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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的第二个特色是与印度的瑜伽实践有密切的联系，特别重视“禅定”。

瑜伽是印度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一种修行实践，它可以使人获得宁静的精神状态和产生某种超自然力量。印度河文明留下的遗物如石雕和刻在印章上的图案清楚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这种实践就风行印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加工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就说：“宁静曰瑜伽。”《奥义书·伽特伽书》中也说：“诸根（指眼、耳、鼻、舌、身、意等）调御坚定，是名瑜伽。”其产生时间已难确定，但一般认为较早的瑜伽派则是古印度哲学的一派，它的经典是《瑜伽经》。“瑜伽”的意义是“结合”，指修行。在哲学上，瑜伽派认为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原初物质的产物，它与高于思想、支配思想的“灵魂”有某种亲缘关系，因反映“灵魂”而产生意识。因而，当思想随思想的对象（外界事物）变化而变化时，便形成了“灵魂”、思想、对象三者的虚假同一，这是人类痛苦的根源。瑜伽的目的便是控制和制止思想活动，断绝灵魂与多变对象的虚假同一，消除痛苦，获得宁静和某些“神通”。在实践上，它指明了八种修行手段：（1）禁制（克制），（2）遵行（限制），（3）坐法（坐姿），（4）调息（控制呼吸），（5）制感（制止感觉），（6）执持（专注），（7）禅定（静虑），（8）持（专心）。

由于瑜伽实践具有不同的修行形式，因而按不同形式引发的瑜伽功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引起实践者事后不同的回忆和描述。有的认为它导致不同的幻觉，用意识产生虚幻怪诞的世界。有的认为它能把人引回到原始时代野蛮人心醉神迷的仪式，使人获得伟大的超自然的力量。这时，无限大的可以变成无限小或不可见；无限小的可以膨胀成无限大；遥远的变得近切，手指尖可以触到月亮；近切的须臾万里，可以腾空飞行；感觉强化，隔墙可视；心有灵犀，对别人的思维过程了如指掌。这就是所谓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神通”。有的则强调它在抑制思想活动时的瞬间体验，由此可以发现“真我”的纯精神、纯意识状态，进入“绝对”境界。这就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它被当成一个美好的瞬息来回忆，二是利用这一瞬间体验或它的某一方面来建造不同的理论体系。诚如印度学者德·恰托巴底亚耶在谈到古代印度哲学时所说：“除了少数，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最有才能的高级思想家完全相信同一种瑜伽实践。”“它被各种体系的哲学家看作是一种获得最高哲学智慧的修行方式。”苏联学者舍尔巴茨基也说：“入定的心理学确实不单单是佛教而是许多印度体系典型的特点。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每个印度体系的称之为道的那部分中，考虑的是脱出现象世界而进入‘绝对’的方法。”[5]事实上，印度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用了12年时间主要投身于瑜伽实践，耆那教的经典给予“瑜伽支”以极大的重视；佛陀在达到彻悟之前，据说也持续六年修习瑜伽。

尽管佛教并不否定瑜伽中的幻觉、神通等，但一般地说，它最重视的还是禅定。禅是梵文“禅那”的略称，意译为“静愿”“思维修”，具有“静其思虑”“静中思虑”双重含义，是各种“定”中的一种。“定”即“三摩地”，又译“三昧”，意译为“等持”，“禅那”是“等持”中的特称。佛教说“禅定”“定”实即“等持”中的“禅那”，它对佛教哲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禅是用宗教信仰力量，限制来自内部的情绪干扰和外界欲望的引诱，通过对规定对象（不净物如尸体，美好事物如慈悲）的观察内省，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以对治烦恼，完成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污染”到“清静”的转变任务。此中，有专注的思辨活动，有对心绪宁静、心身愉悦安适的体验，也有幻象、幻觉、“神通”的引发，但重要的是思辨和体验。至于幻象、幻觉、“神通”，既易“走火入魔”，又可被别的宗教利用，佛教是不大感兴趣或力求戒除的。

从佛教所谓“四静虑”和“无色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修习禅定的主要旨趣。

“四静虑”将修习禅定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初静虑”阶段，人在思维中“寻”“伺”作用支配下初离“欲界”，有一种“喜”“乐”感受；“内等净”阶段，“寻”“伺”等思维活动消失，那毫无对象、起伏波动的“内”“等”心理形式使“喜乐”逐步纯化，它不再是“离欲”所得，而是由“定”所得，并与“心性”同一，变成纯乎自身的属性；第三静虑阶段，在“舍、念、正知”等思维形式支配下，与外物尚有某种联系的“喜”消失了，剩下更为纯静的“乐”；第四静虑阶段，“舍清静，念清静”的思维形式使一切喜乐感受全部弃舍，人进入了无念无欲、无喜无忧的境界。这是一个思辨逐渐精致、微妙，感受逐渐纯化的过程，它导致的是一种对纯粹精神的咀嚼和回味。

“无色定”也有四种：“空无边定”要求排除物质干扰，对“虚空”作无边无际的思维；“识无边处定”要求离“空无边”而思维“识无边”；“无所有处定”要求离“物”、离“虚空”、离“识”，思维一切“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要求将超越一切的“无所有”的想法也一并弃舍，进入“非有想”境界。但由于“非有想”仍然是一种“想”，所以也可以称为“非无想”，“非有想”与“非无想”相结合，便是“非想非非想”，据说这是一种“一切诸想皆悉灭尽，唯有微细想象无相境转”“寂静美妙”的精神境界。“无色定”又是一种由世俗精神向纯粹精神升华的精神蒸馏过程。

佛教重视“禅定”，想用“禅定”让人体验纯粹精神境界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由于这种纯粹精神境界不能用世俗精神所谓“有”“无”“空”“实”等概念界定，所以佛学常用“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或“非相”“无相”“实相”“如”“真如”等等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概念无可奈何地表述它。这在本质上也就是佛学对于它的最高境界——“涅槃”的思辨和体验。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佛学；而离开这一点，也就没有佛学。因此，佛学不管何宗何派，都十分重视“禅定”。佛教小乘有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大乘兼修六波罗蜜，或“六度”，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离不开“定”或“禅定”。佛祖言说结集《经集》以坐禅和冥想为中心内容；《坐禅三昧经》《安般守意经》提出了坐禅的“五大法门”（调息、不净、慈悲、因缘、念佛）；《俱舍论》《瑜伽师地论》等书有上述“四静虑”“四色界定”的说法。《俱舍论·分别定品》说：“诸‘等持’内，唯此（静虑）摄支止观匀行，最能审虑。”又说：“一切功德，多依‘静虑’。”已将禅定对佛教的特殊意义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我国东晋的僧睿在《关中出禅经序》中说：“禅法者，问道之初门，泥洹（涅槃）之津径也。”隋代的智（天台宗的实际开创者）在《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一中说：“若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唯禅为最，如得珠玉，众宝皆获。”禅宗虽不重坐禅，但不废坐禅，六祖慧能也教人“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然寂静，即是大道”（《坛经》法海本）。后来著名禅师百丈怀海立百丈清规，令僧徒不论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参禅，得到了信佛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称赞。柳在《百丈碑铭》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禅源诸诠集都序》的作者，兼属禅、华严二宗的宗密更说：

可见无论是佛禅之徒还是信佛的社会人士，都深切体会到了禅定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