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于他处

温和的黄子平站在讲台上，像似有着羞涩的样子，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语轰炸，而是慢条斯理，欲言又止。有时注意着自己的修辞，生怕惊扰了文本里的幽灵，以免产生歧义。而偶然吐出的热词，却烫着底下听者的耳朵。这时候他自己笑了，学生也笑了。

这是我十五年前旁听他的课时的感受。那次去香港浸会大学办鲁迅读书生活展，便好奇地到了他授课的阶梯教室。他课堂上表述里的智慧，和他的文章一样，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味道。一堂课下来，听者收获了新意，那也分明有了不小的满足。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位批评家，不过又有着一般批评家少见的气质，习惯于沉潜在历史的深处，又时时环顾域外思想的流动。曾经是被学界聚焦的人物，却没有热闹场域世故的气味。与同代的批评家比，黄子平是很吝啬笔墨的人，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出现的时候，他都保持了沉默。但大凡表示自己看法的时候，每每又能从其探照灯般的凝视里，发现文体隐秘的能力。寡言者语深，狂言者思浅，证之于今天的文坛，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许久以来，内地知识界对于黄子平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七七级的学生，他经历了新启蒙的风潮，而自己也恰是那风潮的弄潮者之一。在各种文学井喷般地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他所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比较特别，最初的那本评论集《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涉猎的多是些反流行色的作家。关于林斤澜、公刘、刘索拉的评论，都看得出他的偏好，后来涉及汪曾祺、王安忆、黄灿然的解析，思维点与许多人并不一致。借着文学文本，去思考时代里的难题，欣然于审美中的对于记忆的记录，灵思自然就漫出了文学的疆界。

遥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他不无理想主义的热情。在禁忌刚刚被打破的时候，其词语已经超前地滑向前卫之地。“那年梦中有人嘭嘭拍门，白盔白甲的，乱纷纷叫道，同去，同去！” [1]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他的笔下不由得泛出羞赧之色。谢冕曾说他“带着天真的炽热冲撞进入文坛” [2]，道出了一丝真相。他自觉地将批评写作当成衔接中断的历史的一种努力，在浏览新出的作品时，总要回望过去，将当下文本看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当人们还仅仅在“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中思考小说审美意识的时候，他却把知识分子话题引入自己的辞章里，而且将自己的劳作看成百年文学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他在许多文字中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的认可，都看出其身上的“五四”情结。

在七七级的学子中，他当是一个早慧者。其审美的维度辐射的领域较广，狭窄的学科空间没有限定他的思想。那篇《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述模式”的抽样分析》，就是古今打通的思考，文字中有深深流动的历史之河。他特别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道出了彼时的心音，感受里有很深的历史意识的贯通，知识分子的使命在词语背后闪动着。他善于将己身的经验和文化研究的内在机理联系起来，在“历史的储存”里回眸个体的经验之影，这就使文学批评与历史遗存有了对话的可能。在他那里，文学批评不是圈子里的自言自语，而关乎思想与社会敏感的神经。人不都是现实中人，也是历史中人。在面对文本的时候，不是仅仅与作者交流，而是和文字背后的看不见的遗存交流。我们的时代的写作何以如此，又何以喜欢驻留其间视之、品之，都非简单的话语可以解释。从复杂的关系里寻找对话的路径，在他那里一直没有中断过。

熟悉黄子平的人可以感到，他多年的写作，无论对于个性主义话语还是红色艺术，都有敏感的体味飘来，不是停在审美的层面，而是上升到认识论、知识论的高度，好似精神史碎片的打捞者，许多被遗忘的存在被勾勒出来。不再像前辈那样在左翼文化单一渠道里打量事物，以反省的目光，重新接续“五四”的语境。而且对于文学的理解，有着反专业化的趣味，我们由此看到他的综合思维的能力。

这种选择有内心的一种需要，但行文中常常跳出细读之径，审美判断不得不让位于思想判断，无意中冲淡了对诗意的专注，鉴赏的天赋未能全部呈现出来。他好像有意警惕阅读作品时的士大夫之趣与绅士之趣，时常与文本保持着距离。许多文章几乎触摸到了文学研究最为敏感的领域，一些新出现的作品在他的眼里很快生成一个新颖的话题。文字里纠缠着思想更新时的内省、反诘，以及无法诉说的隐痛。除了“五四”传统的思考，语言问题、先锋写作、文本接受等，悉被关注。这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是被不断深化的主题，是被他很早注意到的。在新康德主义思潮还没有覆盖文坛的时候，他的批评已经发出探索的先声，许多篇什至今读之亦无过时之感。

在黄子平看来，大说空空荡荡的时候，小说则放了光芒。那些改写记忆的文字，在印证着生命体验里最为幽微的部分。他那么喜欢陌生化的概念，以为文学的敞开，需要对于词语的突围和思想的突围。林斤澜引起他的注意，重要的就在于其叙述方式偏离了写实的路径，有了“变幻莫测”的试验。与当时许多作家比，林斤澜的受众不多，但却触摸到文学最为前卫的领域，他对于鲁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爱，也染有无序的凌乱之美，在灰暗、多致的笔触里，写出人性的不可理喻性。黄子平在那里看到了小说的无限的空间，也体味到陌生化表达的惬意。而在阅读刘索拉的文本里，对于那种不规则里的奇异之风的捕捉，满带惊异。传统的表述被颠覆的时候，没有显露的命运之曲便弹奏出来。在远离俗谛的地方，人性的本真终于得以显露。作为批评家的黄子平，从这里看到了哲学界苦苦追求而不得的珍贵精神之流。

吴亮对于他的文字，颇为看重，从他们的交往里看得出彼此的相互欣赏。与吴亮那种欧化的批评之语不同，黄子平的语言有些跳动和滞涩。其笔力精准，刀子般刻在词语的深处，细微的感悟里，常有妙语漫出，流淌中又能溅出亮点。讨论王安忆《小鲍庄》时，他对于“拟神话”与“叙述原罪”的论述，我们恍若看到社会学家的目光晃动。在阅读《红高粱》《灵旗》之后，赞叹了抵抗健忘症和失语症的新式书写。解析汪曾祺的文字的时候，于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间，看到了未能消失的审美元素。而由此体味周作人、张爱玲在日常生活寻找灵思的相近性。他对于作家味觉记忆和色彩观念的发现，有着某种推理后的欣然，丰富的内觉闪动于林林总总的存在里，于是，以特别的警句提示读者，在那些跳动的灵思里，有被遮蔽的语言的浮世绘。

批评家们在研究加缪的思想时注意到，加缪不太注意概念，而是词语。对于词语的发现，往往颠覆概念的内涵[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美，概念压过了词语，但很快就显现出内在的缺失。黄子平似乎不太热衷于那些宏大的概念推演，感兴趣的是文学文本内在气息里流出的人生哲学和审美表述。在变幻的文学风潮里，他意识到了精神自新的可能。文学批评如果还在旧有的途中，对于现象界的描述往往无效。那时候的批评界涌现的青年，都偏离了周扬的思考模式，从不同的资源里，借用精神参照。陌生化的表达，自然要求非平庸的新语。上海批评界的雄健之风，引起了黄子平的注意。吴亮等人都有着京派学术里没有的鲜活的气息，这是他喜欢的存在。这些新涌现的批评家的一个特点，是将绝对正确的批评模式相对化处理，从词语里发现精神的路径，放弃了先验的概念。这自然显得有些异端，许多表述显得过于反叛，于是被讥讽为偏激的群落。黄子平1985年写下的《深刻的片面》一文，对于探索性的表达充满敬意，在他看来，思想的演进，有时候不免在不成熟的冒险里，蹚出新路。不必顾及论述是否全面，即便是生涩之笔，只要出离了旧的藩篱，引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便可以建立新的思想秩序。这让人联想法国批评家朗松的一句话，“人们在一切文学专断主义中看到的都是集体的思想” [4]。而启蒙时期的文学批评要强调的恰是与其对应的个体性的发现。词语比概念更为重要，黄子平从群体的狂欢里退到个体的冷思里，乃有着特别的考虑，这在以后的文字中渐渐显示出来。

当他离开北京，消失于热闹的文化中心之后，其思考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偶尔发表的文章里，看得出审美视角与思维方式都在调整之中。大量作品的阅读，便与长长的历史背影相遇。鲁迅之后，文学的简单化的趋势来自何方，便是他思考的精神现象。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左翼的经验，一方面是回望左翼之外的传统。对于丁玲、沈从文、张爱玲的再认识，似乎都是要解决追问写作意义时不能没有的选择。远离时代的旋涡，可能才知道风暴的来龙去脉。他在丁玲那里发现了“病的隐喻”内在的矛盾性，从张爱玲作品中读出“阴性化的他者思路”，面对沈从文，对比出京海两派的清浊之音。这里不都是简单的审美解析，也有跳出文本之外的凝视。他从小问题里触摸到大时代的脉息，而且这大时代是“被现代化”中精神撕裂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而言，面对文本，其实也是在面对自己。在红色文学熏陶里长大的青年，如何看待自己的记忆，其实在检验着自省的能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多有审父的意识，那其间就有一个追问，自己血液里的颜色本来就是纯然的吗？黄子平对此，似乎比同代人都要清醒。他对于左翼文学的理解有着特殊的眼光，从感性形态发现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并寻此聚焦那些模糊地带。在严明的秩序里，不是没有思想的缝隙。《“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一文的现象还原，勾勒出宗教观念如何被纳入革命话语的隐秘。“宗教修辞奠定了政治叙事的基础，政治上的‘革命/反动’划分定性，必须从宗教的‘正/邪’‘善/恶’那里获得一种转喻的力量。”[5]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信仰的话题，就这样有趣地交织在一起。《左翼文学新论》借着曹清华的博士论文，谈到左翼产生的另一种原因，其解释的方式，颠覆了一些流行观念。他赞同安德森关于左翼乃与“印刷资本主义”共生关系的思想，讨论的角度倒完全是唯物论的。那些被概念覆盖了的存在，不再是单一的、系统化的表征，而是零散、复杂的精神结构。左翼的必然性与复杂性，也由此变得面目清晰起来。在《“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革命·土匪·英雄传奇》诸文中，他试图解开文学史里另一种密码。一切都隐含在词语的背后，拆解词语，从原态的感悟里看文学的生成，无疑会改变世人的传统印象。那词语之门一旦被打开，晦明不已的存在便从旧概念的囚牢里涌动出来。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其笔下的苍凉之味，虽然是淡淡的，但那里的一切都是历史经验咀嚼后的回味，最悖论的地方，才是文本最为引人之所。文学以变形的方式，无意中也留下了未被意识的现实的本质。我们没有走出“五四”，不管“五四”存在怎样的瑕疵，大家还在鲁迅所说的时空里。因了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再发现，他的批评便有了一种对应的效果。他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一体化地加以讨论，思想史的趣味散落于诸多篇什里。而这里的重要参照，便是鲁迅。

以鲁迅的资源来重审历史，是许多文学研究者做的工作。自王瑶开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里，就有鲁迅思维的影子。钱理群、赵园都在自己的研究里渗透着鲁迅的思路，且沿着这思路向更陌生的地带挺近。鲁迅作为方法，可以敲开历史的窗口，那种自审意识里的哲思，对于存在有着穿透性的凝视。比如，赵园的现代小说的个案分析，方法论上就有鲁迅的痕迹，但是我们不易看到那个痕迹。黄子平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鲁迅的影子时隐时现。他在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话题之中，重新发现鲁迅，又在鲁迅遗产里，窥见到东西方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难题。与国内研究鲁迅的学者比，他不是从鲁迅到鲁迅，而是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场域里，思考知识分子话语的限度。这里有当代文学的经验，也有西方左翼文化的传统。应当说，鲁迅之于黄子平，是一个流动的鲜活的话题，而不是凝固的经验的存在。作为一个思想者，鲁迅的价值一旦被学院派话语垄断，其实也丧失了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黄子平的批评话语里，鲁迅的话题越发多了起来。在《鲁迅·萨义德·批评的位置与方法》里，他看到批评家不应在时代的语境里单一思考问题。批评家的位置不在时代的核心地段，也非凝固传统的延伸台上，“彷徨于无地”才是许多思想者的真实状况。他在萨义德那里领悟了“对位阅读法”的意义，这与鲁迅以“野史”质疑“正史”的方式恰恰相似。于是我们看到他的批评性的立场，也带有“对位阅读”的趣味，在文坛渐渐分化的年代，他既没有迎合新左派的某些理论，也没有滑入庸俗的自由主义之路，而是保持了鲁迅式的批判意识。“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对权势者说真话，其中的一种方法是重新激活那些隐喻和转喻，使真理历史化，也就是说，使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声音浮出地表”。[6]书写这样的文字，表明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而且在重申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已经消散的八十年代的温度，还依稀残留在他的笔端。或者不妨说，八十年代建立的基本思想，就这样与鲁迅精神重合在了一起。

鲁迅给黄子平的启示是，文学批评应当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历史的方法与人类学的视角，可能看到本然的存在。鲁迅的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常常于别样的地方，看到合理存在的不合理性，那些淹没的存在一点点浮现在文字的镜子里。黄子平在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讲过鲁迅，最著名的是《鲁迅的文化研究》，这看得出其敏锐的目光和凝思的深度。讨论鲁迅的思想，以文学的眼光可能会遗漏一些什么，他捕捉到了鲁迅精神的“不正宗”的光谱，从“学匪派考古学”“脏话文化史”“药·酒·魏晋风度”“幻象的历史：戏法与照相”几个角度，切入了那丰富的精神迷宫，看出鲁迅在文化史中特殊的地位。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的时候，鲁迅的进入问题的视角和方式都偏离了传统士大夫的模式，与同代知识人也颇有距离。西洋文化最为有生气的元素和中国本土被遮蔽的传统，在他那里被调试出一种流转的激情，沉闷的世界便有了声色。黄子平谈鲁迅，多是鲁迅研究界题外之语，或者是被知识界怠慢的题目。他对于鲁迅的感受是立体的，时时带有着对话性。这是他对于自己研究专业的一种自觉的反抗，在自己的反抗里，发现了鲁迅的反抗。而他的文学批评题旨，有许多是从鲁迅那里引发出的。

只要细看他的学术交集，就不难理解他的兴奋点何以如此。他的许多朋友在学术研究里坚持的就是鲁迅传统，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等人的著述，都引起他的注意，且彼此有很深的交流。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他在评论文章里，说这是“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重要的是看到士大夫在历史的位置，“遗”的选择“是士的自由、士之所以为士的证明，是士的存在方式，也是其痛苦之源”[7]。不妨说也是“五四”后鲁迅何以告别士大夫传统的因由。这里有黄子平一贯注意的话题，只是自己无力为之罢了。而钱理群从当下世界重返“五四”的思考，许多观点也支持了黄子平的想法。他与诸位朋友的思想互动与当代学术史的关系，想必后人一定会颇感兴趣的吧。

当学院派的研究淡化鲁迅的本色，成为评估体系的机械劳作的时候，黄子平远离了这种象牙塔化的研究。他有意避免自己的职业身份带来的认知盲点，那就必须放弃专业惯性，以反学院派的学院精神，思考什么是文学里的本真。而在写作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将自己的对象化的努力。倘用一种鲁迅嘲讽过的话语体系解析鲁迅，是一种罪过。黄子平发现了鲁迅表述的隐秘，自己也自觉地改变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他的文章的绕口和迟疑婉转之风，难说没有鲁老夫子的影子。这种方式在今天的鲁迅研究界，也是极为少见的。

文学中的鲁迅传统，黄子平其实更为期待。这可能与自己的批评角色大有关联。在《撬动一下现代小说的固有概念》一文，从刘大任的作品的解析出发，联想鲁迅的经验，看到那些不按常理写作的人，常常是精神的创新者。他赞美刘大任的小说出离了旧的叙述藩篱，于是带来了表现的喜悦和阅读的喜悦。鲁迅的经验之一，是思想与形式都不为外力所囿，内心的窗口是敞开的。无累之语乃天地之气的衔接者，既成的条条框框便失去意义。他从孙犁、汪曾祺的作品也体味了相似的意味，超越世俗积习才可能召唤出读者的灵思。艺术的目的，岂不是如此？

也由于此，黄子平对于那些“非正宗”的汉语书写者颇为看重，知道艺术的成长离不开那些远离道学气的真人的探索。而鲁迅经验里折射的思想，一是让其润泽了批评词语的亮度；二是深感表达的有限带来的虚无。那些实验性的写作他曾颇为期待，当黄灿然的《十年诗选》问世的时候，他由此嗅出词语的更新带来的快意。《在词语的风暴中借尸还魂——读黄灿然的〈哀歌之一至第七〉》一文，看得出他的审美趣味里的深层关怀。黄灿然的词语亦如里尔克、策兰等人那样，在反辞章的辞章里生出醒目的意象，黄子平于此看到了一种精神的自救：

这是诗歌诞生的时刻，从死亡中诞生，又开始了死亡。“从……到……”句式贯串《哀歌之六》的始终，将阅读、写作、诞生、死亡的隐喻交替置换，繁衍出一大堆斩钉截铁极为霸道的格言式判断句。阅读即隐喻。残酷即美。读者即强盗。作者即读者。读者即世界。阅读即愤怒。写作即诞生。诗人即怀孕。成熟即毁灭。完美即夭折。诗歌即真理。写作即揭露。语言即黑暗。意象即诗人用手擦亮黑暗。[8]

只有精神冒险者才会有这样的审美体悟。在语言成为牢笼的时候，撕裂词语的帷幕才有光的沐浴，摆脱灰色之影便成为可能。黄子平对于语言实验的写作，一直颇为敏感。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最为看重的是作家的语言，其次是人性的深的探究。而现代以来，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卡夫卡，在这两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鲁迅以来一些优秀的作家，是带有这样的特征的。

但黄子平知道，语言虽然在救赎着我们，可是人的表达在现象界面前，又多么的无力。在意与形之间，理与趣之间，深与浅之间，存在着许多不明之地。语言不仅仅有指向的移位，还有着对于无法表达的表达。语言告诉我们是什么，有时候又在暗示着表述的有限，引我们凝视空有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黄子平意识到了写作的虚妄以及对于虚妄的抗拒。批评家在这种荒诞的时空里，不得不小心翼翼，留意身边的陷阱。他在《文本及其不满》的前言里写道：

余生也晚，正逢中华文明及其表意文字面临总体崩坏的历史时刻：“死文字”（“无声的中国”）正被“我手写我口”（“语音中心主义”）的要求所取代。恍若《斐德罗篇》古训的颠倒再颠倒：口语至上、语音第一、“大众语”和拉丁化。写作者无不身处主体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你使用了一种被时代诅咒的媒介来表达时代的启蒙要求。而“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灵魂”也无可挽回地迷失了。除了发出嗫嚅的絮咿之文，到何处去寻觅文之愉悦和文之绝爽？[9]

类似的话语，黄子平在许多文章里都有所流露。如同萨特说波德莱尔自己“感受到他是另一个人”[10]一样，黄子平在统一性里看到分裂和内在的对立。在自己的语言面前的尴尬和悖谬之状，醒悟到批评的限度和表达的虚无性。但艺术的任务之一，就是映现不能映现的存在，对于难言之隐的一种指示。批评家不仅仅要看到文本所指的内蕴，还要体悟无所指的另类本真。于是批评便与创作一样，要抵抗的是词语惯性里的虚妄。只有知道此在的虚妄和词语的有限，才能在偏离的视角里重建辞章的秩序，这变动会挽救我们的表达谬误。

无疑，黄子平是极为少数地领略到此类悖谬的批评家。与那些在热闹场域的写作者不同，他的思维与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学术之维有了对话的可能。当代文学与艺术的阐释在他那里脱离了封闭语系的表述，而因之获得了自新的冲动。这是鲁迅以来最为珍贵的经验，他的写作衔接了这个传统，并且也因为这传统而激活了表达的空间。只是他写得太少，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放弃了言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作为批评家，为何没在不该沉默的地方沉默？除了对文本的不满，或许也有对自己的不满吧。大言詹詹之际，无词之语乃为真语。在平庸喧嚷的地方，或许沉默也是一种批评。他在退出文学场域的地方进入了真正的文学地图，不妨说是不在场的在场者，是他处的思者。那些不属于流行色的幽默、嘲讽与批判之语，其实恰恰照出我们今天的文坛的形影。狂欢没有思想，寂寞的旁观者，才窥见了世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