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葱岭以东的佛光初照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为了击败雄踞北方的强敌匈奴，听说从敦煌祁连山一带西迁的大月氏原来是匈奴的死敌，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约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前114）光荣地承担了这项使命，于是一条横贯亚洲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被张骞凿通了。这条路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出敦煌城后，一支沿天山山脉南麓，一支沿昆仑山山脉北麓西进，绕过两大山脉之间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汇合于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翻越葱岭，又分道扬镳：北道向西北伸延，南道向西南行进直达印度。这条路向西直达地中海的东岸。两千年来，中国以丝绸为主的物产由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各国，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丝绸之路”。

有趣的是，中国的丝绸开始运向西方100多年以后，经由这条著名的通商要道，又为中国人迎来了西方佛祖。

相传公元64年，东汉明帝刘庄（58—75年在位）在他的寝宫中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神人，金黄色的身体有两丈多高，头顶闪着太阳般的光芒。第二天，他让大臣们都来解这个梦。很有学问的傅毅（约42—约90）说：我听说在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人，人们都叫他“佛”，能在天空中飞行，通身可以放射日光，陛下梦见的大概就是这位神吧！汉明帝相信他梦见的就是佛了，于是派遣郎中蔡愔前往天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蔡愔等人在西域遇见了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人，用白马驮载着佛经和佛像，正好要去中国传播佛教。公元67年，汉朝使者和印度高僧一起回到洛阳。汉明帝专门为印度僧人建造了佛寺，这就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印度僧人在那里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个故事显然包含着佛教徒们夸张的成分。从历史资料来看，最初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在那时确立佛教的信仰。

2世纪上半叶，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127—约151年在位）即位，大力提倡佛教，国家的势力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它的国土北起阿姆河，南至印度河，西邻咸海，东接葱岭，并且虎视着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民丰等地区，考古学者曾发现许多用西北印度的一种俗语——佉卢文字写的文书和钱币，时代属于2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有力地说明了贵霜人曾经活动在这些地区。中国内地的佛教，是在东汉末年的桓帝（147—167年在位）与灵帝（168—189年在位）之时，由来自安息、贵霜、天竺、康居等葱岭西部国家的高僧们传来的。此后，一部部佛经在东汉的首都洛阳翻译出来，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开始立足于中华大地。

图9 1942年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质摇钱树座（东汉末年。南京博物院藏）

印度的佛教艺术也是在东汉末年引进中国的。考古学者在四川乐山东汉晚期的崖墓中，曾发现一尊高37厘米的石刻坐佛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42年，在四川彭山东汉末年的崖墓中出土一件陶质摇钱树座，表面也有一尊带有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图9）。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具有较多佛教内容的石刻，其中的X2、X61、X71立佛像，X4—X42涅槃卧佛与众弟子的举哀像，X76的坐佛像，以及X65的持莲花供养人像，可以确定属于佛教内容（图10）。所谓供养人，就是出钱雕刻佛像的主人自己的象征或摹刻像。他们把自己的形象刻在佛像之侧，目的是要使自己的造像功德流芳百世。

图10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X2立佛与X65供养人像（东汉，2世纪下半叶）

孔望山的这几尊佛像都穿着通肩大衣，头顶有明显的肉髻，立佛的双脚都呈八字形分开，显然含有印度某些造像的风格。但是它们的面相已具有东方色彩，雕刻手法也很接近于汉代流行的画像石艺术。因此，孔望山的佛教石刻，应该是受到了贵霜佛教艺术熏陶的中国艺术家创作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最初接受印度佛教艺术时，就不是机械地模仿，而是采取了同中国固有的传统艺术相结合的方式。

但是，东汉以及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艺术作品保存至今的极少，若论佛教的发达与艺术的繁荣，这段时间还应首推西域，即中国的新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