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少年意气
——板桥题郑宅门联
板桥的少年时代正处于康熙中朝，这个时期向称“盛世”。通过对各族人民，尤其是对汉族人民的血腥镇压，清政府的统治较稳定了，从而经济日趋繁荣，社会日渐安定。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下来，只是被一些虚假现象暂时掩盖着罢了。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已达到极端疯狂的程度。他们拜孔庙，祭孔陵，追封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为“大成至圣先师”，竭尽全力来提倡和表彰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把它推崇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康熙曾说，孔孟以后，以“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6]，下令把朱熹的牌位从孔庙的东庑抬入正殿，尊为“十哲之列”，使之成为继孔、孟之后最大的封建权威。康熙又亲自主持编辑《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重新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命题和写作八股文的依据。他还树立和豢养了一大批所谓理学名臣，以充当思想统治的帮凶。
板桥崇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想为国为民做点好事，加之康熙时推行的“怀柔”政策，士子多从科举中求得出路，所以，他在少年时代主要仍是读四书五经，作八股试帖。
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治经是中国儒生的传统，但各个时代其内容又有所不同。两汉诸儒重训诂，宋元学者重义理，明人承宋元余绪，离开书本，高谈心性。康熙时也盛行这样空洞的学风。读书人不读书，不懂又要装懂，于是从经书中拣选几句话，便连篇累牍地写起文章来。
所谓“文章”，在明清时代有特定的含义，即八股文、试帖诗。这是封建科举制规定的必修课。明清时取士以八股为主。什么叫八股呢？就是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甚至把《四书》中本来有固定内容的句子割裂成全无道理的题目，所论内容也要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来发挥，断断不能各抒己见。试帖诗即五言排律八韵，也不讲内容，只要切题、合平仄、不走韵就行了。要作好八股和试帖，就要熟读四书五经。八股和试帖这样形式死板的文体，当然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持封建统治的工具。
要通过科举制度做官，首先就要自己的八股、试帖中式。被县考录取称生员，社会上又叫秀才。只有取得秀才资格，才可以参加乡试（省考）。乡试合格，俗称举人。举人可上京会试。会试中了叫贡士。贡士才能参加殿试。殿试及第称进士，前三名通常称状元、榜眼、探花。这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板桥是醉心科举的。这只要看他中进士后作的《秋葵石笋图》诗“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何等神气十足；只要看他书画常钤的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何等自负自傲，即可得知。此外，兴化仅明中叶后，就出了三个宰相——高谷、李春芳、吴甡，其中李春芳还是状元宰相。“乡先贤”的事迹也必然深深激发起了板桥的功名欲望。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四书五经、八股试帖成了少年板桥的主要功课。
然而，郑板桥没有成为《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流“禄蠹”，而是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这是受生活环境和生活道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另外，研究其生活环境和生活道路，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思想性格的形成。
板桥的家乡兴化是个风光秀丽的水乡，诚如他在《贺新郎·食瓜》中所描述的：“吾家家在烟波里，绕秋城藕花芦叶，渺然无际。”这里不仅风物宜人，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还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和美好的神话。传说中兴化是块“真龙宝地”，东城是龙头，西城是龙尾。板桥的出生地夏甸，民间传说就是当年夏禹王治水往东海置放镇海神针时留下的马蹄脚印。郑宅西边烟波浩渺的得胜湖，传说张士诚曾在那儿大摆水上八卦阵。这里的人也特别富于浪漫想象。明初的施耐庵著有《水浒传》，写了梁山英雄月黑风高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明嘉靖二十六年状元李春芳（1510—1584），自号“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撰《西游记》的积极合作者。在那部书里，牛魔猪怪，升天入地，孙猴子一个筋斗就能跳到十万八千里外。陆西星（1520—约1601）相传是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在那部书里，哪吒闹海，子牙擒妖，最后将中国道教中的大大小小的神仙逐一加封。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打破思想枷锁，增长浪漫想象，在思想上出格，在艺术上创新。
除此以外，大自然还以其特殊的方式陶冶着艺术家的心灵。兴化是旖旎水乡，尤其郑宅所在的东门一带，更是环境幽美。明代宰辅高谷所点“昭阳八景”，这儿就占了六景：龙舌春云、胜湖秋月、东皋雨霁、两厢瓜圃、木塔晴云、十里莲塘。高谷曾写有《龙舌春》，描述了龙舌津的景色：“龙舌津头龙雾生，飐风垂碧挂春城。漫从巫峡朝为雨，忽傍吴山晚弄晴。”东城内有东岳庙、天后宫等名胜和纪念范仲淹、韩贞的范公祠、景范书院、韩公祠等古迹。古板桥在东门外沿着城墙由南往西拐弯处的护城河上，哗哗的护城河水流入郑宅前的车路河。河对岸，文峰古塔高耸云天。距古板桥三四百步就是明代“后七子”之一宗臣读书及墓葬所在的百花洲。历代文人对此地有很多题咏，板桥也写过《宗子相墓》一诗纪胜：“寥落百花洲，老屋破还在。远水如带环，东风吹野菜。”相传板桥还曾在郑宅门口写有一副楹联：“东邻文峰古塔，西近才子花洲。”在对景物的陶醉中又略带自豪，才气十足！
这时，大自然的一个骄子——竹子，闯进了板桥的生活，它成了板桥最熟悉、最亲切的终生之友。板桥从它那儿得到慰藉，它使板桥成就了令名。兴化县的竹子并不多，但古板桥一带却是例外，郑宅的周围是丛丛青竹。从古板桥向北进城，必须经过一条两百步长的竹巷。巷内，家家以竹为业，所以就叫竹巷。板桥从襁褓时代起，每天早晨，就被乳母费氏背着，穿过竹巷，到城门口去买烧饼吃。从童稚到少年，日日夜夜见惯了竹林的芳姿，听惯了竹林的低语，能不在心坎上刻下深深的印迹吗？关于竹子是如何陶冶这位艺术家的，日后，他在《题画·竹》中曾记叙说：“余家有茅屋两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是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这段文字写得声情摇曳，情趣盎然，任何转述翻译都是完全不必要的。从其中可以看出，确实是古板桥的竹子启发了板桥的绘画灵感。
古板桥多竹，毛家桥也多竹。丛丛绿竹激发着板桥挥毫泼墨，寄情遣兴。《题画·为马秋玉画扇》云：
为什么板桥爱画竹呢？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美学思想里，竹子具有虚心劲节、坚贞不屈、生命力强和平易近人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是能激起板桥思想深处的共鸣的。从少年时代起，板桥就开始了画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和晦涩暗淡的八股试帖相比，画笔下的竹笔给他少年的心灵带来了何等的清新之气啊！
在板桥十六岁左右，立庵先生要他随邑人陆震（号种园）学作词。同时的学友还有方竹楼国栋、顾桐峰于观等。任乃赓的《郑板桥年表》和一些论著都将板桥从陆震学词定为二十岁时，是据《七歌》之七“十载乡园共游憩”，从作歌之三十岁上推十年。此外别无证据。但板桥二十六岁离家教馆，即与陆震分别，“十载”应从二十六岁上推十年才是。陆震，字仲子，一字种园。他的远祖陆容曾任明朝的外交官，兴化城中央四牌楼上有“辽城汉节”一匾记其功绩。《兴化县志·文苑》云，陆种园“少负才气，傲睨狂放，不为龊龊小谨”。陆种园虽然很穷困，但“淡于名利，厌制艺，攻古文辞及行草书”。他具有一种真正的隐士风度，甘于淡泊而又富于幽默感。他很喜欢喝酒，有时没钱买酒，就把写字的那支大笔抵押在酒店赊酒来喝，等到有人要请他写字时才代他赎回来。他还很肯帮别人的忙。板桥从陆种园学词时，正当可塑性很强的少年时代，无疑，种园先生的这种性格给予了他极大的影响。
陆种园“诗工截句，诗余妙绝等伦”[17]。板桥从其学词是很幸运的。种园先生先教他学婉约派柳永、秦观的词，接着又要他读豪放派苏轼、辛弃疾的词。通过对这些不同艺术风格的领略，板桥觉得苏轼像舞台上的“大净”，而秦、柳是“小旦”，各有千秋，他有意使自己的词写得既婉丽又豪宕[18]。
板桥对陆种园先生是很尊敬的。他三十岁时，写了《七歌》诗，前六首咏叹父、母、叔、妻、子、女的不幸，最后一首满怀深情地记叙了他的老师陆种园先生：
这首诗记叙了他们师生学友的情谊，结尾无可奈何地对当时封建制度下埋没人才的现象发出浩叹。据《兴化县志·文苑》云，方竹楼有“书宗王内史，画近李将军”的自负，顾桐峰“居乡唯与李鱓、郑燮友，目无余子”。方、顾二人的确是一时之英才。板桥五十岁时，在自刻的《词钞·自序》里，特别提到陆种园先生，并且还附刻了陆的词作为纪念。
大约在二十岁，板桥成为兴化县的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