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壮游
——《满庭芳·村居》
这一时期，板桥除往来于兴化、扬州卖画以外，还常常到外地去游览。从前，他受着生活的羁绊，在兴化、扬州、真州转来转去，也转不出这块狭窄的天地。对此，他颇感苦闷和凄凉。雍正元年（1723），板桥三十一岁时，友人顾万峰赴山东常使君幕，他写了两阕《贺新郎》送行。在词中，除了勉励好友酬报知己、为民勤职外，还表示了自己不安于里的情怀。如其一的前半阕云：
于是，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五岁，板桥游历了庐山、长安、洛阳、邺城、乌江，然后在北京住了相当长一段日子，后来又客居通州。至于板桥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番漫游，我以为理由有两个：其一，为了打开仕途的通路。在封建社会想要当官，首先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最好有大人物帮忙游扬。这样再通过科举，才能较顺利地得到官位。板桥《送都转运卢公》云：“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梗顽”，说明他还是知道“吹嘘”之妙的。后来他的入仕，也还是得到了慎郡王的帮助。其二，游历是他的一大癖好。《板桥自叙》云：“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这当然也与他从事艺术、师法造化有关。
雍正二年（1724）初秋，郑板桥第一次远足，目的地是江西庐山。行前写七律《感怀》：
这首诗三、四句脱胎于杨万里《晓过皂口岭》：“半世功名一鸡肋，平生道路九羊肠。”板桥用“文章”替换了“功名”，明显是未入仕时所作。鸡肋者，指科举一途，进取不易，舍弃又不能。五、六句语气突变，用“乘槎浮海”和“射虎南山”的故事，缀以“涛方壮”“气更遒”六字来寄托自己对这两种人物的羡慕和赞颂。末两句是说自己没有“甘旨”奉养白发衰亲，反而连累她为自己补衣，以委婉深情作结。
庐山，在江西九江之南，飞峙长江边，紧傍鄱阳湖。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又名匡山，或匡庐。庐山多险绝胜景，瀑布更是名传天下。其中仙人洞石松横空，五老峰昂首天外，含鄱口势吞沧海，大天池霞落云飞，白鹿洞四山回合，玉渊潭惊波奔流，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之称。苏东坡曾写诗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板桥来到这里，对景挥毫，把苍山、云海、银瀑、墨松尽收笔底。现存的板桥画卷中，除《双松图》《甘菊谷泉图》《南山松寿图》等寥寥几幅外，大多是兰、竹、石。但是，我们就从这些仅存的图卷中，也可以看出板桥对于山水画的素养和功力。这当然得力于早年壮游的“搜尽奇峰打腹稿”了。
庐山不仅奇岩绮丽，云烟变幻，而且寺庙极盛。东汉明帝时，就是中国佛教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西林、东林、大林），五大丛林（海会、秀峰、万杉、栖贤、归宗）。历代释道多前来叩拜。在这里，板桥结识了无方上人。无方，江西人，后来北游燕赵，曾在燕京西郊的瓮山寺住锡。他的心胸异常寥廓淡泊，对任何世俗事务都无所挂牵。他的品德也很高洁，平常穿着补丁衣，说话充满了禅机。“初识上人在西江，庐山细瀑鸣秋窗。”[33]板桥与无方上人是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的人间仙境相逢的。他们的交谊很深。板桥曾为他画竹画兰，十年后，即乾隆元年（1736），板桥还写过《赠瓮山无方上人二首》《瓮山示无方上人》《怀无方上人》等诗歌，寄托其怀念倾慕之情。当时，他们遇到一位笔帖式（掌理翻译满、汉文书的小官）保禄。保禄赠联云：“西江马大士，南国郑都官。”将无方比作马祖禅师（唐僧道一），把板桥比作唐代都官郎中郑谷。郑谷是唐末诗人，以《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唐末诗僧齐己赞他为“高名喧省闼，雅颂出吾唐”。因为板桥与之同姓，又在清新通俗上有相似之处，所以，他对保禄的比喻很满意，以后就刻了“鹧鸪”“都官”两印，常加钤书画。
这里，顺带讨论一下板桥是否游历过洞庭湖。因为《板桥词钞》中有八首《浪淘沙》词，题为《和洪觉范潇湘八景》，写的是潇湘夜雨、山市晴岚、渔村夕照、烟寺晚钟、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洞庭秋月、江天暮雪等洞庭一带的八景，所以有些人认为他于庐山之行中曾南下到过洞庭。我以为这种说法孤文单证，是不能成立的。第一，洪觉范是宋代僧人，他所作《潇湘八景》后世代有赓和，很多人（如元代马致远等）都未到过沅湘而有和作，《潇湘八景》已成为封建文人常用的诗词套目，板桥此作当亦是这种文人游戏。第二，还有人举出板桥有诗《为黄陵庙女道士画竹》，证明其到过洞庭。黄陵庙即二妃庙，本在湖南岳阳。但前已指出，很多释道都云游到庐山，无方上人与黄陵庙女道士均属此类，不足以因此得出板桥到过洞庭的结论。第三，板桥没有其他诗文记载或追忆曾到过沅湘。据上，我认为板桥庐山之行，庐山而已，没有到过湖南。
游览庐山后，板桥又北上，游览了长安、洛阳、邺城、乌江、易水。长安旧殿，西风陵阙，铜雀荒台，乌江浊浪……都强烈地拨动着他的心弦。在旅途中，板桥不仅饱览了大好河山，驱散了心中积郁，而且吊古抒怀，沉浸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这些怀古之作，大都词出己意，寄托遥深。有些诗如《铜雀台》还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这次旅程是以燕京作结的。当时是雍正三年（1725），板桥三十三岁。他在燕京住了两年多。
燕京，大清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不仅有红墙绿瓦砌成的紫禁城，而且街上到处都可见蒙古人、旗人、回族人、藏人和洋人。如果说扬州的景色是绮丽的话，那么燕京的景色可用“壮阔”二字来概括。卢沟晓月、金台夕照、琼岛春阴、太液秋风、蓟门烟树、紫禁巍峨、居庸叠翠、西山晴雪……一切都显得那么典雅庄重，伟大开阔。这是锦绣中华的中心啊！它比扬州更能激起板桥的用世雄心。他热切地向往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京官”。
也许是由于好友李鱓的推荐，也许是扬州同乡的传扬，也许是他自己的不同流俗的气质和带有鲜明个性的字画所具有的魅力，板桥在燕京是交游广泛的。他有时住在寺庙里，有时住在朋友家中，除了和文士、画师、和尚、歌伎来往外，还和羽林的禁卫、将军的子弟游玩。当然，卖画仍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
燕京是整个大清帝国的缩影，聚集着利碌之徒和庸俗之辈。板桥的朋友杭世骏曾说：“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章绘句，顺以取宠者，趾相错矣。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从容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34]这是杭世骏对燕京的观感。无疑，板桥的看法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但是，他性如烈火，没有杭世骏那样的涵养，就发而为“使酒骂座，目无卿相”了。此外，燕京是院画的中心，程式化的“四王”画风统治着画坛，更容不得板桥那种歪脖子跷腿的狂怪笔墨；加上经常与板桥一块儿游玩的那些禁卫军官的子弟，因父兄出入宫廷、官场，对上层的黑暗，包括那些头面人物的丑闻秽行都有所了解，大家都风华正茂，携手同游时，每每放言高论，激浊扬清，臧否人物。这样，板桥就招致了“狂名”，干谒的门径也就阻塞了。庸俗的社会风气要把人的真挚的个性都磨去，这是使板桥最难堪的。他在《自遣》中愤激地抗议：“啬彼丰兹信不移，我于困顿已无辞。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诗中说，我约束清狂的性格来对待世事，还被人嫌恶为“放荡”；我佯装笨拙，不露聪明地评论文章，尚且被人厌弃为“新奇”。这当是对那些诬蔑之词的还击。阮元的《广陵诗事》载板桥曾借韩愈解嘲的话，刻了一方印“动而得谤，名亦随之”，亦可参证。板桥原有的寻求事业的雄心和热情，被北京强劲的风沙吹得大减。这时，他对仕途表示灰心厌倦，写下了著名的《燕京杂诗》：
当然，愤激之词并不说明板桥已绝意仕进；但是，他在这组诗中鲜明地表示了他的鄙弃和追求，表示了他对家乡的思念，抒写了闲居的情趣。正由于他不奉道，不信佛，不爱官，不要钱，所以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全诗写得很潇洒，又略带自负。诗中出现的“小妇”，当是板桥在京的相好。惜无旁证，只得存疑。
板桥第一次旅居燕京，四处碰壁。他既不善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讨人家的残羹剩炙；也不甘于默默无闻，布衣终世。在一片诽谤声中，他思念水道弯弯的江南，思念荷红藕碧的家乡，思念倚门而望的妻儿。这时他写的《花品跋》就带着这种情绪的投影。跋甚短，兹录如下：
“衣裳检点不如归”，板桥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归程。总结这次旅游，板桥自己承认“落拓而归”。
雍正五年（1727），板桥客于通州。通州辖境相当于现今的江苏长江以北泰兴、如皋以东地区，俗称南通州。据《刘柳村册子》，知板桥与通州李瞻云及其父亲有来往。
从雍正二年（1724）到雍正五年（1727），板桥的足迹来往于淮北江南、秦陇赵燕。远游使他的艺术得到了社会应有的认识和评价，远游使他交到了新的朋友，远游也使他增长了见识。他将所见所闻，结合学习经史的心得，对现实得出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悍吏》《私刑恶》这样切中时弊的力作。《私刑恶》揭露了胥吏用私刑逼“盗”追赃，并且牵连无辜的残酷行径。“本因冻馁迫为非，又值奸刁取自肥”，很客观、真实地叙述了百姓被逼为“盗”的原因。对此，作者是满怀同情的。但他对封建制度又有所回护，认为“官长或不知也”，表现了思想深处的矛盾。
如果说《私刑恶》还是借谴责历史上的魏忠贤而针砭官吏私设公堂、迫害良民的罪行，《悍吏》则直接针对现实，写出了阶级对立的情况，思想意义是很深刻的：
这首诗，板桥选取了悍吏下乡搜括的场面来刻画，揭露了悍吏残酷压榨百姓的罪恶，抨击了县官的伪善，代老百姓呼喊了痛苦，爱憎分明。尤其是他提出了“长官好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牧”的观点。他已猜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不管官吏是清还是贪，老百姓都不得安生。显然，作者继承了杜甫和白居易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极其可贵的。但是，板桥对“圣主”还抱有幻想，有意回护，又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