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菩提树下的思索

有的学者指出，历史意识强烈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如果说，这是指我们的古人每提出一种学说一般都考虑它的现实可能性、稳妥性、影响的长远性，因而不走极端，不标新立异，不甘昙花一现，则是对的；如果说，这是指我们的古人具有科学的或力求科学的历史意识，则很难说对。从《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到汉代的今文学派，再到后来以复古为革新、托古改制、六经注我诸说，莫不以历史为一定阶级、集团的现实需要服务。派定古代某个圣贤为自己的祖宗，杜撰历史以壮大自己声势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这种作弊的技巧在世界历史上并不乏其例，但那种特别需要依赖作弊的心理却远远说不上健康。

禅宗的历史也是疑雾缭绕的。“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2]这宣告禅宗诞生的事实，不过是“藏之秘府，世故无闻”之类莫须有的传说（《佛祖历代通载》卷四《周穆王辛未年事》之注），而载入《涅槃经》的文字，又无最富诗意、最传禅宗之神的“拈花微笑”的雅趣（《大涅槃经》卷二《哀叹品》）；据说，禅宗源于印度，经祖师传承，直到达摩一代才流入中国，但印度禅在印度传了多少代，说者又莫衷一是，有说二十四代的，有说三十四代的，也有说二十八代的（此说较通行），数典而“忘”祖，此一例也；此外，佛陀释迦牟尼传教之初，有无必要另立“教外别传”的禅宗、达摩何时在华、中土三祖僧璨是否实有其人、禅宗经典《坛经》是否为“中华禅”创始人慧能所作[3]，都还是疑问。至于达摩奉师偈来华，为梁武帝说“圣谛第一义”、死后又“只履西归”等故事，考诸信史，更是满纸荒唐言。

然而事实是，禅宗是佛教的一支，在中国流播久远，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我们谈及禅学，不能不略述佛学，也不能不考察佛学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演变为禅学，明乎此，禅学对诗学的影响才能露出端倪、现出脉络。

尽管学术界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还在争论，但一般认为，佛教诞生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据说释迦牟尼出身王族，天生异禀。不企羡即将继承的王位，也不留恋花团锦簇的宫廷生活。从小就因看到青草被犁翻、蚯蚓和虫卵被杀死、耕地的农夫面容憔悴而大动恻隐之心；长大之后，则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生、老、病、死等痛苦景象；出家前夕，还无意中瞥见宫廷众美女在月光下睡熟的呆相。因此他感到世间皆苦、人生无常，于是弃家出走，寻求解脱。先在深山老林里过苦行僧生活，跟瑜伽派学者学过三年“无想定”（即断绝思想而入定），三年“非想非非想定”（即同时抛弃“想”和“不想”而入定），终觉不得究竟。据说，一次遇到了天帝释变成的魔鬼（罗刹），传授他“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四句偈，对他成佛起了很大影响。于是他在菩提树下坐而悟“道”，终于获得了“神通”，获得了“无上正觉”，建构了以认识人生痛苦、追求人生解脱为核心的佛学理论体系，展示了佛学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