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京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现对其概念加以简要界定。

2.1.1 农民工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在其发表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一文中，主要使用“农民工”的称谓和概念，偶尔也使用其他称谓来代替，并从地域、职业和阶层三个角度界定“流动民工”的概念。“流动民工”是指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较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流向其他收入职业阶层等人员。但是，如此界定的“流动民工”并未包含那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务工者（李培林，1996：42～58）。

2.1.2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对应。学者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并从出生年代、年龄、教育、务农经历、外出动机方面同“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进行比较，认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同”。参考已有研究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我们将其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仍然保留农村户籍但是不具有城市户口；大部分时间脱离农业生产，主要在城镇务工经商以赚取工资性收入（王宗萍、段成荣，2010：40）。该群体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尽管该群体已经脱离农村耕作，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打工收入，但因其户籍属地仍是农村，因此尚不能摆脱“农民工”这一标签。

具体到本调查数据，研究对象是指1980年1月1日之后出生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来到城市打工、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女性或男性群体。

2.1.3 女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兼具的妻子、母亲、女性、移民、农民工这几种身份使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和农民工处于不利地位。女性农民工同时兼具女性身份与移民身份，尽管女性和移民在劳动力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两者在经济上仍处于弱势。由于男女在社会中的分工不同，女性在社会中往往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吴小英，2002）。女性是性别，是先天存在、相对固定、无法更改的事实，正如从夫居的传统使得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中的外来者一样，对于迁入地而言，移民是外来者，她们在迁入地与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人保持一定距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低端、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寻职。女性地位较低的特点不仅限制她们受教育和参加培训的机会，而且也妨碍其工作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在一般“外部”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在产业部门和组织内部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都是这样（Kats，1982：661）。

另一方面，女性具有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及生命发展历程。精神分析学的客体和关系分析理论表明，人格在两性中是存在差异的。男性和女性在生命的早期形成不同的自我概念和个人属性，这种属性会影响男性与女性后天的人际交往模式。女性更加倾向于关注自我的外部评价，倾向于有更多的关系，更注意并且关心周围人的感情和需要，包括取悦他人和被他人喜欢的愿望，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周围的人纠缠在一起。而男人倾向于独立和个人化，他们的自我界限分明，与其他人判然分开（转引杨美惠，2012：75），男性更可能把重点放在工具性目标上。

具体来说，在情感方面，女性天生感情丰富、敏感多情，她们的感情比男性更深刻、细腻，因此导致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情感依赖。也就是说，女性往往对他人的需求更加敏感，通常会做出自我牺牲以适应他人。在压力方面，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敏感或者更加脆弱。有调查表明，女性职业群体的工作压力比男性大（尚莉等，2008）。而这种压力上的性别差异往往被认为与社会角色有关，即压力要么与女性占据的不同角色有关，要么与角色分配的相关规范或社会期望有关（Turner，1999：361）。女性从事的家庭主妇角色被看作一个低声望、低回报的角色，相比之下，在家庭以外从事的工作似乎有更多的权利、声望、经济回报、角色认同以及满足感（Turner，1999：361）。在人际关系方面，女性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强调并表现她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容易进行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对于人际网络中的困难反应比男性更加明显。研究者还发现，女性更多地受到发生在配偶、孩子、朋友身上负面生活事件的影响，而男性受这些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事件的影响则相对小得多（Turner，1999：362-370）。