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浙江创新驱动迈向新常态

一 经济结构转变初现效果

2014年，一方面，虽然浙江传统产业投资已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投资对经济发展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改革释放的红利以及创新所蕴含的增长空间开始影响浙江经济发展态势。从新常态的视角看，浙江经济发展显现新的格局。

第一，经济增速稳中有升，就业吸纳能力增强，增加了经济下行区间的弹性。这是浙江经济新常态的最大底气。数据显示，2014年浙江全年生产总值超过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6%。同时，就业总体稳定，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07.43万人，比上年增长2.96%，失业率为2.96%，比上年下降0.05个百分点。[1]在促使就业表现平稳的因素中，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电商带来的仓储、物流、配送等相关就业显著。而且电商平台带来的市场扩容，一方面使外需持续不振而处于产能过剩压力中的制造业部门迎来喘息之机，另一方面给新近创业的各种小微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进而对这两类企业的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放慢，但科技投入和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2014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6.6%和9.9%，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47.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对GDP增长贡献率更是达到52.1%，显示出新常态下浙江经济结构更趋合理。发达经济体发展事实表明，约有2/3的GDP来自服务业的贡献，美国这一比例接近4/5。与此相比，浙江服务业仍相对落后，但是自2010年以来，服务业总量已经增加60%，增长速度超过第二产业。同时，2014年，浙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比上年增长8.4%，规模以上工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增长7.6%，全年R&D支出占GDP比重2.34%，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20%；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21.6%，增幅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5.2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29.2%，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

第三，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马力加大，需求结构发生积极变化。2014年，浙江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14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7%；实现网络零售额5642亿元，比上年增长47.6%；省内居民实现网络消费额3193亿元，增长41.2%。互联网对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正在产生颠覆性影响。“双11”仅“天猫”一家就创下571亿元成交额的奇迹。

第四，居民收入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2014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58元，同比增长9.7%，高于8.5%的财政收入增速和5.1%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第五，单位GDP能耗大幅下降。2014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6%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7%，八大高耗能行业单耗同比下降4.4%，其中石油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学纤维行业单耗下降较快，分别同比下降15.6%、8.2%、8.0%。

二 当前浙江经济发展的约束和风险

浙江经济今天面对的发展环境与30多年前相比已有所不同，外部竞争更加激烈，内部制约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多样。

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都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2014年经济增长2.2%，与2012年持平；日本二、三季度修正后的GDP按年率计算分别萎缩7.3%和1.9%，陷入“技术性衰退”，全年可能在1%左右；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零，全年0.8%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4.7%降至4.4%。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实施再工业化，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2008～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增长93%，达到2.3万亿美元；2013财年，日本上市企业在亚洲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2%，再创新高。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三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信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自2012年以来，全球GDP几乎维持3%左右的低速增长，经济的总体稳定帮助企业抵挡住了技术的冲击。然而，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数字革命的提速，使得技术引起的冲击在加剧微观经济变动的同时，也加大了宏观环境的波动幅度，迫使企业面临微观与宏观双重冲击。技术和信息经济呈现出来的新趋势，如数字技术呈指数级增长、云+网+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平台经济主导新商业生态、大数据的潜力得到加速释放、大众创新不断涌现、大规模协作走向主流、互联网经济体崛起、互联网跨界渗透、信息空间主导权争夺愈演愈烈、跨境经济重塑全球贸易格局[2]等正改变着产业发展、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原有格局。此外，企业还将面临更为传统的冲击，遭遇增长放缓和美元走强的压力。

从内部环境来看，浙江经济发展受到的约束和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突出。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坦率地说，近些年浙江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强调的增长动力的转换，用新旧动力“青黄不接”形容并不为过。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二是结构调整仍然不快，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小散企业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2005～2012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为26.4%，明显低于江苏（43.5%）、广东（40.9%）和上海（36.6%）。[3]包括轻工、纺织、食品在内的传统产业仍然是浙江有效供给的主体，电子、医药、专用设备、汽车等产业占比不到30%。同时，国内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家主导产业逐渐减少靠信贷驱动的投资之时，私人消费的扩张速度不足以冲抵投资下滑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消费仍有快速增长的巨大空间。”中国的私人消费仅占GDP总量的36%，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60%。[4]三是转型升级后续乏力。过去许多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模式，如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受到了抑制。经济下行压力使得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企业家信心不足，研发投入、人才引进不足的问题突出，致使技术创新的潜力难以短时激发。2013年，浙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为1881亿元，占工业投资的26.8%，而山东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投资高达6426.2亿元，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4.9%。高新园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数量和规模普遍偏少偏小，难以充分发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核心载体作用。截至2013年10月，全国国家高新区总数105家，广东、江苏、山东分别拥有9家、10家和9家，浙江仅4家，合计130多平方公里，还不如江苏苏州工业园区288平方公里的一半。

三 新常态下浙江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技术与制度基础

回顾过去35年，浙江每一次的挑战和“跨越”发展最后都伴随政策和制度的巨大变革，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浙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市场发育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领先一步，且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扩张极为迅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之后，随着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消除，浙江通过大规模的乡镇企业转制和“红帽子”企业的“正名”，使个体私营经济得以迅速扩张，民营企业规模进一步升级，专业市场和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当前浙江转型发展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优势。

毫无疑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持续不断的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极推进和落实，浙江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04～2014年，浙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18.4%，规模以上工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13.1%。R&D支出占GDP比重从2004年不到1%提高到2014年的2.34%，发明专利授权量则从2004年的785件增加到2014年的1.3万件。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达到19415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高出15.2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29.2%，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持续较快的全社会科技进步为浙江经济持续创新驱动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也为把经济下行、结构调整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然，对浙江转型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否提供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创造性的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激发更新、更有效率的创新活动，也可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并借此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增强长期发展的能力。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浙江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率先碰到了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浙江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把政策重心放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上，并紧紧围绕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加速演变的新机遇，决定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早在2003年，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八八战略”时，就把科教人才工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2006年，全省自主创新大会首次提出2020年建成创新型省份的战略目标；2009年，科技部等六部委将浙江省确定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首个试点省份；2012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了强化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科教人才强省的总体思路，之后省委第十三届二次全会把科技创新与改革开放作为现代化浙江建设的两大动力。

2014年以来，浙江积极推行转型升级组合拳，以“五水共治”倒逼小微企业环保升级，促转型升级；以“三改一拆”重塑企业空间格局，推动转型升级；以扩大有效投资支撑转型升级；以“四换三名”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以及培育名企、名品、名家来推动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以统筹城乡促进转型升级，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转型升级。浙江舍得拿出0.5个乃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推进改革创新，舍得拿速度去换取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