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旅游发展型村庄：党村[1]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 研究缘起

党村位于韩城市，已有近700年的历史，西南距韩城新城区约为9公里，东北距韩城市约为10公里，东距黄河约为3.5 公里。坐落在东西走向的泌水河谷北侧处的一个葫芦形川道中，因而俗称“党圪崂”[2]。村中有党、贾两大姓，其中党姓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贾姓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剩余10%为杂姓。村落的形态由从历史走来的“下村上寨结构的古民居”和新时代下的“新村”组成。古民居中保存有元、明、清三代的建筑。目前，全村共有320户，1400余人，村民主要靠就近打工和种植传统农作物为生，少数从事旅游业。

党村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村，以其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及其村内独具特色的建筑而闻名于世，自20世纪80年代被中日联合调查团推之于世后，多年来一直是建筑学界的学术宝地。党村除了民居具有极高的建筑学价值外，其还有着极高的社会学价值，作为具有将近700年历史的名村，梳理其历史及发展历程，了解其发展现状及正在经历的转型与变迁，并尝试研究其发展趋势，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社会田野调查之地，所以我们在此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村民进行访谈和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我们试图梳理清楚党村的起源与历史变迁、党贾两姓的关系及宗族与村政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对党村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同时探究党村的经济发展史及如今的发展现状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力图提出建议与对策，同时我们也将对党村从新村到老村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了解其空间格局的改变和文化的变迁，并找出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力图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 文献回顾

（一）有关古村落旅游研究

国外对古村落的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学术界于20世纪90年代才展开对古村落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建筑规划、艺术设计、聚落形态、公共管理、景观展示、地域特征、经营模式、旅游等诸多方面来展开研究，涵盖了建筑学、旅游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笔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国内外有关古村落旅游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以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

以古村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将古村落看作一个整体，主要包括古村落旅游资源、古村落旅游开发、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古村落相关利益主体等方面的研究。SK.Nepal（2008）以尼泊尔安纳普尔地区（Annapurna）古村落旅游发展为例，根据当地情况提出，要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减少能源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性，同时提出要协调好旅游开发与整个区域的发展关系，统筹发展。朱松节（2014）分析了苏州市古村落概况及其保护与开发的现状，结合“美丽中国”视角，将“美丽中国”的理论要求与苏州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实践结合起来，就苏州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了具体思考。于吉京、邹宏霞（2010）通过对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经营模式变化的调查，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营主体变动频繁、社区参与机制不畅等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伍先福（2010）对参与古村落保护开发的多个利益主体进行了界定和识别，分别确立了合法利益主体和核心利益主体的主要构成，并简要谈论了利益主体的动态管理过程。

2.以古村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

以古村落游客为对象的研究大多是从游客体验角度研究如何开发古村落旅游业。程乾、付俊（2010）从游客感知的角度定量评价了浙江古村落的旅游资源价值，更客观地反映了古村落旅游资源的现状，为古村落旅游资源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王帆等（2009）尝试从游客体验角度设计古村落旅游景观的展示内容和展示方式，用实证方法和定量方法扩充对旅游体验和古村落旅游景观展示的理解，为游客的旅游决策和古村落管理部门的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3.以古村落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目前以古村落居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古村落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社区参与研究等。Paul F.Wilkison（1995）运用印度尼西亚庞岸达兰地区（Pangandaran）旅游开展的例子，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旅游发展对不同性别的工作、教育程度等的影响，提出旅游的发展对古村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社会阶层变化而发生变化。卢松（2008）等在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遗产皖南古村落居民感知情况的问卷调查，将该地居民分为热爱者等五种类型，并认为我国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感知开始从狂热支持转变为理性看待。雷海燕等（2007）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对古村落旅游形象进行研究，建立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社区参与模式，并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党村为例，分析了该模式的具体运用。

总结以上国内外关于古村落旅游发展的研究，可以发现多数研究主要是利用个案进行分析，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研究方法也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国内的研究存在地域性，主要集中于皖南等南方地区，缺乏对北方古村落的研究，且研究深度不够。

（二）有关城镇化与古村落的研究

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新名词是近几年国家提出的建设目标，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百姓确实从中受益，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快速城镇化与古村落保护产生矛盾，引起学者关注。目前关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落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是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等，比较宽泛、表面，缺乏具体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汪长根等（2014）在其《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古镇古村落保护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新型城镇化与古镇古村落的保护是一个既矛盾又要统一的大问题，也是非解决不可的大事情。丁智才（2014）认为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三）有关党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坐落于中国北方的党村因日本九州大学青木正夫教授所做的《党村》一书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学者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学科，关于党村旅游的研究，主要包括旅游发展方式、古村落的游客体验、旅游对村落的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社区参与等方面。如乔欢（2014）以党村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党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现状，分析出党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党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机制和对策，以期对其他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导。王帆（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因子分析、配对T检验等多种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得出游客对古村落旅游景观重视程度的评价与实际表现在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游客体验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游玩动机等存在相关关系。王帆、赵振斌（2007）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涵化理论和社会学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旅游影响下的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深层次原因后得出，受旅游业发展影响，古村落居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其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是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在此基础上，其为古村落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文化目标提出了有效的监控措施。李卫华、赵振斌、李艳花（2006）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深入分析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此的感知差异，结果显示，居民认为旅游对其生产、生活影响的积极性大于消极性，并且会因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知。雷海燕（2008）在对党村旅游发展、社区旅游发展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党村社区参与的外部差异性（社区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和内部差异性（社区内部由人口统计学和其他社会因素引起的差异），总结了在这种内外差异的影响下，党村社区参与旅游的层次、类型、阶段、模式、障碍，提出了今后提升社区参与层次和水平的对策建议。

总之，目前关于党村旅游方面的研究主题多样，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多是研究党村旅游的某一方面，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较少，在关于党村旅游发展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中，多数仅停留在表面而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且只针对当时的情况，缺乏时效性和研究的延续性。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党村旅游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党村旅游管理的主体和方式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党村旅游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不同，之前的有关党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已经失去时效性。

三 主要内容

对于党村的调研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分别为党村的历史变革以及从老村到新村村落空间格局的演变、城镇化进程中党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和游客体验视角下的古村落旅游业的发展。

（一）党村的历史变迁

党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其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及其村内独具特色的建筑而闻名于世，自20世纪80年代被中日联合调查团推之于世后，多年来一直是建筑学界的学术宝地。除了党村建筑具有极高的建筑学价值之外，党村也是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古村落，极具社会学研究价值。

党村主要由党氏三支族和贾姓一支族组成，是一个典型的由同族姻亲聚居而成的集中式村落，人口密度很高。从元末党姓建村至明初贾姓加入，两姓和睦相处，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这600余年，无论是在村庄居民建筑、公共设施、经济收入等物质层面，还是在耕读文化、商业文化等精神层面，党村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党村的发展至今一共有五个阶段。同时，党村中党贾两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具有三个演变阶段。

在村落格局的演变方面，党村的居民从1984年开始迁移到新村，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不仅仅是从老村到新村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更多则是体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迁上。村落格局发生变化的原因大致为：人口增多，居住空间不足；老村“景点化”，居民生活不便；村民思想观念转变等。与此同时，从老村到新村的搬迁也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二）古村落经济转型——旅游业的发展

从耕读并重到农商并举，再到经商致富，党村的商业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阶段。至清末，由于河南生意的日渐衰败，加之时局动荡，党、贾两姓的商号纷纷歇号停业，党村的商业神话至此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党村的发展与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以农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农民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外出打工的浪潮中，党村绝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随着旅游业的开发，旅游也逐渐成为党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党村的旅游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86年到1989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联合组团到韩城市党村进行了两次深入细致的调查。1991年，由该团日方团长青木正夫教授执笔用日文写成的《党村》一书问世，中日两国有关的建筑专家也编写了《党村——中国北方传统的农村集落》和《韩城村寨与党村民居》，标志着党村重新被发现。伴随着党村古民居的发现，中日两国专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宣读了考察党村的文章后，引起国内外更多专家来党村考察。党村由“无名”到“有名”，旅游业以此为契机开始起步，这是党村旅游业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2012年村委会自主发展时期，旅游业从“无”到“有”，发展缓慢。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今，市政府接管党村，旅游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同时，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党村旅游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古建筑修缮力度不足，村民旅游经营活动参与度低，配套设施利用率低，设施不完善，景点工作和复原力度不足，管理效率低下等。

（三）游客体验视角下的党村旅游业发展

党村被当代各国建筑学家称赞如“世界建筑在中国，中国民居在韩城”“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作为陕西省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典型代表，党村凝聚着关中地区的民居特色。1992年5月党村正式对游客开放，此后古村落旅游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整个党村的经济发展，村民收入和以前相比增幅并不大，旅游景点以及景点内基础设施和20年前相比毫无变化，参与旅游事业（农家乐、商店、小吃摊、文化特色产品店等）的村民也很少，党村旅游业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

党村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不能满足旅游者旅游活动中的基本需求。其次，党村旅游资源产权不清晰，形式上的所有权多头性与事实上所有者的缺位并存。最后，对旅游资源保护也相对不力，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来源。目前，党村旅游开发保护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文物保护部门拨款，二是旅游收入。这也使得党村的旅游开发、居民生活与旅游资源保护三者存在矛盾。

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的旅游经历日益丰富，旅游消费观念也日益成熟。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由传统的观光向追求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转变，旅游经营者的中心任务由单纯提供旅游产品与服务向为游客塑造难以忘怀的旅游体验转变（San，2008）。旅游究其本质就是游客寻求异于日常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能够满足游客愉悦、寻求刺激、好奇、求知和审美等心理需要的体验剧场（龙江智，2005）。党村因其独特的建筑风貌、特有的古韵氛围和文化积淀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然而多年来党村的旅游发展一直不佳，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游客的体验和感受。

同时，党村旅游发展出现了几个困境：党村古民居建筑群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同时又是村民世代居住的家园，这是它的独特之处，也是其发展旅游业的困境之一，这使得村落“空心化”严重，村民参与度低；游览项目少，内容贫乏；景区没有充分展示特色民俗，缺乏“灵魂”；景区知名度小，客流量有限；古建筑保护力度不足，而古民居建筑群是整个景区的核心，其中部分却损坏严重，保护古建筑是党村旅游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景区中，部分建筑物已经因为年久失修而坍塌，部分已被修缮的建筑物也不尽如人意。

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来更加深入地了解党村的历史变迁，古村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作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游客如何看待党村的旅游发展，在变迁和发展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建议与对策，使具有近700年历史的党村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四 研究方法

由于党村旅游业受假期影响较大，淡季、旺季十分明显，而此次调查以游客为调查对象，因此选在了旅游旺季，即游客较多的时候进行。研究小组分别于2014年8月和10月针对党村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两次调研，并以游客为对象展开了问卷调查。共发放22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15份，有效率为97.7%。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我们分析了党村旅游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阐述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以便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党村古村落的旅游资源，促进其发展，同时为其他古村落发展提供借鉴。

通过对村民进行访谈和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我们试图对党村的起源与历史变迁、党贾两姓的关系及宗族与村政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尝试对党村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解读，探究党村的经济发展史及其发展现状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对策与建议。同时，笔者也采用横剖研究与纵贯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先是对处在某一个时间点的党村的社会状况进行全面的解读，然后将不同时间点的解读贯穿起来以对党村从老村到新村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了解其空间格局的改变和文化的变迁，最后借助因果分析的方法寻求变迁的根源所在，借助功能分析的方法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此尝试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

对于写作手法，李培林在其著作《村落的终结》里把写作手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手法，他称之为“文本概括法”，即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练、条理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另外一种是林耀华老先生写作《金翼》的手法，李培林称之为“文学概括法”（李培林，2010：155～156）。这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它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而是把调查的一些零碎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小说。而本书在写作上则属于前者，笔者利用调研中得到的文献资料、数据资料和访谈记录等，对其进行细致加工，进而转化成精练的语言进行阐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