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内外忧患的悲惨境地，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停止对民族独立与伟大复兴的探索。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与不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革命的历史呼唤、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党带领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短短几年时间又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其间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系列严峻考验，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将工业化作为重心纳入国家发展体系。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确立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号召。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其后得以对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人民在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诉求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不是简单移植西方模式的问题，也不是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而是要把各种各样提升人类文明的要素，根据中国国情，真正融合在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中，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同时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相对而言，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大会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系统总结指导，并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这表明了党中央下定决心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披荆斩棘、过险滩、啃硬骨头，以攻坚克难的信心与勇气实质性地推进改革。

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国之治”做出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丰富发展，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之治”的实践范式，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之治”的主要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其中，经济领域治理强调，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公平性，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从“管理”到“治理”

《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国家治理的核心表述，即可简称为“现代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跨越，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管理”强调的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治理”强调的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多元主体之间充分互动，形成最大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联结。这一机制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联结的创新，即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而以新旧动力的转换支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长征。可以说，现代国家治理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对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财政作为政权体系中“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主要处理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公共资源配置的优化一定会拉动和影响整体资源配置的优化。财政预算体现国家政权活动的范围、方向、重点和政策要领。以“钱从哪儿来，怎么来和用到哪儿去”，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力安排机制规范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做”，使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种公共资源配置中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要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为国家全面实施现代化治理的改革做好支撑，这是财政服务国家改革全局的必然要求。

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关于市场的作用，《决定》将其表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认识是来之不易的。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改革相关的各种研讨活动，当时被称为中青年研究者，知道这个认识发展过程的曲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党的十三大又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在经历调整时期后，中国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并推动中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同小可。但由于历史条件制约，“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才终于进一步上升为《决定》中“决定性作用”的新表述，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认识市场作用真正说到位了。

正是因为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实际生活中，情况远比文字表述复杂。

从全局来说，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市场是主体，这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基石。但市场不是在一切场合、一切事情上决定一切，在某些事情上还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比如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克服市场缺陷、扶助弱势群体，给予特定的、我们认为不可缺少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方面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引导要与市场兼容的机制配套时，这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例如，2014年作为重点创新事项推行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认识到了要各归其位、划清边界，但在特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运营、国土连片开发等重大项目上，政府又要与企业一起，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建设。这都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必须解决好的现实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意义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但不可忽略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低迷，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逐渐凸显。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并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认为，作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引领新常态、激活要素潜力体系的创新发展系统工程。

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需求管理的总量调控不可能包打天下。人们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视为需求侧可分解的经济增长“三大动力”，但这“三驾马车”并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主要在需求侧形成原生动力。要完整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必须把“三驾马车”的结构性特征延伸、转移至供给侧，才可能把握好动力体系的全景图并覆盖最关键部位。只有连通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达到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原生动力引发供给侧响应机制或所派生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动力体系，进而展开为资源配置的全过程。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我和同道者对新供给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逐渐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这一概念下，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政策主张。过去经济学界讨论较充分的是需求管理，但是，“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从宏观层面来看，就是要寻求总供需的动态平衡，适当处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一旦摆脱完全竞争假设下“华盛顿共识”的局限，“供给管理”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中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取向下的创新意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政府调控和政策优化的前沿命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结构问题非常复杂，但制度结构的优化是龙头，是“纲举目张”的总纲。例如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这些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联结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优化的体制结构等，尤其是在必须完成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必然需要确立和把握好优化制度供给这个命题。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中，注重研究如何认识和实现供给侧多种要素的优化组合，特别是对于要素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起主导作用的制度供给，这应该成为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并带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有效合成创新驱动的“第一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其深水区的承前启后与攻坚克难，在其推进路径与现实问题中，基本逻辑和原理都在于解除供给约束，释放需求潜力，获取新动力，形成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落到归宿上的共享发展。在这过程中，制度创新是最关键的，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龙头作用。因此，要处理好供给侧诸要素的组合关系，就要聚焦“全要素生产率”，尤其要重视科技与制度因素的乘数放大作用，走好“创新型国家”之路。

在特定阶段和历史时期内，中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需要政府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以制度供给统领全面改革及创新驱动，这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021年，我们如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的一份优异答卷。“十四五”规划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高收入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路径是以共同发展创造共同繁荣，以共同繁荣带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事关党的执政方向和执政能力，也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决议》提出，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古人早有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期盼，是天下大同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推进的持续努力过程，需要分阶段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必须改善民生、鼓励致富，增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改革开放初期，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施分阶段发展的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符合市场取向改革中差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物质基础。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理想。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决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目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主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10.2亿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13.6亿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收入和分配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在发展中力求解决好“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这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要啃的硬骨头。虽然我们的再分配制度需要做调整和改革，但收入差距加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不公正的机制、不合理的规则、不到位的制度所致。因此，有效推进制度的公平正义、坚持反腐倡廉和优化再分配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构建收入分配规则与秩序，这些都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收入分配问题重大而复杂，既受诸多因素影响，又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体现激励有效、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建立和顺畅运行，需要以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来引导，从而尽可能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框架初步形成，配合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灰色”）收入、非法（“黑色”）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底层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合理化改革任务难度很大、推进迟缓。这些问题的存在，关联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全局中的“矛盾凸显”，迫切需要我们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分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可见，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成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基本问题。

70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为之努力奋斗。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国际上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0多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为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战略由“先富”向“共富”转换的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需要一方面继续推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集中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上来。

党的十九大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人民收入的重要原则与要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些为优化收入分配、更好满足人民需要给出了重要指导。

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政府作用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优化。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环节来实现的。但在我国，税收仍是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调节乏力，某些再分配政策在实施中还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使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难以有效缓解；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有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税收调节弱化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指导方针。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有现代税制。要在深化改革、加快立法、优化管理与调节的过程中，把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

在收入分配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限高、扩中、提低”的方针，要在加强税收对高收入规范调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此并举的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针对的都是“提低”，但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均分给低收入阶层，更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体系的合理化，实现更为公平合理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体现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也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好优化收入分配的政策理性和“先富”向“共富”转换的基本思路，以改革即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为龙头，带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及其配套政策设计和政策体系的优化，多方协同，推进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国家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