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性质、时代课题塑造青年参与意识

意识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新旧更替必然带来意识领域的冲突与矛盾。恩格斯在分析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38]中国青年参与意识产生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发展历程是国家民主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在青年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

一 严重的民族危机催生青年参与意识

近代中国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是强敌入侵，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倾销掠夺的市场和廉价材料的来源；另一方面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秩序土崩瓦解，多年的割地赔款、忍辱求和使中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政权，有识之士在“求变”的口号下，试图在中国腐朽的封建肌体上嫁接西方式民主，然而如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粉碎了国人君主立宪的梦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腐败，接连不断的党争和内阁危机，事实上强化了反动的强人政治，民主与共和成为强人政治的护身符。“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39]。国民党虽然提倡平均地权，但拒绝进行土地改革；政治上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独裁主张；社会控制上仍然沿用乡绅治理、保甲制度等；家庭伦理中依然提倡忠、孝的观念，民主这一西方舶来品在中国的实验总体上看是失败的。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国民革命，一次一次失败的经历促使中国人渴望进行从制度到意识的彻底改造。对青年而言，由危机引发的震荡不安、羞辱愤怒等激情纷至沓来。新型学校、报纸杂志及各种社团组织的出现大大加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力，然而混乱的时世未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个体和国家层面体会的危机感使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悲惨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途径问题成为不同主义论争的焦点。各种思潮如狂风暴雨般冲激而来，形成强大的旋涡，使置身其中的青年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失望与奋起、呐喊与彷徨的时代，青年不断摸索前行。

深重的民族危机孕育着革命的力量，民主成为革命的旗帜和革命的目标。瑟罗认为：“陈旧的、确立了的社会制度往往只是在出现了明显的失败之后才有可能去努力适应新环境。没有明显的失败，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思想是封闭的。失败打开了思想之窗，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行事。”[40]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民主理念的根本目的是破解民族危机、国家危机，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无论是民主的观念还是民主制度都带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痕迹。李大钊评价说现代生活处处带着民主的痕迹，沿着民主的轨迹，是民主的时代。“‘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民主思潮，全国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团体，推行自治，并促进了工商界、新闻界的民主结社运动。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以民主为精神支柱，并按民主原则来组建。”[41]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共产党的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为一部分先进青年所接受。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42]这种民主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独享的民主，而是以底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应有平等的权利。陈独秀指出：“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43]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实质性民主变革的时期，工农群众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青年是其先锋队。

青年要成为革命的先锋，需要具有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有学者认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冲淡了中国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中国人民主意识不足的原因。[44]一度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认为救亡中断了中国民主进程。事实上，中国青年的参与意识从产生的时刻起，就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特征。恰恰是民族危机深化了青年对民主的认识，民主不仅表现为个人权利，更侧重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呼吁先有“新青年”，后有新国家。“新青年”与“旧青年”的区别不在于年龄，陈独秀认为在于“新青年”有健壮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45]。“青春中国”的再生只能寄希望于“新青年”对国家的精神改造和物质改造。青年要反抗家族本位的宗法制度及封建伦理规范的压制，更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唤醒工农群众，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正如陈独秀所言，青年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46]。在社会黑暗、人民痛苦的时代，青年怎能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光明？李大钊质问青年：“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47]在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危急时刻，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没有冲突，中国青年既有坚持抗战的一般任务，还有争取自身利益的特殊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48]严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青年的参与意识，赋予青年改造社会、再造中国的历史重任。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青年就不可能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没有参与意识、甘于做奴隶的青年无法成为革命的先锋。

二 意识形态对立影响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特征

青年是中国民主启蒙、民主革命、民主建设的先锋，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青年都是不同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近代中国，不同的政治势力都试图掌握中国的命运，他们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开出了不同的“药方”，组建政治团体吸引青年。“五四运动”后，信奉不同理论和思想的政治团体蓬勃发展，如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奋斗社，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互助团，信奉民主主义的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政治团体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有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体现了利益的分化和理想的分歧，这些争论和分歧不可避免地对青年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产生影响。其中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建国主张严重对立，他们对青年的争夺也最为激烈。青年因接受不同的思想而选择不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道路，使这一时期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呈现复杂而又冲突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党认识到青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培养、教育青年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1929年毛泽东指出：“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49]除了宣传发动，共产党在党、政、军内部始终坚持贯彻民主原则，在民主实践中培养青年的参与意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方面，为了实现民主而领导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在党内、军队中、革命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的斗争时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50]井冈山时期的县、区、乡各级成立工农兵代表会，采用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建立民众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把争取民主作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并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把青年团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这一组织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进行生产运动等。除了青年团之外，共产党还领导青年在革命根据地建立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团结、领导青年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人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多次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51]。共产党人对民主的追求始终如一，要在中国建立保障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民主观念教育引导青年，组织青年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奋斗。

国民党同样看到青年在社会进化、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统治区内镇压进步青年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加大对青年的拉拢力度。国民党宣扬改良主义，把人民生活困苦归咎于共产党领导的“过火”的工农运动，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国民党在国统区进行反共教育，修改课程教材，查禁进步书籍报刊，解散进步青年团体和组织，要求青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必要时动用政治、行政、法律、暗杀、绑架等手段控制青年的政治活动。“一二·九”运动、“五二○”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都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国统区许多青年爱国团体遭到迫害和解散，大批进步青年被逮捕、杀害，估计当时被囚禁的男女青年有一二十万人。[52]国民党在统治区域内公开争取青年，在敌占区秘密争取青年，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和周围区域内采用极秘密的特务性的方式争取青年。三青团组织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发展迅速，在几个主要的大中学中，都建立了三青团组织。“三青团多的学校中，几占全校学生之一半或三分之二”[53]。张朋园估计在数年之间，达140万人。[54]1938年6月，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了《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提出三青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施政治训练。“青年皆须接受政治训练，使人人具备建设三民主义国家所需之政治素养，及行使四权与实施地方自治等重要职能；并须熟悉民权初步，了解管理组织与领导群众之必要方法”[55]。国民党追求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在实践中“假民主、真独裁”，为国人所诟病。国民党对青年一手打，一手拉，多年的反共教育对青年政治、思想和生活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青年对共产党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

不同政党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对青年展开激烈的争夺，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不仅具有性质的区别，还有复杂性和曲折性等特性。

首先，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方向上存在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区别。

青年参与意识的发展始终围绕中国朝何处去的历史课题，演化出不同路线、不同立场的尖锐对立。不同的政党希望在中国建立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他们争夺青年为了不同的民主理想而奋斗。不同类型的民主在性质上有进步与落后的区分，由此决定了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方向上有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区别。列宁认为：“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与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56]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57]围绕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各种思潮和学派展开对青年的激烈争夺，在这场争夺思想领导权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最后赢得了青年的支持。

其次，青年参与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摇性。

青年天然的弱点是缺乏社会经验，他们对民主充满了憧憬但缺乏现实的论证，有时把尚未认识清楚的错误的东西当作真理，容易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而充满激情。在国家危亡之际，有的青年奋起，有的青年沉沦，也有的青年观望、等待，看不清前方道路时的踟蹰和苦闷是当时多数青年的感受。当时居主流的民主思想是西方式议院、选举、个人权利等，清流空谈或是革命改良，纷乱杂陈。精英的分化使民主思想庞杂难辨，不同的政治势力对青年灌输不同的民主思想，青年对民主的认识、对民主的评价、对民主的情感都在发生着分化、融合，充满复杂性和动摇性。毛泽东在其自传中回忆1917年自己的思想，他坦言：“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58]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同的青年团体之间因为政见不同，其隔膜与对立日深。刘光指出：“大后方青年和青年团体之间的隔膜和对立，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切手段如谩骂、造谣、刺探、暗算、破坏、出卖等无所不用，每个有良知的青年，都要去挽回这不幸的危机。”[59]

三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方向

建立一个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国家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提出：“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60]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代表人心所向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全面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始。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既表明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保障了民主的彻底性。为了保障人民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共产党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再由人大产生一府两院，一府两院必须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样最终形成由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当家做主的政体形式。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也提高了国家的管理效率。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超越单纯的选举，不仅有选举，还有协商、评议等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有效形式。1954年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指出，政协的任务包括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61]为了方便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参政议政，党和政府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民主形式，诸如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协商座谈会等。“从1950年4月到1956年8月，共召开了55次双周座谈会、13次协商座谈会”[62]。新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断发展，出现了网络参政、议政、质询、听证、评议等方式。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不断扩大，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家庭生活等领域。政治上人人平等，广大人民享有广泛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各项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上通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人民获得了生产资料，成为平等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社会生活方面，新中国致力于实现家庭生活中的民主，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彻底消除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束缚，尤其是对女性的束缚。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获得真正的、完整的民主权利，同时人民也积极行使权利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在全国县乡选举中，选民参选率1953年为85.88%，1981年为95.82%，1993年为93.58%，1999年全国第七次县乡选举，参选率最低的省份为87.85%，最高的省份为97.05%”[63]。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决定了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方向。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的真实内容”[64]。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政党和国家机器会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为了促进阶级的消灭而创造条件。他特别指出：“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65]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长远方向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民主权利的实现。在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下，必须保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把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青年要有对权力建构和权利行使的正确态度，要坚定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信心，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不迷失方向。青年要意识到自己在国家民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的保障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管理、监督政府的运作，最大限度调动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民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