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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然崇拜是远古人类的共同观念，也是原始宗教的起因之一。但是，这种崇拜主要出于恐惧，祈使或者爱恋却决定了他们在天人观念上的分野。同时，由于自然和社会有很密切的联系，对社会现状的基本感情也影响了他们的天人观念。

希腊神话中有一则故事是意味深长的。国王坦塔罗斯受到神的惩罚，浸在齐颈的深水中，身边有果树。他低头喝水，水即退去，伸手摘果，果树避开，他永远受着饥渴的煎熬。这说明希腊人很早就有了对“饥饿”的深切体验，自然对他们来说并非慷慨的施予者，而是吝啬的恶作剧者。己所不愿的最容易变成施予仇人的惩罚，这种体验和心态也就异化成了神的刑具。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自然的冷酷无情从没有被这么入木三分地刻画过。

希腊神话里的诸神是无所不在而又有至上权威的，山川林木，日月海陆，雨后彩虹，河畔水仙，都是神的身影；而神的意志又主宰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成败。但这些神都是“浪神”或“恶神”。他们任性，爱享乐，慕虚荣，嫉妒心和报复心都很强，争权夺利，捉弄人类。宙斯曾三番五次打算毁灭人类，连希腊神话的编造者们也嘲笑他们的邪恶。人们歌赞的只有忍受极大痛苦偷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和历尽艰险为民除害的神和人的后代赫拉克勒斯。《荷马史诗》描写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斗争，斗争的残酷和复杂、场面的阔大、情感的悲壮都为中国神话传说和远古文学作品所未有。而在我们的神话传说里，天神和英雄大多数都是人类的衣食父母，炼石补天的女娲，发现药草的神农，教民稼穑的后稷，驯养动物的己亥，射日除害的后羿，治理洪水的鲧和禹，种田捕鱼制陶的舜，移山的愚公，莫不如此。那位因偷盗黄帝的“息壤”镇治洪水被处死于羽山、挨刀劈时还不忘为人类“生”出治水英雄大禹的鲧，不仅不像窃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声名显赫，甚至被后世加上了治水无功、居功争位的罪名。这似乎也透露了与天斗争被认为不必要、不合“礼”的信息。

如果说希腊人在自然崇拜中显示了一种恐怖、憎恶的情感，那么印度人在自然崇拜中体现的主要是祈使的情感。印度人对“祭祀”的崇拜是很有名的，祭司婆罗门成了印度的第一种姓就是明显的例证。再如在《梨俱吠陀》第10卷第121首颂歌里，他们称颂存在物唯一主人——“金胎”的无边神力，反复考虑的却是：“我们应向什么天神献祭品？”而最后说：

他们关于自然的诗，也充满这样的句子：

而中国对于作为自然界化身的诸神的祭祀，主要是表示感谢、叩问和应顺的意思，即使是祈使，也主要是希求免灾而不是希求满足分外的欲望。据《礼记·月令》记载，周人祭祀太阳都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季节交替之时进行，取送往迎来之意；《周礼·大宗伯》所谓“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尔雅·释天》所谓“祭星曰布”，不过是初民用烟熏分散供物以便天神分享的意思。只有在自然界出现变异或不利于人的现象时，他们才祈使天神为人类免灾。如日食、星陨或大旱、淫雨之时，他们就举行救日、禳灾、求雨、求晴的祭祀。至于占卜，更是以叩问、顺应为主。[22]

也许，希腊人正因为很早认识了自然的“恶”，所以征服自然成了他们文化的中心；印度人正因为对自然有太多的欲望，才因为欲望不能实现而转向厌弃自然和世界；中国人正因为仰赖和相信自然，才根深蒂固地确立了“天人合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