张陵，字辅汉，东汉时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本来是太学生，精通五经。东汉顺帝时入蜀，在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学道。141年，张陵作道书，说自己是“天人下降”，特地来给百姓们传授“正一盟威之道”，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开始传教。因为入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以作酬谢，所以称作“五斗米道”。
143年，张陵到达青城山，在这里建立了二十四教区，并在各区设治头，张陵自称天师，掌管全教事务。张陵的五斗米道，主要在巴蜀地区活动。张陵死后，由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张修接掌五斗米道的领导权，一时五斗米道声势甚大。黄巾起义失败后，张角被杀，张修躲藏起来，最后被张陵之孙张鲁杀害。
张鲁雄踞巴汉近30年，五斗米道的势力在汉中达到鼎盛。至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汉中，张鲁降。五斗米道因而随之传往北方中原地区。在晋统一后，它又传向东南沿海一带。
豪右与门阀
豪右原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占有大量田产的豪族。他们占有大量的田宅，在乡里横行霸道，虽屡遭压制而不禁。东汉建立时，豪右势力纷纷拥众起兵，帮助刘秀建立并稳固了政权。所以，东汉建立后豪右势力进一步扩张，发展成为东汉时的豪强地主，并成为此后门阀士族的雏形。
东汉时期，显贵家族的正门外竖有两柱，用以夸耀功绩，左柱称阀，右柱称阅，这种门第较高的豪族世家就被称为阀阅或门阀。东汉以后，随着士族制度的发展和兴盛，门阀士族子弟享有很多特权，他们纵情于声色犬马，过着腐朽的生活，隋唐以后逐渐腐朽没落。
号角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是用兽角做成的，故称“号角”。号角是东汉时由边地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由于它发声高亢凌厉，在战阵上用于发号施令或振气壮威。后来，号角被广泛使用，制角的材料也改用较易获得的竹木、皮革，还有铜角、螺角。角的型号长短大小有别，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王充
王充出身寒庶，他6岁开始在父亲的教导下认字，8岁进书馆学习。他十分认真，从不贪玩或调皮。
几年后，15岁的王充被送到洛阳太学读书。太学主要是讲授一些诸如君权神授的经学迷信，而洛阳太学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因此此种气氛尤为浓烈。但王充对这些官方思想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有些反感。他喜欢博览群书，不愿意仅仅局限在几本儒家经典里面，更不愿意自己的思想为经学所禁锢。
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亲临太学，讲解经书，并鼓励学者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围观者数万人，盛况空前。王充自然也不肯错过这样的好时机，也前往观战，并作了《六儒论》。
结束了洛阳游学生涯后，王充回到家乡，在县、郡、州里做过一些闲散小官。但因为王充不肯向权贵低头，不肯为个人利益吹捧上司，又常常夸奖别人而埋没自己，所以，经常受到排挤，常常主动辞职。晚年，王充的生活非常凄苦，但他仍然坚持写书，六十几岁时，还完成了《养性》16篇。
约在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王充与世长辞。
王充一生撰写了《论衡》《政务》《养性》《讥俗》《节义》等多篇名著。然而，王充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致使他的思想和著作受到禁锢和攻击，大部分著作也未得流传下来。所幸的是，他的扛鼎之作《论衡》被著名学者蔡邕从江浙带到了中原，才使他的思想和著作得以流传。
王充的《论衡》一书，共85篇，约30万字，是一部极富挑战和批判精神的哲学著作，系统地揭示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阐述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王充在《论衡》中对当时宣扬的鬼神迷信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尤其对“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断然加以否定。他风趣地举例说，从古到今，几乎时刻都在死人，死者要比生者不知多多少，如果每一个死了的人都变成鬼，那么鬼都要摩肩接踵了，哪里还有人的地方呢？他认为“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二者密不可分，人死后，血脉枯竭，形体化为灰土，而精气自然消失，根本不会脱离人的形体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世间不可能存在死人的灵魂。
他还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否定“贤圣所言皆无非”和“圣人神而先知”。他认为先要通过与外界事物的感官接触，然后进行抽象的思维，才能获得比较可靠的认知。王充还大胆地强调，为了探求知识，即便是质问甚至驳斥孔子也不为过。他的这种思想与汉代提倡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儒家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抗，给当时的汉朝统治一大打击。
班固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于世宦之家。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封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著名的史学家。由于跟随在京做官的父亲，班固得以进入洛阳太学读书。在太学，他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为日后撰写《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班固从太学回到故乡为父亲服丧。居忧期间，他开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发现《后传》所述历史不够详备，于是决意代父完成修订工作，便在《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不幸的是，这项工作刚开始不久，即有人上书明帝，说他私自篡改国史。班固于是被捕，收入京兆狱。书稿亦全被抄走，送交洛阳。这时，幸亏其弟班超上书明帝，为他辩护；郡官也为他上书进言，班固遂得出狱。他的才华遂被明帝发现，被调往校书部，封为“兰台令史”，修撰国史。当他与陈宗等人完成《世祖本纪》以后，又被升为郎官，任典校秘书。此后，班固花费二十余年的心血，至章帝中期基本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班固自迁为郎官后，一直很得皇帝的重视。章帝时，班固见京师大兴土木，于是上《两都赋》，受到章帝的赞赏，从此愈发受皇帝的宠幸。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永元元年（89年），和帝登基。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窦两家本就是世交，班固进入窦宪幕府后，二人关系更加密切。永元四年（92年），窦宪班师回朝。不久因政治斗争失败自杀。班固被免官。洛阳令因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蔡伦
大约公元62年，蔡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永平末年（75年）入宫做了太监。进宫之后，蔡伦做了小黄门，职位相当低。但他头脑灵活，机敏多才，做事又小心谨慎。到了公元88年汉和帝即位后，蔡伦即被升为中常侍，掌管文书，传达诏令，并时常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又升至尚方令，负责皇室器皿的制造，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品的机构，资金雄厚，技术完备，这给蔡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蔡伦在少年时代就对造纸有着浓厚的兴趣，做过许多次试验，虽然未能造出纸来，却对造纸的材料和一些基本工艺有了很深的了解。进宫后，他看到皇帝批阅的奏章大多用的是竹简或木牍，极为笨重，也有用缣帛的，但由于成本太高，难以在民间普及。于是他利用做尚方令的有利条件，认真揣摩过去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反复实验，对造纸的原料和工艺都进行了改革。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尝试造纸，这样，既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又降低了造纸的成本。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他造的优质纸张进献给汉和帝，汉和帝用后，觉得纸张轻薄而不透漏，写起来非常舒适，对蔡伦大加赞扬，并通令推行全国。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蔡伦因造纸有功，被封龙亭侯，人们便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经过他的改进，不仅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许多，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起，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张衡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西鄂（今南阳石桥镇）一个世族大家庭，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但后来家道中落，加上父亲去世得早，家境十分贫寒。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为了谋生出任南阳太守主簿，掌管文书。此间，他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长达五六千字的文学著作《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赋》，用优美的词句描绘了两京的社会风貌，用率直的言语讽刺了时势，将汉赋推向了又一高峰。
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张衡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文气象、掌管历法等事务，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潜心研究，终于写成了世界天文学史不朽的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打破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论，提出了浑天思想，并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的形成、结构和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还对日食和月蚀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元初四年（117年），张衡四十岁，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个不朽的发明是地动仪。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就曾准确测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地震。同年，张衡上书皇帝要求辞官回乡，但回乡的第二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2岁。
另外，张衡还推算出圆周率是3．1622；他在地理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绘制的地图流传了几百年；他的《二京赋》被誉为“长篇之极轨”；他的《温泉赋》《归田赋》及《四愁诗》也都称得上是传世佳作。总之，张衡的一生可谓“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出身大族，自幼饱读诗书，加上他自身的聪慧好学，很是令父母骄傲。他最爱读的是《史记》，常常被书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弄得如痴如醉，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故事，不仅让他为之倾倒，更激发了他学医的兴趣。从此他四处搜集医学典籍，立志要成为一名像扁鹊那样能够救民疾苦的良医。然而，父母从没想过要他行医，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在东汉时期，行医不但不受敬重还要受到歧视。
张仲景全然不顾世人的不解和鄙视。他学医不是为了图虚名、谋私利，而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唤醒那些笃信巫术的人。所以，他对医术总是一丝不苟，从不含糊，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总是虚心而诚恳地向那些先辈讨教。虚心求教的态度，专心致志的精神，让他的老师们深受感动，于是将自己家传的秘方、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经过多年的苦学和求教，在张仲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内科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颇负盛名。
但张仲景并未满足于他在内科医学所取得的成绩，他听说数百里外的襄阳有位号称“王神仙”的外科医生，专治疮痈，而且手到病除，因而人称“王神仙”。立即动身前往拜师，见到“王神仙”后，张仲景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王神仙”看到仲景确为救人而行医，没有半点杂念，于是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盘托出，全都教给了他。
张仲景穷毕生精力钻研医术、救死扶伤，不图名、不为利，无论从其高超的医术还是高尚的医德来看都不愧“医圣”的美名。
建安文学
东汉建安（196～220年）年间和稍前及稍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统称为“建安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主要代表作家有“三曹”及“建安七子”。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的离乱，所作诗歌主要是因事而发，悲壮慷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安文学在悲壮慷慨的基调中，感伤离乱，悲悯人民和慨叹人生相联系，从而激起及时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显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沉郁文风的典型代表。这一独特的风格使它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等。宋《宣和书谱》载，“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初期的“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都为代表作。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着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地域的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各臻其妙。到了唐代，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不但书体成熟，且书家辈出，如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作品均为后世所重，被奉为习字的模范。今天传世的楷书墨拓中，除了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外，元代赵孟，明代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佛教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汉明帝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头顶上有一道白光的金人，绕着大殿飞行，忽然升到空中，往西去了。
他醒了以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博士傅毅说：“天竺有一位名字叫作佛的神。陛下梦见的金人就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一位王子放弃了宫廷的贵族生活，出家修行，创立了佛教。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把他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佛经。
汉明帝对傅毅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就派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这两人到了天竺以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向他们介绍了佛教教义，并赠送他们佛经。
公元67年，两名官员带着两个天竺僧人，用白马驮着一批佛经和一尊佛像，经过西域，回到国都洛阳。
从汉明帝开始，佛教正式进入中国，并不断发展起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马寺
白马寺于公元68年建于河南洛阳市东12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取经归来后，传旨修建这座寺院。因为佛经、佛像是用白马驮来的，故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官府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它坐北朝南，长方形的院落，依次排列着五重殿阁，即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昆卢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